野生与栽培中药材品质对比的研究进展与相关建议

野生与栽培中药材品质对比的研究进展与相关建议

王亚鹏 袁长胜 钱锦秀 王艺涵 刘燕萌 刘云翔 南铁贵 康利平 詹志来 郭兰萍 黄璐琦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道地药材品质保障与资源持续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

中药材是中医药防病治病的物质基础，是中成药、中药饮片等的重要原料。中药材质量直接关系着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危。202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中国药典》）收载的中药材和饮片计616种，其中植物类中药材499种，动物类中药材43种、矿物类中药材25种、菌类药材8种，炮制品及其他药材41种[1]。植物类中药材作为中药材的构成主体，根据其生长模式的不同，可分为野生品与栽培品。我国中药材的栽培历史悠久，且随时代发展栽培记录逐步增加，如西汉时对西域药材红花、胡麻仁、安石榴、胡荽等进行引种，北魏《齐民要术》记载了地黄、红花、吴茱萸等药材种植方法，隋唐时设立主药、药园师等官职管理官营药园，唐代《千金翼方》收载19种中药材种植方法，明代《本草纲目》收载130余种中药材种植方法等[2,3,4]，但整体而言，我国古代栽培中药材品种少、规模小、产量少、占比低，临床应用以野生中药材为主体。同时古代医家已观察到野生转为栽培后中药材品质存在差异的现象，并提出栀子、芍药、桃仁、白术等中药材应以野生品入药用的观点，如宋代《本草图经》[5]载：“栀子……南方人竞种以售利……入药者山栀子，方书所谓越桃也。皮薄而圆小，刻房七棱至九棱为佳。其大而长者，乃作染色。又谓之伏尸栀子，不堪入药用。”《本草别说》[6]载：“芍药……今世所用者，多是人家种植。欲其花叶肥大，必加粪壤……药家见其肥大而不知香味绝不佳，故入药不可责其效。今考，用宜根据《本经》所说，川谷丘陵有生者为胜尔。”明代《本草纲目》[7]载：“桃品甚多，易于栽种，且早结实……惟山中毛桃，即尔雅所谓褫桃者，小而多毛，核粘味恶。其仁充满多脂，可入药用，盖外不足者内有余也。”清代《本草纲目拾遗》[8]载白术：“产徽州者皆种术，俗称粪术。乃粪力浇灌大者，肥而无鹤颈……台术虽种而不用粪，故不肥大，服之不胀。倘野术难得，此为稳。”可见古代医家以临床疗效为评价指标，发现药材经栽培后性状气味发生变化，疗效下降，甚至出现临床不良反应。野生来源中药材是我国历代医家临床用药的主体，通常受到干旱/洪涝、高温/严寒、盐碱、重金属、昆虫及野生动物伤害等多种逆境胁迫的影响，存在生长年限长、次生代谢产物积累丰富、疗效较强等特点。历代本草所载优质中药材的产地、性状、品质优劣、疗效、用法用量等内容均是以野生中药材为基准的。因此，中医药学理论正是在数千年的野生中药材人用历史经验及其量效关系探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中药材需求量不断增加，野生中药材资源储量不断下降，中药材开始了广泛引种驯化，栽培规模不断壮大，截止2020年，中药材种植面积已超8 000万亩（1亩≈666.67 m2)[9]，临床常用植物来源中药材基本实现人工栽培，中药材市场流通以栽培品为主。药材栽培为满足临床用药所需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我国中药材栽培主要借鉴农作物的栽培管理模式，存在高密度速生种植、大水大肥、大量使用农药甚至植物生长调节剂等过分追求产量的行为[10]，使得栽培中药材发生了显著的外观性状与气味变异，如传统总结的防风“蚯蚓头、凤眼圈”、赤芍“糟皮粉碴”、黄芪“肉白心黄”、白术“凤头鹤颈”、党参“狮子盘头”在栽培药材上难以见到[11,12,13]，而表型变化的同时提示中药材内在质量的变化，引发了业界对于栽培中药材品质的担忧[14,15]。因性状差异较大，2020年版《中国药典》已在丹参、党参、银柴胡等部分品种项下分列出野生品与栽培品。可见中药材的人工生产应探索自身规律，不可盲目照搬农作物方法，一味追求产量极易导致药效降低[16]。在未对野生与栽培中药材进行品质一致性评价的情况下，使用栽培品代替野生品可能会改变中药材原有的量效关系并给临床应用带来风险。开展野生与栽培中药材对比工作，找到两者间的品质差异、产生原因及由此带来的临床疗效变化，对探索中药材野生品与栽培品替代使用具有积极意义，也是引导栽培中药材高质量发展，保证人民群众用药安全的重要科学探索。

自20世纪50年代中药材广泛引种至今，我国学者对野生与栽培中药材品质差异已开展了大量工作，涉及性状、显微结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遗传多样性等不同层面的对比研究，且随着科技发展，采用的对比分析技术日新月异。然而，由于中药材品种繁多，不同中药材驯化栽培的进度不一，使得相关研究的进度和深度参差不齐，至今尚未见有此类研究的系统报道。因此，有必要对近70年来我国野生与栽培中药材品质差异对比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及系统总结，发现以往研究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为野生与栽培中药材品质一致性评价提供参考。

1 野生与栽培中药材在性状、显微结构等方面的差异

中药材外观性状与组织显微构造可直观反映药材特征，且简单易操作，自20世纪50年代起便用于野生与栽培中药材的差异比较，至今也仍被广泛应用[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

1.1 性状差异

植物类中药材常根据其入药部位不同划分为根及根茎类、茎叶类、花及果实种子类、皮类、全草类等多个类别，其中根及根茎类药材占比最大。野生根及根茎类中药材多见形态扭曲、主根粗细不一、颜色深、表皮粗糙、质地空泡、断面纤维性强、气味强烈或独特等特征，部分深根系野生药材尚存在根茎处层纹或主根纵皱纹明显、栓皮多且易剥脱、枯心现象严重等特征，而栽培根及根茎类中药材则多见形态规整、主根膨大、侧根及须根多、颜色浅、表皮光滑、质地坚实、断面粉性强、气淡味甜等特征。野生与栽培中药材的性状差异与生长环境、生长年限密切相关，其中野生品生长过程中存在更多的生物及非生物胁迫效应，外界胁迫导致的一定程度逆境效应是野生中药材存在性状特异性的主要原因：盐胁迫、干旱胁迫导致植物生长缓慢，栓皮层增厚以减少失水，木质部导管数量增多便于地上及地下部分水分分配，且盐胁迫及干旱胁迫带来的细胞壁崩溃[58]及根皱缩使植物根的韧皮部出现空腔，根毛受损，主根向下生长以便吸收水分，最终造成野生中药材根细长、质地空泡、纤维性强的特征，如野生防风[24]、野生羌活[57]等质地空泡且断面纤维性极强与其干旱胁迫存在一定关系；土壤压力胁迫导致野生中药材根系形态多变、扭曲程度高、断面纤维性强，山石夹缝所产根类中药材扭曲及纤维性尤为明显，如野生人参[18,19]、野生秦艽[30,31,32]、野生丹参[33,34,35]等山地或山林中药材根部形态差异及主根扭曲程度均高于栽培品；机械损伤及病虫害胁迫导致植物存在虫洞、畸形等特征；相对较长的生长年限尚会造成野生品根部直径较粗、表皮粗糙且颜色更深的特性，如野生防风[24]、野生黄芩[27]、野生北柴胡[40]等；逆境效应及生长年限共同影响会导致野生品次生代谢产物含量或比例变化，进而使野生中药材具有强烈或独特的气味。相较而言，栽培品种植于人为营造的适宜生长环境中，盐、干旱、土壤压力、病虫害等胁迫强度均弱于野生品，且由于水肥使用量大、土壤疏松、生态位竞争弱等因素造成植物初生代谢旺盛，蔗糖、淀粉等初生代谢产物大量积累，呈现主根膨大、大小均匀、质地坚实、断面平坦且纤维性弱、粉性增加等特征，而较短的生长年限及较弱的逆境效应导致栽培中药材表皮细腻、多数无栓皮、气味淡或弱。上述特征可见于多数根及根茎类药材的野生品与栽培品比较，如人参[17,18,19]、防风[21,22,23,24,25,26]、黄芩[27,28,29]、秦艽[30,31,32]、赤芍[43,44]、葛根[50]等中药材。对于茎叶及全草等地上部分入药的中药材，栽培品生长情况通常较野生品旺盛，株高、叶片数量及厚度、茎分支数等与野生品持平或高于野生品，如南大青叶[53]、夏枯草[54]、岩黄连[59]等。花及果实种子类药材的野生品与栽培品性状对比报道较少。此外，野生与栽培中药材性状对比的数字化研究相对缺乏，多数性状对比研究存在一定主观性，如药材外观差异、气味差异、粉性强弱、纤维性强弱等多依靠研究人员主观文字描述与评价，缺乏数据量化指标。人工智能（AI）辅助性状识别、药材颜色模型判别、电子舌、电子鼻、纤维素及淀粉含量测定等现代研究技术与指标在野生与栽培中药材性状对比中应用不足，应加强野生与栽培中药材性状对比的数字化研究程度，并与内在成分及药效进行关联分析，以准确量化评估野生品与栽培品的性状差异。

1.2 显微结构差异

野生与栽培中药材的显微结构差异与其性状差异多数具有对应关系。对应于野生根及根茎类药材增厚的栓皮层、更强的纤维性及较疏松的质地，其切面的组织通常具有更多的木栓细胞、韧皮纤维细胞、木纤维细胞，导管直径更大且数量更多，野生品韧皮部裂隙通常较栽培品更多且形成层更加明显，如防风[22,23,24,25,26]、黄芩[27,28,29]、秦艽[30,31,32]、丹参[33,34,35]、赤芍[43,44]、葛根[50]等。野生中药材纤维细胞的增多及韧皮部裂隙的增大，通常与干旱胁迫及土壤压力胁迫有关，干旱胁迫下的植物为吸收更多的水分，其表皮生长速度高于韧皮部细胞分生速度，导致韧皮部纤维细胞呈菊花状分生，从而形成空腔，而土壤压力胁迫使植物增加纤维素合成，以增强根系的支撑能力。栽培中药材因人为提供的水及养分充足，韧皮部分生速度高于或持平于表皮分生速度，呈现韧皮部细胞紧实且表皮细胞木栓化弱的现象。此外，尚有学者指出野生中药材根中导管的排列方式与栽培方式及生长年限有关，如野生黄芩木质部导管均为切向排列，而3～4年及以上栽培黄芩导管呈切向排列，其余呈径向及团状排列[27,28]。且栽培根及根茎类中药材通常含有更多的淀粉粒，部分栽培品药材含有较多或较少的草酸钙晶体，但栽培品所含油室或分泌道通常少于野生品，如黄芩[29]、贝母[36,37,38,39]、赤芍[44]、射干[48]、葛根[50]等。植物根中导管排列方式、淀粉粒数目、草酸钙晶体及油室数目均提示栽培品与野生品在初生、次生代谢比例方面存在差异，其中导管排列方式受到植物次生生长的影响，与生长年限直接相关；淀粉粒、油室作为植物光合作用产物及营养物质的贮藏形式，草酸钙为植物酸碱平衡产物，均提示栽培品的光合作用强度及初生代谢产物含量高于野生品。

由野生与栽培中药材的性状与显微结构对比研究可知，野生中药材受环境胁迫所产生的逆境效应更强，在外观形态、质地性质、断面特征、气味特征及显微结构、内含物组成及数目等方面均与栽培品存在不同。从我国传统生药学性状评价的角度来说，野生中药材性状特征通常优于栽培品，而栽培中药材存在植物生长代谢旺盛、淀粉及蔗糖等初生代谢含量增加等现象，进而呈现根部粗大、味甜、质重坚实等特点。栽培品初生与次生代谢产物比例的变化易对药效造成潜在影响，甚至引发不良反应，应进一步分析野生品与栽培品性状、显微结构差异的物质基础及分子机制，同时对其所致的药效变化进行深入研究，以更好地提升栽培中药材的品质。野生与栽培中药材性状显微结构差异对比信息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

2 野生与栽培中药材在化学成分方面的差异

近40年来，分析化学仪器得到快速发展与应用，使得单一或多个指标成分的含量成为中药材品质评价的重要指标，相较传统品质评价方法客观准确性有所提升，可以用于表征中药材所含次生代谢产物含量。在野生与栽培中药材品质差异对比研究中，指标性成分含量的比较占据主要地位。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中药所含成分复杂，不同成分在中药临床疗效中的贡献尚不清晰，因此仅靠若干个代表性成分的含量不能反映中药材整体药效活性的强弱。

2.1 在具体化合物含量上的差异

植物类中药材含有丰富的次生代谢产物，多种化合物共同发挥疗效，但受限于大部分化合物含量较低，历版《中国药典》含量测定项通常选取1～2个含量相对较高或结构具有代表性的化合物进行测定，以间接表征中药材药效物质的含量。在野生与栽培中药材的品质评价研究中，多数研究者也遵循这一原则对中药材进行指标成分含量测定，发现部分中药材的野生品中指标成分含量高于栽培品，如野生防风中升麻苷、升麻素、5-O-甲基维斯阿米醇苷、亥茅酚苷等含量高于1年生、多年生、秧播、直播、仿野生等栽培防风，且栽培品中上述4个化合物的含量随生长年限及仿野生程度的增加而增加[22]；野生雷公藤中雷公藤内酯醇含量高于栽培品，且与生长年限成正比，与生长海拔成反比[69]；野生甘草中甘草酸含量高于栽培甘草，甘草苷含量与栽培甘草相近，且二者含量与甘草产地有较大关联[70]；野生芍药中芍药苷和儿茶素在不同加工方式下均高于栽培品[71]；野生何首乌中二苯乙烯苷含量[72,73,74]、野生天麻中天麻素含量[75]、野生草珊瑚中异嗪皮啶含量[76]、野生大黄中番泻苷及蒽醌类化合物的含量[77,78]均高于栽培品。亦有部分中药材存在栽培品中指标成分含量高于野生品的情况，如地骨皮中香草酸的含量虽与产地密切相关，但栽培品含量均高于野生品[79,80,81,82,83,84,85]；栽培山茱萸中马钱苷、莫诺苷的含量[86]和栽培益母草中水苏碱的含量[87]均高于野生品；部分中药材指标性成分的含量相差不大或野生品、栽培品中各有高低，如王智民课题组报道苦参野生品与栽培品中10种黄酮及氧化苦参碱、氧化槐果碱、苦参碱的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槐定碱在野生品中含量更高，而槐果碱、N-甲基野靛碱则在栽培品中含量高[88,89]。黄芪中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毛蕊异黄酮、芒柄花苷、黄芪皂苷（Ⅰ、Ⅱ、Ⅲ、Ⅳ）等亦在野生品与栽培品中含量各有高低，且受样品来源影响在不同报道中存在差异[90,91]。同时，有学者报道了化学成分在植物不同部位的分布差异，如粗毛淫羊藿中的淫羊藿苷含量，其在野生品不同部位的排序为须根>叶片>根状茎>地上茎，而在栽培品中的排序则为叶片>须根>根状茎>地上茎[92]。可见指标性成分含量差异与选取的研究对象直接相关，这些含量的高低变化与品质之间的关联尚缺乏深入研究。此外，中药材野生品与栽培品的指标成分含量测定结果容易受到药材产地、生长年限、生物重复数量、检测指标个数等的影响，因而可能会在同一药材中出现相互矛盾的结果。如前胡野生品与栽培品中白花前胡甲素、白花前胡丁素、白花前胡素E等的含量在不同报道中存在差异，王维等[93]研究认为野生与栽培前胡中上述化合物含量接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聂小忠等[94]则报道这些成分在栽培前胡中的含量高于野生品；梁卫青等[95]又报道野生品含量高于栽培品。李成义等[96]报道红芪中毛蕊异黄酮、芒柄花素含量为野生品高于栽培品，而王燕[97]则报道野生品与栽培品中这2个成分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选取代表性成分的含量作为中药材合格与否的评判具有客观易量化的优点，但目前大部分指标与药材品质的关联性缺乏深入研究，难以表征药材品质优劣，甚至受所选指标化合物的影响，出现与传统性状优劣评价结果相反的情况。目前，我国栽培中药材存在种源多、产区多、模式多的情况，其指标性成分含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以少数化合物含量衡量野生与栽培中药材品质优劣不足以表征二者的整体品质差异，且因多因素干扰而时常出现互相矛盾的结论。建议在比较野生与栽培中药材指标性成分含量时扩大取样来源，并明确栽培中药材品种、产地、种植方法等信息，以便对其表征发现的化合物含量高低进行原因分析。

2.2 在类别组分含量上的差异

中药材次生代谢产物种类繁多，以单一化合物含量表征野生与栽培中药材差异存在明显不足，而以结构类型或性质类似的几类组分的总量来表征中药材品质差异，更符合中药多成分、多途径、多靶点发挥疗效的特点，也更符合中医药的传统应用理论。中药材品质评价中常用的结构类型包括总皂苷、总黄酮、总生物碱、总多糖等次生代谢产物，化学性质类别组分评价指标主要有水溶性浸出物、醇溶性浸出物、总挥发油等，均多见于野生与栽培中药材品质对比研究中。

总皂苷、总黄酮、总生物碱、总多糖、浸出物等指标，通常在不同中药材中存在差异，野生中药材受环境及生长年限影响，一般在组分及醇溶性浸出物含量（次生代谢产物富集）稍高或持平于栽培品，而栽培中药材因单糖、蔗糖、淀粉等初生代谢产物含量较高，其水溶性浸出物含量通常高于野生品。如野生西洋参中总皂苷含量高于栽培品，且含量与生长年限呈正相关[98]；野生黄芩中总黄酮高于栽培品，水溶性浸出物则低于栽培2年黄芩，黄酮类成分含量亦与生长年限相关[99,100,101]；野生甘草中总黄酮高于栽培品，但浸膏得率低于栽培品[70,102]；而半夏总生物碱在不同报道中野生品与栽培品互有高低[103,104,105,106]；夏枯草野生品与栽培品的水溶性浸出物含量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4]，北柴胡野生品的水溶性浸出物含量高于栽培品[40]；竹节参[62]、桔梗[107]总皂苷含量野生品低于栽培品；灵芝[108,109]、黄精[110]、茯苓[111]野生品多糖含量高于栽培品，甘草[70,112,113,114]、知母[115,116]野生品中多糖含量显著低于栽培品。浸出物指标作为历版《中国药典》大多数中药材的含量限定指标，多用于中药材品质抽查。但栽培中药材因单糖、蔗糖、水溶性多糖等富集较多导致水溶性浸出物含量明显高于野生品，使得栽培品水溶性浸出物的含量更容易达到标准规定水平，但其药材品质并未因此而更高。本课题组在研究不同栽培模式白术时发现，白术苗的水溶性浸出物含量较高，更容易达到标准要求，出现白术苗的根茎作为商品流通的情况[117]。因此，在进行野生与栽培中药材品质评价时，应留意栽培中药材水溶性浸出物含量偏高的问题，不能盲目因为水溶性浸出物含量高而认为品质佳。

在挥发油组分及其含量的分析报道中，多数野生与栽培中药材的挥发油组分差异不大，但在特定组分之间存在含量及比例差异[22,45,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例如，野生苍术中以酮类及稀炔类成分为主，栽培品中则以烯炔及酯类成分为主[118]；野生与栽培薄荷中均以D-柠檬烯、桉油素、β-水芹烯为主要挥发性成分，但野生品的醇类成分含量及种类均高于栽培品[124,125]；栽培鱼腥草中α-蒎烯、D-柠檬烯、崁烯、甲基正壬酮等主要挥发性成分均高于野生品，但总挥发油成分多态性却明显低于野生品[120]。此外，紫苏叶可根据挥发油组成不同进行野生品与栽培品的区分，野生品有紫苏酮、紫苏醛2种化学类型，栽培品也以紫苏酮、紫苏醛为主，但还可见细辛脑、紫苏烯、香薷酮等化学类型[125]。

2.3 基于植物代谢组学的整体化学成分差异

代谢组学作为近年来的新兴方法，利用液相、核磁共振、气质或液质联用等技术进行非靶向的系统成分分析，能快速定性与定量分析中药材氨基酸、糖类、脂类等初生代谢产物，以及各类次生代谢产物，较为适用于不同类型的中药材比较与分类研究。目前已有西洋参[130]、人参[131]、太子参[132]、沉香[133,134,135]、冬虫夏草[136]、甘草[137,138,139,140]、五味子[141]、岩黄连[142]、地黄[143]、草珊瑚[144]等中药材野生品与栽培品代谢组学差异研究的报道。指纹图谱作为中药复杂成分的表征图谱，可较为直观地反映野生与栽培中药材在所含成分方面的差异。对以往相关研究结果分析显示，野生中药材在指纹图谱峰数量、峰面积、共有峰平均面积等方面往往与栽培品存在差异[22,97,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如红芪野生品与栽培品的峰形一致，但野生品的毛蕊异黄酮、芒柄花苷峰面积大于栽培品[97]；知母指纹图谱中指认了10个共有峰，且野生品中芒果苷、知母皂苷BⅡ、知母皂苷AⅢ等共有峰平均峰面积显著高于栽培品[147]；野生蒲公英指纹图谱中异绿原酸A、木犀草素等的峰面积显著高于栽培品[148]；此外，栽培金线莲指纹图谱中槲皮素、山柰酚峰面积高于野生品，其指纹图谱可区分野生、栽培及组培金线莲[150]；白及亦能通过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指纹图谱及共有峰聚类分析对野生品与栽培品进行区分[152]。

不同中药材的植物代谢组学研究报道显示，野生与栽培中药材在部分次生代谢产物含量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可以根据差异化合物含量区分野生品与栽培品，但二者次生代谢产物种类差异不大。另有部分研究显示，野生中药材的初生代谢产物如氨基酸、葡萄糖等含量高于栽培品，而蔗糖含量则显著低于栽培品，如WANG等[139,140]利用超快速高效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法（UFLC-Triple TOF-MS/MS）解析野生与栽培甘草代谢谱差异，筛选得到甘草甜素、甘草皂苷J2、甘草皂苷G2等14种差异代谢物；同时，通过对甘草次生代谢产物及初生代谢产物进行定量分析，发现其野生品中甘草酸、甘草苷、异甘草苷、新甘草苷等多数初生和次生代谢产物均显著高于栽培品，化合物热图聚类显示野生品与栽培品明显聚为两类，且L-脯氨酸和L-精氨酸（非生物胁迫标志物）在野生甘草中的表达量显著高于栽培品，而L-天冬氨酸和L-苯丙氨酸（类黄酮合成的前体）的表达量则显著低于栽培品，表明野生与栽培甘草在代谢物积累方面存在不同模式；ZHAO等[130]通过核磁共振氢谱（1H-NMR）及主成分分析（PCA）研究野生与栽培西洋参的初生、次生代谢物差异，发现人参皂苷类化合物为二者的主要差异化合物，且其在野生品中的含量显著高于栽培品，同时野生西洋参在精氨酸、谷氨酸、葡萄糖等初生代谢产物的含量上显著高于栽培品，而栽培品的蔗糖含量又显著高于野生品，说明蔗糖作为植物体生长发育的关键初生代谢产物，与药材次生代谢产物可能存在反比关系。

2.4 在矿质元素、微量元素、氨基酸含量方面的差异

矿质元素作为植物体生长发育所不可或缺的元素，在植物营养胁迫信号转导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也是人体所需微量元素的重要摄入来源，其含量常作为植物矿质营养的评价指标，与氨基酸、蛋白质、糖类、脂质等共同作为植物营养成分的评价指标。但不同品种的野生与栽培中药材矿质元素含量差异并不一致，如赤灵芝[154]、天麻[155]、何首乌[156]、宽叶羌活[157]等的野生品与栽培品矿质元素种类接近，但含量各有高低。另有报道显示，肉苁蓉野生品中矿质元素均高于栽培品[158]，而草珊瑚野生品矿质元素均低于或相当于栽培品[159]。此外，知母野生品与栽培品的矿质元素含量差异不明显，但不同产地的野生品或栽培品之间存在显著的元素含量差异，且野生知母中锰的含量与地区降水量有关[160]；茯苓野生品与栽培品元素种类相差不大，但野生品在钙、镁、铁等含量上高于栽培品，在钾含量上则低于栽培品，且矿质元素含量聚类可以区分野生品和栽培品[161]。野生与栽培中药材矿质元素含量的研究表明，中药材矿质元素含量受产地及生长方式的共同影响，且产地因素占主导地位。野生中药材受益于生长环境及较高生长年限，栽培中药材受益于人工施肥等处理，均在部分元素含量上存在富集效应，但具体元素种类与中药材植物生长环境有关。与矿质元素含量类似，不同品种的野生与栽培中药材中氨基酸含量高低也存在差异，如赤灵芝[154]、明党参[162]、抱茎獐牙菜[163]等栽培品氨基酸含量均高于野生品，而天麻[155]、肉苁蓉[158]等栽培品的氨基酸含量则低于野生品。野生与栽培中药材化学组分差异信息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164,165,166,167,168,169,170,171,172,173,174,175,176,177,178,179,180,181,182,183,184,185,186,187,188,189,190,191,192,193,194,195,196,197,198,199,200,201,202,203,204,205,206,207,208,209,210,211,212,213,214,215,216,217,218,219,220,221,222,223,224,225,226,227,228,229,230,231,232,233,234,235,236,237,238,239,240,241,242,243]。

3 野生与栽培中药材在外源性有害物残留的差异

中药材种植过程中涉及的外源性有害物检测主要包括重金属污染、农药残留、植物调节剂残留等[244]。其中栽培品相关报道较多，而野生与栽培中药材对比研究中外源性有害物残留的报道较为少见。一方面是由于野生中药材生长于野外原始生境，人为施加重金属及农药影响的几率较小，研究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近年来野生中药材资源储量不断下降，市场流通比例低，而栽培中药材种植规模增大，化学干预措施增多，外源性危害风险增加，故多数重金属污染及农药残留的研究均集中于栽培中药材开展。

野生中药材重金属含量主要受生长环境影响，与土壤元素分布密切相关，而栽培中药材重金属含量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化肥、农药、地膜等的使用及污水灌溉等措施严重增加了栽培中药材重金属污染的风险[245]。韩小丽等[246]统计分析后发现，栽培中药材中铜、铅、镉、汞平均含量均高于野生品，且铜、铅含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推测与农药化肥及工业污染有关，野生中药材中砷元素平均含量高于栽培中药材，而我国砷元素分布随海拔升高而升高，推测砷元素含量差异与海拔及取样规律有关。此外，少数野生与栽培中药材重金属含量对比亦见报道，如济源、栾川、焦作等地所产野生地骨皮铅、镉含量均超出国家标准，而各产地栽培地骨皮重金属含量均未超标[82]；野生与栽培甘草中铅含量均符合国家标准，但野生品含量高于栽培品[247]；栽培白及中铜元素含量高于野生品[56]；野生茅苍术中铅、铍、镉等有害元素含量高于栽培品，而铜、铁、锌等含量低于栽培品[248]。重金属含量受地域及人类活动影响较大，不同品种及产地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作为中药材安全性限定指标，达到现行版《中国药典》标准即可满足药用需求，但应进一步加强栽培中药材种植过程中重金属相关污染的管理，如合理规划种植地域、限定种植区与工业污染区间距、控制农药及水肥来源等，以降低栽培中药材重金属污染风险。

我国中药材栽培工作处于初期阶段，栽培中药材病虫害多发频发导致栽培过程中农药使用种类多、剂量大[249]，且存在农药残留检出率高但残留量低的现象[250]，而对于药材产量的盲目追求，使用了植物生长调节剂如膨大剂、壮根灵、矮壮素、抑芽丹等，以增加植物根及根茎质量，控制植物地上部分分生[251]。目前已有多种用于检测栽培中药材农药残留及植物生长调节剂残留的方法见于报道，如王莹等[252]报道了对远志、三七、泽泻等133种药材农药残留进行普查测定的气质联用方法；褚悟男等[253]报道了白芷中34种生长调节剂残留检测的液质联用方法；彭韵洁[254]报道了对人参、三七、西洋参等40余种药材进行生长调节剂残留检测的液质联用方法；栽培中药材由于生长调节剂的大量使用，目前针对植物生长调节剂在栽培中药材中的使用、效果、不良影响、残留量检测等报道逐渐增多，但野生中药材多数不涉及农药及生长调节剂残留的问题，相关对比研究鲜见报道。

4 野生与栽培中药材的药效作用差异

野生与栽培中药材的药效作用强弱与其品质密切相关，故品质佳、药效物质含量高的野生中药材应呈现更好的药效作用，但受限于中药材成分的复杂性、单味中药处方剂量小、动物模型与人体存在差异等因素的影响，野生与栽培中药材的药效强弱对比尚缺乏灵敏可靠的实验动物模型，相较于中药复方制剂成熟的药理评价体系，野生与栽培中药材在药理作用相近的情况下评价其药效作用强弱存在给药方法、动物模型、观察指标不适用等难题。因此，野生与栽培中药材的药效作用差异未能与化学组分差异形成紧密联系。从已有研究报道来看，不同品种中药材野生品与栽培品药效作用差异不相一致，如白及[56]、灵芝[255,256]、大黄[257,258]、桔梗[259,260]等的野生品与栽培品药效作用无明显差异，而甘草[70,113]、新疆一枝蒿[239]、明党参[261]、葛根[262]等的野生品药效活性则明显优于栽培品。此外，在同一品种中药材中亦有不同结论的报道出现，如黄秀兰等[170]研究发现野生丹参在抗红血球溶血、体外抗血小板聚集等方面高于栽培品，而张其兰[263]则报道栽培丹参在小鼠耐缺氧、稳定家兔心脏功能方面与野生品存在药效一致性。分析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单味中药材疗效在动物模型中难以体现，如甘草[70,113]、大黄[257,258]、贝母[264]、黄芩[265]、半夏[266]、苦参[267,268]等均使用小鼠或大鼠作为动物来观察单位药物药效活性强弱，相较于体外细胞实验[142]而言，动物模型对野生与栽培中药材的药效活性表征不灵敏。此外，部分学者使用中药复方观察不同类型单味中药材的药效强弱，为野生与栽培中药材药效对比提供了新视角[269,270]。野生与栽培中药材的药效作用差异比较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257,258,259,260,261,262,263,264,265,266,267,268,269,270,271,272,273,274,275,276,277,278]。

5 野生与栽培中药材的遗传多样性差异

野生植物群体作为宝贵的植物资源，蕴藏着植物在漫长进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优异基因，而栽培植物群体经过长时间的引种驯化，群体遗传趋于保守，导致栽培群体存在环境适应性差、抗病虫害能力弱、产量提升困难等问题，研究野生与栽培植物群体的遗传多样性差异对开发和保护相应植物群体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植物遗传多样性研究在农作物中已广泛应用，但由于植物类中药材开展大规模栽培的历史相对较短，在群体遗传学方面的研究相对落后于农作物等栽培植物。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分子生物学及遗传学技术在药用植物研究中的引入，一些学者借助随机扩增多态性DNA(RAPD）指纹图谱、简单重复序列间扩增（ISSR）分子标记技术、相关序列扩增多态性（SRAP）分子标记、叶绿体DNA(cp DNA）、群体遗传学、遗传距离等技术或指标表征了野生与栽培中药材的遗传多样性差异。

5.1 野生居群遗传多样性高于栽培居群研究

我国部分药材栽培历史可追溯至公元500—1000年，如人参的人工驯化已有1 600余年的历史，规模栽培已有300年历史[279]；白芍、地黄、牛膝、枸杞子等药材也有1 400余年引种栽培历史。该类中药材野生居群相对栽培居群具有更高的遗传多样性，如马小军[280]对7株野生人参及5个类型的40株栽培人参进行RAPD指纹图谱分析，结果发现野生品和栽培品的多态位点比率分别为67.3%、56.9%，是野生与栽培人参遗传多样性差异的首次报道；周红涛等[281]报道芍药野生群体和栽培群体的居群多态位点比率分别为77.61%、54.59%，且野生与栽培群体间的遗传距离大于药用芍药与观赏芍药，说明栽培芍药种质较为固定，且遗传多样性弱于野生芍药群体；WANG等[282]对野生芍药（赤芍）与栽培芍药（白芍）进行了核糖体DNA内转录间隔区（ITS）序列分析及分子方差分析，结果发现野生与栽培芍药群体间存在极显著的遗传分化，与周红涛等[281]的研究结果相近；卜静[283]研究发现不同产地野生玉竹群体的遗传多样性均高于栽培居群，但就群体进化树而言，产地对野生与栽培群体的聚类影响更大；李嘉惠[284]通过SRAP分子标记分析了44个何首乌居群，发现野生何首乌居群遗传多样性高于栽培居群且多样性差异主要来源于居群间差异，栽培居群间的亲缘关系较野生居群更近。此外，YANG等[243]通过指纹图谱、主要共有峰含量测定、ISSR分子标记及进化树构建等研究发现玄参野生居群在指纹图谱峰面积、共有峰含量、遗传变异系数等指标均高于玄参栽培居群，推测玄参基因型的变异程度是玄参野生居群化学成分含量高的原因之一。

5.2 野生居群遗传多样性持平或低于栽培居群的研究

现今阶段，我国多数中药材栽培居群的种质尚未完成驯化工作，存在野生居群引种、异地种质交换、产地频繁换种、种质杂交等行为，种质的不稳定导致栽培居群的遗传多样性变化范围较大，部分中药材栽培居群的遗传多样性高于或持平于野生居群。此外，野生或半野生环境种植、山地栽培后弃种等栽培方式也会对栽培地区中药材居群的遗传多样性造成影响。王有为等[285]对凹叶厚朴的5个栽培居群及7个野生居群进行了遗传结构和多样性分析，发现野生居群遗传多样性稍高，但栽培居群保有了95%的野生居群遗传变异，且野生与栽培居群的多数遗传变异位于居群内，说明凹叶厚朴存在适度的遗传分化，且异交及人工栽培是栽培居群与野生居群遗传多样性相近的可能原因。黄瑜[286]对滇重楼的15个野生居群及17个栽培居群进行了遗传多样性分析，发现栽培滇重楼遗传多样性在物种及居群水平均略高于野生品，但野生居群存在显著的亲缘地理结构，而栽培品不存在明显的地理遗传结构，表明滇重楼栽培居群驯化历史很短，且存在较多异地引种的情况。侯大斌[287]通过对川乌的遗传学研究发现，栽培居群间存在频繁调种和换种，基因交流频繁，致使栽培群体品种较为混杂，其遗传相似度、遗传多样性均高于野生居群，但其特有位点的数量低于野生居群。YUAN等[288]通过3个叶绿体多态性片段分析黄芩的28个野生居群和22个栽培居群，发现栽培居群的遗传分化系数明显低于野生居群，且栽培黄芩居群丢失了野生居群的大量稀有等位基因。张明惠等[289]利用当归cp DNA分析了甘肃的11个栽培居群及7个野生居群，发现野生与栽培居群内分化程度较低，但二者组间分化程度呈极显著差异，且野生居群的遗传分化程度显著低于栽培居群，栽培居群的遗传变异主要来自于居群内，可能与今野生当归数量稀少，而栽培当归却形成了较多栽培品系有关。

综上所述，在野生与栽培植物类中药材的遗传多样性差异研究中，影响二者遗传多样性高低的因素包括栽培驯化时间、引种方式、栽培区域、栽培品系培育程度、野生资源数量、种质杂交程度等。目前，多数植物类中药材正处于引种驯化初期，栽培居群极易受到不同产地种质交换的影响，从而具备较高的遗传多样性，但随着中药材植物驯化进程的加深，栽培种质基因型会不断得到固化，失去部分稀有等位基因、抗胁迫基因，使栽培中药材遗传多样性下降。建议在中药材栽培过程中注重保护野生中药材资源，借助野生与栽培居群的相互引种，培育优质中药材种质。

6 野生中药材与不同栽培方式中药材之间的差异

近年来，随着我国中药材栽培事业的发展，仿野生种植、拟境栽培、大田直播种植、大田育苗移栽种植、根段速生繁殖、粮药间套作、药药间套作等中药材种植方法见于报道，且不同种植方法生产的中药材在性状、显微结构、化学组分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其中仿野生栽培及拟境栽培作为中药生态农业所提倡的种植方式，以种植环境与中药材原始生境相近、人为干预程度低、药材生长年限长为主要特点，所产出的仿野生中药材与野生中药材品质最为接近[137,290]；大田直播多年生中药材品质次之；大田育苗移栽、根段速生繁殖等种植方式因生长期短、水肥充足、逆境胁迫效应低等因素影响，所产出的栽培中药材品质较差，次生代谢产物含量偏低，且含有较多的淀粉、蔗糖等初生代谢产物，水溶性浸出物含量偏高；粮药间作或药药间作所产中药材品质则位于大田育苗移栽与大田直播多年中药材之间。如林下参种植于天然林或人工林，生长年限15～20年以上，存在芦头长、芦碗多、质地疏松等性状特征，且人参皂苷含量显著高于移栽参及园参，而园参中总淀粉含量显著高于林下参及移栽参，且质地较为坚实[291]；拟境栽培霍山石斛种植于野生生境，基本无人工干预，与古代“形如蚱蜢髀者佳”的描述极为接近，且总多糖、总生物碱、总黄酮等的含量亦显著高于林下及设施栽培品[292]；此外，丹参[293]、白及[294]、苍术[295]、延胡索[296]、黄精[297]、茯苓[298]、三七[299]、秦艽[300]等中药材亦有不同栽培模式或间套作相关对比研究报道。

本课题组近年来基于古代人用历史经验总结的中药材优质特征对现代市场所用仿野生、移栽黄芪及直播、移栽白术等中药材进行了对比研究，亦认为仿野生中药材与古代优质中药材品质接近，且优于大田移栽中药材[117,301,302]。其中仿野生黄芪种植于荒坡地，生长年限5～6年以上，肉白心黄特征明显且性状接近于野生黄芪，总皂苷、总黄酮含量高于移栽黄芪，而移栽黄芪质地坚实，且蔗糖含量显著高于仿野生品[301]；直播不打顶白术大田种植，无任何干预生长3年后采挖，“凤头鹤颈、甜味重、气清香”等特征明显，且部分单糖、二糖、低聚糖及白术内酯Ⅰ、绿原酸等初生及次生代谢产物均高于大田移栽白术及打顶白术[117]；本课题组在上述研究中尚引入了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等植物细胞壁组份含量的比较，仿野生黄芪、无干预3年生白术该类成分均高于移栽及低年限药材，与次生代谢产物含量存在一定相关性，推测其原因为野生及仿野生中药材为应对环境胁迫效应影响，在输导、机械、厚壁组织发育及次生代谢物积累方面存在一致性，纤维素类成分高低可为不同栽培方式中药材品质评价提供辅助。

目前，不同栽培方式中药材的比较研究已涵盖较多中药材品种，但不同栽培方式中药材与野生中药材的协同比较研究较少，多数研究认为仿野生、拟境栽培、林下多年生等中药材与野生药材品质接近，但未见详细的化学组分对比，有必要以野生药材为基准，结合古代优质药材评价标准，对仿野生及拟境栽培、大田移栽及秧播速生、间套作及互作轮作等方式产出的中药材进行性状、显微结构、化学组分（初生、次生代谢产物）及药理作用的系统评价，以指导中药材进行合理种植[303]。此外，中药材作为特殊的经济作物，高年份仿野生种植模式短期产量低但中药材品质较佳，大田育苗速生种植模式短期产量高但中药材品质较差，为维护中药材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发展独属于中药材的特色种植模式，兼顾药效成分含量与种植经济效益。中药生态农业[137]作为中药材种植的生态学理论，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药材质量产出[290]，应大力提倡中药生态农业，开发科学合理的中药材生态种植方法，以有效提升中药材速生栽培模式存在的问题。

7 讨论与建议

7.1 对于野生与栽培中药材样品采集问题的讨论与建议

7.1.1 药材样品生长年限鉴别与标示

药用植物药理活性成分的积累往往与年限存在相关性关系，如人参与西洋参中人参皂苷的积累、黄芪中黄酮及黄芪皂苷的积累、防风中色原酮类物质的积累均与中药材的生长年限有关，但纵观已有的野生与栽培中药材对比文献来看，只有部分报道粗略估计并注明了野生品的年限问题。受限于野生中药材生长年限鉴定的难度，多数对比研究中未标注野生中药材年份，多数注以“未知”，部分注以“≥n年”，仅少数文献如西洋参、人参等通过芦头、生长轮、地上部分形态等特征明确野生品年份。明确野生中药材生长年限对于评价野生与栽培药材品质差异十分关键，如ASSINEWE等[98]报道4年生野生与4年生栽培西洋参的总皂苷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ZHAO等[130]报道5年以上野生西洋参总皂苷含量显著高于3～4年生栽培西洋参，如不考虑野生西洋参的年限问题，将会得到相互矛盾的结果。因此，建议研究人员在进行野生与栽培中药材品质评价过程中，开展年限鉴别技术方法研究，尽可能明确野生品的生长年份，在相同或相近年份下进行研究，以减少生长年份带来的实验误差。

7.1.2 药材样品产地的选择

产地是中药材品质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不同产地存在海拔、降水量、日照时间、昼夜温差、土壤类型等生态差异，在野生与栽培中药材对比研究中，野生品与栽培品大多来自全国多个产地，不同产地间差异显著，如刘伟等[80,81,82,83,84]报道地骨皮在宁夏、青海、甘肃、河南、山东、江苏等省均有产出，其指纹图谱、东莨菪内酯、香草酸、甜菜碱含量均与产地密切相关，不同产地间差异显著，给野生与栽培地骨皮品质评价带来了极大干扰。此外，由于中药材大田种植的广泛开展，部分中药材主产区已偏离其道地产区，存在“南药北移、北药南移”的现象，如延胡索、黄精、玉竹等在河南种植，防风、知母等在安徽种植，均增加了野生与栽培中药材品质对比的难度。因此，建议研究人员应以道地产区的野生品与栽培品为对比研究主体，非道地产区为补充，并限制野生品与栽培品采集地点在同一县域内或处于同一地级市内相近生长环境，以避免因产地不同带来的品质差异。

7.1.3 不同栽培方式药材样品的采集

我国中药材的引种栽培工作尚在不断发展和改革中，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地开发了针对不同中药材的多种种植方法，如人参存在仿野山参、林下参、园参等栽培方式，防风存在直播1年生、直播多年生、育苗整根秧播、育苗根段繁殖等栽培方式，黄芪存在大田直播、大田育苗横栽、山地仿野生等栽培方式，白术存在直播1～3年生、仿野生多年生、不打顶/化学打顶/人工打顶、施肥/不施肥等栽培方式。不同栽培方式会导致药材性状、显微结构及化学组分存在差异，因此，建议研究人员应尽可能收集所研究中药材品种所有栽培方式的栽培品进行对比，并充分考虑市场流通中各栽培品占据市场份额的多少，以免因采样不均一导致研究结果片面化。

7.2 对于野生与栽培中药材评价方法的讨论及建议

野生与栽培中药材品质对比已有大量报道，但多从性状、显微结构、化学、药理、遗传变异等1～3个角度开展，未能全面准确反映野生与栽培中药材差异特点及其形成机制。其中传统性状比较、显微结构比较作为最便捷的中药材品质比较评价方法，对于性状类似、显微结构差异性小的野生品与栽培品，无法准确区分，且存在主观性强、指标量化度不足的问题。化学组分中具体化合物定量难以对样品进行有效区分和评价；大类成分定量多采用通用型方法，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易受到外源物质及操作方法干扰；植物代谢组学方法在中药材初生及次生代谢产物定量及差异化合物筛选上具有独特优势，适合用于野生与栽培中药材的化学组分对比分析。因此，建议研究者应在科学合理采样的基础上，综合利用性状比较、显微分析、化学组分分析、植物转录组分析等技术手段，进行野生与栽培中药材品质评价。其中性状与显微结构比较应量化长度、直径、颜色、气味、粉性、纤维性、密度、硬度等指标，可将生药材、特征性状、药材横纵切面、生药材及粉末显微切片等对比图像数字化处理，从植物组织分布、细胞形态及构成、内含物种类及数量、纤维切面空间构造等方面解释野生与栽培中药材性状差异的直接原因。化学组分分析应包括植物初生代谢产物、次生代谢产物、植物细胞壁组分、植物激素含量等指标，以初生代谢产物、植物细胞壁组分含量阐释野生与栽培中药材表观差异的化学原因，并通过分析不同种类初生、次生代谢物及植物细胞壁组分的含量及其比例，较为全面地说明野生与栽培中药材的差异来源及其变化规律，尤其应提高对野生品与栽培品中初生代谢产物含量的关注。

此外，已有的野生与栽培中药材品质对比研究多关注药材表观性状及化学组分的差异，缺乏对其差异形成的分子机制研究，仅少数药材如人参[304]、当归[305,306]、甘草[307]、防风[308]等有野生品与栽培品基因组、转录组比较的报道，相较于农作物[309,310]、水果[311]等栽培植物有所缺乏，应加强野生与栽培中药材在基因组、转录组方面的差异研究，立足初生、次生代谢产物含量差异及植物激素调节路径对种质变异、环境胁迫、人为干预等因素带来的野生与栽培中药材基因及转录组差异调控机制进行研究，为保护野生中药资源、开发中药新种质、提升栽培中药材品质等提供研究基础。

7.3 对于野生与栽培中药材药效学比较的讨论及建议

野生品与栽培品作为同一中药材的不同生产方式，其药理学作用近似或一致，而药效作用强弱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就现今市场认知及人用经验显示，野生中药材疗效通常强于栽培品。已有的野生与栽培中药材药效学差异研究多集中于动物模型，偶见细胞模型，未见规范严谨的临床药效学报道，且常见药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的报道结论，与常规认知不太吻合。中药材作为多途径、多靶点发挥药理作用的复杂化合物集合，单味药材野生品与栽培品之间的药理差异表征困难，有必要革新野生与栽培中药材药效学对比研究方法，以合理对比解析二者差异。如针对移栽黄芪中蔗糖含量显著高于仿野生黄芪的现象，探寻蔗糖含量对黄芪降血糖作用的影响，JUAN等[312]通过细胞及动物模型研究发现蔗糖含量的升高会抑制胰岛β细胞的正常活动，并降低黄芪多糖的降血糖作用，提出在糖尿病治疗中应使用蔗糖含量较低的黄芪。因此，笔者建议研究人员可从野生品与栽培品在植物代谢组的成分差异入手，寻找差异显著的次生或初生代谢物，并从细胞模型、动物模型、肠道微生物菌群变化、临床药效学观察等多个层次表征其药效学差异，或可取得较准确的药效学比较结果。

7.4“降粉提质”的中药材生产建议

随着国内外市场对中药材需求的不断提高，大田种植中药材因种植采收便利、生产周期短、平均产量高、便于人工管理等优点已成为中药材的主要生产方式。但大田种植的根及根茎类中药材多存在主根快速增粗、根皮细嫩、质地坚实、断面粉性强等特点，与野生、仿野生根及根茎类中药材存在显著差异。植物根部的膨大主要与植物内源激素、木质素合成、蔗糖与淀粉代谢等通路的基因有关[313]，其中蔗糖与淀粉代谢通路在根茎类中药材中表现尤为明显，如大田种植的人参[314]、三七[315]、乌头[316]等中药材的主根膨大增厚，均可见蔗糖、淀粉含量的增多及相关基因的高表达。与此相对应的是，大田栽培中药材的次生代谢产物含量与蔗糖、淀粉等含量的相关性尚未探明，根及根茎类中药材蔗糖与淀粉含量的单方面提高对于中药材药效的发挥可能无关或起其他负面作用，如增加碳水摄入促使患者血糖升高、饮片质地坚实及淀粉糊化降低中药煎出效率等。因此，在生产栽培中药材时应提倡“降粉提质”，开发科学种植方法，以减少栽培过程所致过多的初生代谢产物富集，使根及根茎类中药材的质地、粉性控制在合理范围，提升药材品质。

野生中药材作为我国古代中药的主要来源，在其基础上所构建的品质鉴别经验、量效关系具有巨大的指导价值，是栽培中药材品质评价的标杆。因此，一方面应加强野生中药材资源保护，另一方面加大野生与栽培中药材品质对比研究力度，开发科学合理的种植模式，提升栽培中药材品质。

中药材科学种养殖

道地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