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与甘肃青年抗战团
在所有人的眼中，父亲是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人了，而在罗凡伟的记忆中，对父亲却有些陌生。在她父亲50年的人生中，她只见过两次面，一次在4岁，一次在19岁。
罗凡伟的父亲究竟是何人？父女之间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罗凡伟的父亲罗伟（别名伟之），甘肃会宁人，1934年从兰州一中毕业后，考入“甘肃学院”（今兰州大学前身）。那时，血气方刚的罗伟，异常活跃，扶危济困，刻苦攻读，在同学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还被推选为学院学生会主席。
罗伟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937年8月，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习惯称为八路军驻兰办事处）正式在兰州成立。至此，甘肃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高潮，先后成立了省外留学生抗战团、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甘肃青年抗战团等众多的抗日救亡组织。在这些抗日救亡组织中，以甘肃青年抗战团的活动范围最广、影响最大。
罗凡伟的父亲罗伟，就是甘肃青年抗战团的总团长。在民族危亡之际，他和共产党员万良才等，动员青年学生，宣传抗战，但最终也引来了国民党的迫害。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是怎样宣传抗日的，又是怎样躲过国民党的迫害的？
多年前，罗凡伟曾讲述了她父亲和甘肃青年抗战团的故事。
讲述人 罗凡伟 罗伟之女 兰石厂退休职工
3000团员，遍布甘肃25个县
我父亲是个活跃的人，不论在兰州一中，还是在甘肃学院，他都是活跃分子。甘肃青年抗战团是1937年11月份酝酿成立的，发起人除了我父亲外，还有清华学生谷苞,京陵农大学生郭普、万良才等人。从父亲的档案中查阅到的情况看，这个组织一开始并不叫甘肃青年抗敌团，而是叫西北青年抗战团。父亲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填写的档案中，用的是这个名称，主持者是“八办”。我想可能是后来才改名叫甘肃青年抗战团的。
青抗团（青年抗战团的简称）成立伊始，就受到了青年学子、工人、农民的欢迎，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关注。为了把青抗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主动对青年抗战团的人说，同意将青抗团办公地点设在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机关内，给他们提供办公条件和设备，这样就使青抗团带上了官办色彩。这其实是个圈套，可是当时父亲他们都是学生，哪里能意识到这个问题。这样一来，青抗团仅仅是个空架子，团员也没有发展多少，也就百十来人。
1936年罗伟在兰州和罗凡伟的弟弟合影
八办和甘肃工委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对青抗团进行了改组。我父亲任总团长、万良才任秘书长，刘日修、蔺克义、樊大畏、罗扬实等人任各部部长。这些人中，除了我父亲外，其他人都是共产党员，还有一大批共产党员也成为青抗团的骨干分子。同时，谢觉哉还专门就青抗团的工作、训练等提出了具体的意见。谢老提出，青抗团的工作要“抗战第一”、“抗战高于一切”、“处处不离抗战”、“青抗团的目的只在抗战、在救亡”。
父亲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熟识谢觉哉的。他的档案中社会关系一栏里，谢觉哉排在第一位，关系是“先生”，在还有无往来中写着“有”。
青抗团发展得很快，不仅在兰州的各个院校内建立了分团，而且利用学生放假回乡探亲的机会，动员学生在各自的家乡建立了分团。短短3个月内，青抗团在全省的25个地县建立了组织，团员发展到3000多人。
学院会议上，他打了院长两个耳光
实际上，青抗团的活动到1938年五六月份的时候，就差不多结束了。主要是国民党当局的压制。对于青抗团宣传抗战的做法，当局一再强调，甘肃是战时，并不是战区，学生只要把书读好就行了。
父亲当时还有多项社会职务，在他的档案中我看到，他除了担任青抗团总团长外，还是兰州学生联合会主席、兰州抗战通讯社社长，这三个机构的组织者都是八路军办事处。
他是怎么离开这三个机构的呢？他的档案上写着“被通缉”。这里有个故事，青抗团的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警觉后，学生活动受到了压制。当局的这种做法受到了当时甘肃学院院长的抵制，结果他们就把院长软禁了。我父亲得知院长被软禁的消息后，就和另一位学生李瑞证偷偷把院长放了出来，徒步把院长护送到了夏官营，坐上了东去的车。这位院长后来辗转到了四川。
老院长走后，新院长也就任了。新院长秉承着国民党当局的指示，开始压制学生运动。自然也就和我父亲发生了冲突。父亲他们要动员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而院长则不这样认为，强调学生只要埋头学习就行了。一次，学院内部开会，院长在会上讲话，结果引起父亲的反驳。两人在会场上争辩了起来。父亲走上台，给院长两个耳光。还没有等其他人反应过来，父亲就离开了会场。
原来这次行动之前，父亲早就计划好了，离开学院后他就坐车向东走了。他当初的想法是，既然在兰州不让宣传抗日救亡，那就直接奔赴抗日前线吧！
他走了，不仅成了国民党的通缉对象，而且也没有拿到甘肃学院的毕业证。
花儿唱响在抗日阵地上
父亲辗转而去，从此就奔波在抗日战场上，直到1941年腿部受伤后，才转到重庆住院疗养。这段时间他的详细行踪，我并不是很清楚，后来我和他见面时，他根本不提这些事情。我只能从档案中看到几个地名，推测出大概情形。
父亲先到了武汉，时间大概是1938年下半年。我从《西北民歌与花儿集》找到了点相关的情况，说是1938年甘肃青年罗伟在武汉演唱花儿，显然这是一次动员抗战的集会。父亲唱了三首花儿：
阴山阳山倒对山,游牧人占的是草山; 阿哥们抗日到前线,尕妹们家儿里生产。
尕马儿骑上者枪背上,老百姓各个打东洋;收失地嘛夺回沈阳;来呀,来呀,收失地嘛夺回沈阳!
战马成群的绿草滩,白帐房扎下的营盘;头一回打了个闪击战,把日寇,杀给了千千万!
不久，武汉沦陷。他就奔波在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的抗日前线（应该是张自忠的部队）。这是我后来从他给家里写来的信中获知的。爷爷收到那封信时，已经快到1942年了。信中说了一些他的抗战经历，他说他在战场上多次面临生死考验，经常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但是这次他在跳弹坑时，没有躲过日军炮弹的轰击，左腿受伤了。其实，当时应该是他的左腿被炸断。后来我见到他时，他的腿走路是直的。这次受伤后，他就离开了抗日前线，我想这也是他给家人写信的原因之一，离开前线，就不用隐瞒行踪了，家人也就放心了。
由于他抗战有功，在重庆被任命为少将参谋。后来，他就到了冯玉祥先生组织的中国战时社会问题研究社工作，继续宣传抗战，直到1945年研究社被解散。接下来，他生活就更加动荡不安，从事了多项工作，大部分是“反蒋”活动。他的档案中接连出现了被开除、被解散、被解聘、被查封、被捕、我被捕等字样。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生活才算安定了下来。1950年到1951年，他在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工作。再后来，就到了北京九中、北京石油学校、北京石油学院任教，直到1957年反右开始。
父女一辈子的两次见面
父亲对我而言是个遥远而模糊的概念。我仅仅见过他两次。第一次我才四岁，这年是1946年。他回家的原因是爷爷写信把他叫来的。我们家在会宁算是地主了，父亲常年在外，而且从事的是反蒋。这些事情传到家乡后，当地保长、甲长就宣扬父亲是共产党员（其实，父亲终其一生都是民主人士），那些人就把爷爷绑在柱子上，刑讯逼供。爷爷无奈中只得承认父亲是共产党，爷爷被放出来后，赶紧给父亲写信让他来。这样父亲才回来了，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了。
我模模糊糊记得父亲的样子，他个头高大，头发略卷，穿一件皮夹克。除了这些我就再没有什么印象了。第二次见到父亲，是1961年了。我到北京去看他。此时，是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父亲1957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然而没有几个月就被划为右派。
罗伟编写的教材
刚见到他时，他非常高兴，但很快就沉默了。那时，他失去了生活来源，干着极为粗重的活，勉强维持生活，同时养活在北京的妹妹和弟弟。我记得有一天，我跟着父亲到北京一所大学里给一位德国教授刷房子，父亲一边刷墙，一边和教授聊天，这时我才知道父亲的德语是多么的好。对父亲而言，刷房子算是一件轻松的活。有时，我发现他一回家就用凉水冲洗，后来我才知道他干的掏粪工的活。父亲依旧沉默，每天晚上把自己关在家里写东西，所写的东西都不让我们看。现在想起来，应该就是所谓的交代材料吧！
可惜的是，我只和父亲待了20天左右，就和父亲吵架了。因为父亲见到我后没有问过我母亲的情况。我很生气，就和父亲争了起来。吵架后父女两人就不欢而散。我回到了兰州，第三年父亲就去世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是多么的傻，多么的不懂事。可惜已经晚了。2009年，我到北京去找有关父亲的材料，想为他写点东西。在北京三个月，我只找到他1957年加入“民革”时填写的档案，除此之外，一无所获。
我拿着几张薄薄的纸，看着他的简单经历，泪水滚滚涌出。
罗伟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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