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独特的“插队”生活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插队”是件令许多人铭记于心的大事，更是一次充满着苦乐酸甜的经历。
所谓的“插队”就是把城市里的初中、高中学生，统一安排到农村进行锻炼，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上山下乡”了。学生们在农村的广阔天地中经受了各种考验和抉择。如今当“插队”越来越远离我们生活，成为一种藏在心底的记忆时，昔日的插队故事，再次成为许多亲历者的绵绵回忆。
讲述人：黄德海 甘肃省建筑技术学院退休教师（2011年摄）
1968年秋天，黄德海是建设部西北工程管理局兰州一中的团总支书记。按理说，插队和他没有多大的关系，然而他却接到命令，带领初中毕业班的100多名学生去插队。对于黄德海而言，这是一次特别的插队经历。当带着100多名学生来到康乐县的巴松、鸣鹿两个公社接受锻炼时，他才发现迎接他们的除了热情的乡亲们，还有无数困难。
当年，他们在农村是如何锻炼的，在这次锻炼中，他们的人生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8月8日，黄德海讲述了他独特的“插队”故事。
锣鼓声中，我们开始新生活
毕业班的学生要下乡了！这个消息似乎是在一夜间就传遍了全校。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很多人不知所措。我们学校当时就在今天省建总公司家属院里，现在改成了八十一中，我任团总支书记。
刚开始，上面的通知只是说让大家上山下乡，当时叫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锻炼。下乡自然是件很辛苦的事，可学生并不理解其中含义。他们很兴奋，无论如何这是一次出远门的机会，可以看外面的世界了。
我是团总支书记，自然要送学生下去。没有多少兴奋，整天忙着办各种手续。那时，人很单纯，不像现在想法多。学生和家长都服从安排，而且又是两个毕业班整体下去，不存在有人去有人不去的选择，问题相对少一点。只有个别人因为家庭的特殊原因而不能下去。我记得，有一个学生父母在东北，她跟着姥爷姥姥在兰州生活，就被留了下来。也有些女生，因为要远离父母亲，偷偷地流过眼泪。
不过，不少学生家长还是跑来打听消息。此时，我对前景也是一片模糊。这些话哪里敢和家长说，只能说广阔天地是锻炼人的好地方，年轻人就应该到这样的地方去锻炼，这样才能成长为有用人才。
出发的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当时学校举行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欢送会，锣鼓喧天，彩旗招展。我们乘坐着大卡车，披红挂彩向康乐出发。
兰州到康乐要走差不多一天，先到了县城。县上对我们很重视，早已和西管局前期下去的人安排好了地方。插队的地点选在距康乐县城100多里的巴松和鸣鹿两个公社。
穿县城而过，大卡车拉着100多名师生和行李，直奔目的地鸣关和胡麻沟两个大队。我被分到了鸣鹿公社的鸣关大队，这里已经是山区了，距离大队部四五里远的地方就是大山。
我和学生们下了车，大卡车就返回了。这时天色已晚，看着在暮色中远去的大卡车，我突然很失落。
暮色里，我们走入村民家
我们被分散安置到村民家里。现在，我已经记不清第一天晚上住谁家了。后来，我一直住在鸣关大队书记张应科家，并且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卡车上颠簸了一天，学生们早已疲惫不堪了。当我把留在鸣关大队的学生都安置好时已经很晚了，回到住处，和房东聊了几句，躺倒就睡着了，醒来时，窗外已经蒙蒙亮了。
1969年，讲述人（左）和康乐胡麻沟大队陈正武队长在东方红广场合影。(翻拍）
早饭，房东端上来了黄灿灿的油饼。那年月，物质匮乏，生活艰难，早餐能吃上油饼，已经是相当好的待遇了。这，让我很感动。我们都清楚这顿早餐的意义。
我的主要任务是把学生们安全送到，把他们生活住宿安置好，等他们适应环境了我就回去。安置不好，我回去也无法给他们的家长交代。心里紧张得不行，唯恐有什么漏洞。
鸣鹿公社属二阴山区，物产丰富，收成比较好。此时，已经是初秋时节了，地里的活差不多干完了。乡亲不让学生们插手农活，在他们眼中这些十四五岁的学生娃是不会干活的，他们下地恐怕只能添乱。
种植当归是村民们的主要经济来源。秋天，正是采挖当归的季节，乡亲们将采挖来的当归，依据长短大小进行归类。然后，放在火坑的支架上烘烤。等药材烘干后，交到医药公司的收购点。而到了农闲时节，村民就上山挖药材，这里生长着党参、黄芪等药材。
我带着学生们四处转悠熟悉环境，了解村子周围的情况。一天，我跟着生产队的张书记进了山，我这才发现山里的生态环境非常好。山林中能看到好多种动物，如梅花鹿、兔子、雉鸡等等，背阴的雪地上偶尔还能发现狼和狐狸的印痕。
一个多星期后，学生们渐渐适应了当地的环境，也分配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我和学生们逐渐学会了党参年龄的识别，乡亲们说，党参每发芽一次后就会留下一个小疙瘩。至今我还记得，党参头上的小疙瘩越多，党参的年龄越大。我们按照年龄大小将党参分别挑选出来。
新的挑战很快就向这些十四五岁的学生娃逼近了。
第一关，从生火开始
学生们分散居住在村民家里。起初，吃饭也在村民家里，时间长了这就不行了，要求学生们必须能及早适应新生活，学会生火做饭。
第一关就是生火。那时，孩子们的生活适应能力要比现在的同龄人强得多。即便如此，会生火，能把火生旺的人还是非常少，而且学生熟悉煤炉，对村民们用的木柴灶根本不熟悉。
鸣鹿公社一带烧的是木柴，柴火从山林中砍来时间不久，半湿半干的最难生火。村民们热情帮助我们，老大娘们手把手教学生们生火做饭，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火心要虚，人心要实。起初同学们生火时厨房中烟熏火燎，熏得眼睛都睁不开。后来，慢慢地摸索出了诀窍，克服了这道生活难关。
乡亲们待我们好得很。我们每天早上的吃的都是油饼，喝的罐罐茶。我算了一下，仅仅这一顿早餐的成本就是2角钱。当时，我们一天的生活费才2角钱，如果算上中午和晚上，我们的伙食费是远远不够的。尽管如此，乡亲们仍热情地招呼我们。
中午有时吃炒面。炒面是用胡麻和青稞做的，非常好吃。和我一起下来的还有一位工宣队的马师傅，他是广东人，对付这种炒面就有些难度了。吃着吃着，就喷了出来，满脸的炒面，逗得乡亲们直笑。
乡亲们想尽一切办法，让学生们吃好。他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吃好喝好不想家。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这句话给学生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返回了，学生们仍在锻炼中
我在康乐县的插队生活，前前后后，只有五六个月的时间。
1969年的春节前，学校领导听说我们插队的地方还不错，也有了给同事们搞福利的想法。这个艰巨的任务自然由我完成。
我把想法给鸣关生产大队的张书记说了，他二话不说就点头答应了。他动员乡亲们，将家里储存的土豆等出售给我们。乡亲们拿出了家里最好的土豆，各个都比拳头大。我很轻松就完成了学校交给的任务，司机师傅拉着满满一车土豆等年货返回了学校。
1969年2月，讲述人（右）和张应科在五泉山合影(翻拍）
这年春节，我们单位人人都满意，过了一个好年。春节过完，三月份新学期开学后，我就返回学校了。而此时，学生们的插队生活才真正开始。这100多名学生基本是西管局系统的子弟。在那个苦难岁月，学生经受住了锻炼，大约两年多后，就陆续通过各种渠道返回了城里。
我和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返回城里后，还专门邀请胡麻沟大队队长陈志武到兰州游玩。我带着他们游览了五泉山、工人文化宫、东方红广场等地方，还把张书记邀请到我老家榆中去玩。一路上，我给他讲榆中地理，讲我们老家的人和事……
40多年过去了，我还保存着几张当年他们来兰州拍的照片，这成为那个特殊年代友情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