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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帝国与中国之间：
佩里·安德森的传奇家史
再过两天，将有一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杰出英国历史学家、思想家，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
他就是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不熟悉他的读者，也许熟悉他的哥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就是写《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的那位大家，2015年12月去世。
佩里·安德森
佩里·安德森，全名Francis Rory Peregrine Anderson，历史学家、思想家，被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誉为“英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
安德森独著了十八本专著，翻译成中文的有《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交锋地带》、《后现代性的起源》、《思想的谱系》《原霸》《新的旧世界》《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葛兰西的二律背反》。其编著《西方左派图绘》也被翻译成为中文。当然，这些著作中文译本的翻译质量参差不齐。2016年，安德森曾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之邀，在北京大学发表四场演讲，收入《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不过今天我们不谈他的著述，我们来八卦一下他的家史。
你大概认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从工人家庭出身比较合情合理。但安德森恰恰是一位高富帅。他上的是伊顿公学，进了牛津大学——典型的英国高富帅人生轨迹。至于他祖上，就更显赫了。一个记录英国贵族谱系的网站：http://www.thepeerage.com/ ，安德森家族榜上有名。他的高祖父 Reverend Joshua Anderson 是爱尔兰Carlow县Myshall地方的教区长，曾祖父Robert Carew Anderson是英军的一名军医，拥有Surgeon-Major头衔，祖父Francis James Anderson在皇家工程兵部队服役，获得了Brigadier-General（准将）头衔，皇家钦定大英帝国勋位。于是他的名字前也就有了Sir (爵士)这个前缀。
Francis James Anderson有几个兄弟，其中一个大他三岁的哥哥Charles Alexander Anderson在皇家军队里混得比他更风生水起，获得了Lieutenant-General（中将）军衔，皇家钦定印度帝国勋位。这个亚历山大曾经在阿富汗、印度和缅甸打过仗，在1910-1913年期间是英国驻中国华南地区军队的指挥官。也是这个伯公，介绍了佩里·安德森的父亲去中国海关当差。
再来到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叫做James Carew O'Gorman Anderson，光绪十九年（1893年）7月22日出生，1946年11月19日去世。O'Gorman是爱尔兰非常古老的姓氏，它来自Perry Anderson的奶奶，Purcell O'Gorman的女儿，Purcell O'Gorman又是Nicholas Purcell O'Gorman的儿子，这位Nicholas在1798年的爱尔兰起义中曾是爱尔兰人团结协会（the Republican Society of United Irishmen）的一分子。所以大概这么说，Perry Anderson的祖母这一系，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James Carew O'Gorman结过两次婚，第一任妻子叫Stella Benson，是张爱玲的偶像，早逝；第二任妻子叫Veronica Beatrice。Perry Anderson是他二婚生子。James，一个爱尔兰人，怎么就跑到中国海关当差去了呢？这不是他努力奋斗的结果，而完全是自己不奋斗加上历史的行程所致。
James大学考上了剑桥，一开始表现很好，但后来就松懈了，结果年末考试成绩一塌糊涂。他父亲一怒之下，断了他的资金来源。书自然没法念下去了。这时候, James的叔叔，驻华南英军指挥官Charles Alexander Anderson便介绍侄子去中国海关当差——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期由爱尔兰人赫德（Robert Hart）控制。赫德虽然在1911年已经去世，但接任的是英格兰人安格联（Francis Aglen），像Charles Alexander Anderson这样有地位的人，要找到进入中国海关的门路，还是很容易的。
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James签了五年合同，去了中国。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不成器的差生中途辍学的故事。但是，James因祸得福，因为一战马上就爆发了。比他小一岁的弟弟Francis Sainthill Anderson上了前线，1918年死在战场上。因此，佩里·安德森感叹，他的祖父惩罚儿子搞错了对象。祖父看重的儿子，上战场死了；祖父不喜欢的儿子，却活了下来，为Anderson家保存了香火。如果James不是去了中国，说不准也在一战的战场上做了炮灰了。
James在中国长呆了下来。中国海关是一个奇特的地方，那里的高级职员大多是外国人，但这既不是一个统治中国的殖民者精英群体，也不是一个出外谋生的侨民团体，更不是一个看守本国利益的外交机构。它融入中国的程度比以上三种团体都更深，但它与中国人更深层的真实生活又有一段距离。
在中国海关工作的James，实际上并不可能完全在中国扎根，但由于长期呆在中国，他又与自己的家乡和同胞拉开了距离。James跑了大半个中国，回到西方之后，又辗转于英国与美国之间。但无论在哪里，他都不是完全的融入者。
这个家族曾经为大英帝国效力，但到了James Anderson这一代，他开始给孩子们讲述爱尔兰民族主义政治家帕内尔的故事。对于爱尔兰人来说，大英帝国政府在19世纪大饥荒中的表现，实在令人寒心。但是，James Anderson离开爱尔兰又已经太久，他既属于英国，又不属于英国；既属于爱尔兰，又不属于爱尔兰。
Anderson家庭的这种生活状态，对于佩里的成长必然有深刻的影响。他从小随父母辗转于东西方之间，大西洋两岸之间，见多识广，但同样会继承这种认同上的不确定性。最后，他拿了英国护照（他的哥哥Benedict拿了爱尔兰护照），但成为了一个属于世界的人。当他年轻的时候与Eric Hobsbawm, E.P. Thompson论战，批评英伦岛上的传统左翼被狭隘的经验主义所误，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的时候，支撑他的绝不仅仅是高智商和年轻人的生猛，更有他家族丰富的历史经验。
对于当时绝大多数人来说，Perry Anderson的父亲James Anderson都可谓是“身经百战”，他的一生伴随着大英帝国由盛转衰，又亲眼见证了中国人民历经险阻战胜列强、走向独立的过程。那么，这个不简单的爱尔兰人，到底在中国经历了什么呢？
时间回到1914年7月19日，此时距离一战爆发还有不到10天时间，James离21岁生日还差3天，便启程前往中国，并于8月31日抵达上海，随后到湖南的一个港口开始他的海关生涯。不难想象，一个年轻的外国人突然被放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中，其适应能力总是有限的。即便他可以进行一些像打猎、野炊这样的贵族子弟的活动，还是经常忍受难熬的孤独。
不过，很快到了1915年4月，James便被派往位于奉天（今沈阳）的海关学校强化学习汉语。在安格联（Francis Arthur Aglen）主事下，一定等级以上的职位晋升取决于是否通过了一系列汉语说写的考试——这也许是最早的汉语“四六级”考试。在这里，他总算找到了几个可以“谈笑风生”的好基友，并且混的“风生水起”，以至于当时学校领导向安格联汇报说：“学校里没有哪个学生的工作能力和天赋，以及取得的进步能够比得上安德森先生。”
在基层工作两年后，1917年6月，历史的行程再一次改变了James的命运。在中国与轴心国断交之后，德国和奥地利的职员被遣送回国了，空出了新的位置，James随即便被调往“中央机关”——位于北京的中国海关总部。
接下来，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国人耳熟能详的“大新闻”——府院之争、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等。在这一历史舞台上，中国海关成为了“掌握着政府的银行”，是一股占据半壁江山的政治势力，在权力核心的James无疑姿势水平大涨。
1919年下半年，James就被安格联“钦定”为私人秘书，坐上巡洋舰在中国南方巡游视察，到访了广州、梧州、厦门、福州、温州、澳门等地，回到北京后更是备受器重。James的生活也日益丰富多彩，骑马、溜冰、网球、游泳占据了他很大一部分时间。这时候，他已经不能忍受单身狗的生活了。
他于1920年初被调往重庆，此时四川的局势非常动荡，川军与云贵军队对峙，长江上游的水匪也十分猖獗，但他却把注意力放在与北京的恋人“飞鸽传书”上。这位恋人是一位领事官员的夫人，叫做Florence Harding。跟有夫之妇谈恋爱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但Florence一次旅行时带来了女伴斯特拉·班森（Stella Benson），跟James擦出了火花。
斯特拉·班森
这位斯特拉女士来头也不小，她是当时英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旅行作家和小说家，曾获得英国皇家文学协会奖章和1932年法国“杰出女性奖”。她是张爱玲的偶像——张爱玲曾在四十年代新中国报召集的上海女作家聚谈上表示，她喜欢的女作家，古代的是李清照，近代的是苏青，外国的就是斯特拉。
1921年春天，在James 27岁之时，他利用自己的第一个假期坐船回到伦敦，并在三个月内与斯特拉结婚了。度蜜月时，两人还开着车从宾夕法尼亚跑到了加州，上演了一出浪漫的“美国往事”。这对新婚佳偶很快就回到了中国，这次James是被派到处于边疆的云南蒙自县。此时由于斯特拉的慢性肺结核发作，他们的婚姻生活几乎破碎了。
云南蒙自县，靠近越南，当时受到法国的影响很大
而此时的中国，反帝运动正在各大城市迅速蔓延。与此同时，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试图夺取广东海关的控制权，并顺利获得了部分“关余”。北京的总税务司署也面临着普遍高涨的反帝情绪。1925年5月30日，由于英国驻上海的印度兵对中国的示威人群近距离开枪，大罢工由此开始，一场反英骚乱旋即爆发，并传播到了其他城市。
遗憾的是，这几周的信件没有被保存下来，支持爱尔兰独立的James对中国人的反英运动有何看法，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当时一定非常想去上海，成为历史的弄潮儿。但最终他却被派往今天属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延吉担任代理税务司，成为这个职务上最年轻的人。从基层到中央，从中央到边疆，一切都在正轨上。
James当年工作的地方，今天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当年的海关所在地是龙井村。
1926年，蒋介石发动北伐，这却使安格联和作为公使团霸主的英国都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因为两者以前都是支持北京政府的。最终，安格联没有顶住来自北京张作霖的压力，北方政府于是任命了现任总务科税务司（Chief Secretary）易纨士(A.H.F.Edwardes)为总税务司。安格联是James的伯乐，但新上任的易纨士与他关系也不错，因而他的仕途并没有因为这次人事变动而有所影响，“高富帅”的出身此时发挥了作用。
不过，易纨士的乌纱帽很快就被摘了。“东北易帜”后，1929年1月，从未被国民党承认过的易纨士被革职，梅乐和（Frederick Maze）被任命为总税务司。中国海关总部也搬到了上海，同月，中国恢复了关税自主权。税务司大部分洋员依旧留用，但已经听命于南京政府了。
但James却没有回到总部工作，他被派往局势更为复杂的广西南宁。当时，蒋介石与桂系军阀的斗争中占据上风，于是把李宗仁、白崇禧开除出国民党并放逐到香港。而桂系则密谋从自己的家乡东山再起，为了阻止他们，蒋介石安插了一批同情左翼的官员到广西执政。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等人得以渗入当地政府和驻军，发动百色起义。
南宁北海关
但很快，桂系重回南宁，局势变得更为复杂，James不得已接受到香港任职，并在炮艇的护送下离开了南宁。James在香港待了两年，工作被分配到九龙。期间，他和斯特拉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扫黄打非”行动——斯特拉努力使当局政府废除了强迫卖淫许可制度；同时为了阻止猖獗的走私活动，梅乐和在税务司总署内部组建了一个新的“缉私科”（Preventive Department），James起初任副税务司，后来暂时在香港任税务司，指挥着香港周边水域小型炮舰。
海口“琼海关”旧址
由于在打击走私的工作上表现优秀，1931年4月，James被调到海南担任税务司，打击从法国人地盘来的非法买卖活动，并加强对海峡两岸的大小海湾的巡查。1932年秋天，由于战事所逼，他又被任命到北海任职，继续负责打击走私。这期间，日本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中国海关被赶出了所有的满洲港口，遭受了一次沉重的税务打击。随后淞沪战役爆发，中国对税务司署周边地区的控制也被进一步削弱。这也是他一直在南方海域任职的重要原因。
1931年，Stella Benson与Virginia Woolf合影，两年不到，Stella即患病去世
然而，到了1933年冬天，斯特拉却病逝了，遗体葬于今日越南境内。James情感上遭受了重大的打击，斯特拉无疑是James心中分量最重的女人。在把她的日记交给剑桥大学图书馆之后，他在最后一页用小字体写道：“这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交出这些日记就像把她再埋一次，我几乎接受不了这一事实。”
1935年，James回到伦敦之后依然深陷痛苦而无法自拔。不过很快命运就垂青这个多情的男人——在和一位年轻女子吃饭时，他一下子被她说话时摆动刀叉的样子吸引，一见钟情，最终James向比他小12岁的她求婚——这就是Benedict和Perry的母亲。
当然，海关的领导很快又召唤他了。1936年，梅乐和发电报给James，要他到昆明任职。1936年2月，他们到达昆明，并且迎来了第一个孩子Benedict出生，此时James已经43岁，也算是老来得子了。此时生活过得也非常不错，全家住在德国人建造的属于龙云（云南军阀）的别墅里，和他的住宅只有一墙之隔。
龙云别墅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11月，James全家乘坐米其林机车火车下行到河内，然后坐船到汕头——Perry Anderson也在此期间在母腹中孕育。在这里，海关收入是云南的两倍，而且员工更多。期间，James依然是干他的老本行——打击走私犯罪。
汕头潮海关副税务司公馆
但很快汕头也保不住了。1938年3月，James被调往更深入陆地的梧州。途中路过香港，上头通知他需要做一个手术，给了他六个月的假期，于是全家便回到了伦敦——也正是在此，Perry Anderson出生了。
梧州海关旧址
但奔波的生活依然在继续。1938年10月，James被召回上海。他名义上被任命为芜湖的税务司，但芜湖此时已经属于日本的战区，所有海关关口都停业了。
在中国控制的港口数量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后来他获得了龙州海关的职位。但很快，在日军的攻势下龙州被夷为平地，海关工作人员被迫撤回谅山，所幸的是，在谅山他与妻子重聚。
1913年拍摄的龙州关
1940年，James再度被召回上海，重新回到中央并被提拔为统计科税务司（Statistical Secretary），这是总署的一项重要工作之一，负责审核关税收入、出版发行专刊、保存档案、掌管刊印事务、管理一个大型图书馆。但显然他更渴望的是经济上的安全和家庭的团聚。
上海江海关大厦
1941年4月，James在拒绝了天津海关（当时中国第二大港）的职位后，借着12个月公休，带着全家一起去了旧金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占领了上海的外国租界，梅乐和被拘禁，并被南京汪伪政府免职。James回不去了，就只能在旧金山的“政治战办公室”（Office of Political Warfare）工作——这个办公室由伦敦成立，职责是搜索情报，对中国进行传播。
1945年，James全家登上了那时还是军舰的“玛丽女王号”（Queen Mary）回到格林诺克，结束了长达三十年的奔波历程。次年，这位见多识广、身经百战、在中国海关干了大半辈子的爱尔兰人离开了人世，此时Perry只有8岁。
虽然与父亲相处的时间有限，但是正如他自己回忆父亲时所言：“父母在孩子心中唤起的情感设定了其主观世界的全部内容”，这样一位传奇的父亲，足以点燃孩子们内心深处的火焰，并化作燎原之势，蔓延至整个世界。
总结：James Carew O'Gorman Anderson 在中国驻足的地方 （不完全版）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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