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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速递 | 查尔斯·蒂利《持久性不平等》出版
社会学人茶座 2023年09月17日 11:30
本质与联系
詹姆斯・吉尔雷（James Gillray，1757—1815）被称为英国第一位职业漫画家（George，1967：57；Hill，1976）。他给我们留下了乔治三世统治时期，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领域一些令人难忘的画面。吉尔雷的漫画中几乎没有帅哥。在他描绘1800年前后英国生活的彩色蚀刻版画中，强壮、脸色泛红的贵族通常都高高在上，而穷人总是显得矮小、憔悴、佝偻着身子。然而，即便我们认为吉尔雷带着恶意描绘他的同胞，那他同时也对他们进行了敏锐的观察。
就拿身高来说吧。我们不妨认为，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 at Sandhurst）的14岁新生代表了贵族和绅士阶层中较为健康的那部分群体，而通过伦敦海洋协会（London's Marine Society）进入海军服役的14岁新兵则代表了伦敦无业穷人中较为健康的那部分人。19世纪初，14岁穷人男孩的平均身高只有4英尺3英寸，而同龄的贵族和绅士少年的平均身高约为5英尺1英寸（Floud，Wachter and Gregory，1990：197；关于贵族捐赠的伦敦海洋协会的历史，可参见Colley，1992：91—93）。刚入伍的军校学员要比同样新入伍的水手平均高出10英寸左右。由于穷人的孩子比有钱人的孩子成熟得更晚，到成年时，他们的身高会追上1—2英寸。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难想象他们在军队中的情形：贵族军官向下怒视着比他们矮一截的平民士兵。这样的情形生动地展现了“高高在上”“傲慢”和“看不起某人”等词语的含义。
穷人几乎没能过上什么好日子。但 1800年前后，英国低收人家庭的日子特别难熬。从短期来看，资源和劳动力被大量投人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导致国内生产枯竭，同时也推高了消费价格。从长远来看，城市化、工业化以及资本主义扩张所导致的不平等日益严重，加剧了西欧贫困家庭面临的困难。由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赶不上穷人撂荒的速度，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因此变得更加艰难，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在他的诺贝尔获奖演讲中指出，在18世纪末的普遍营养水平下，英法两国约有3%—10%的劳动力因食物匮乏而无法维持任何有效工作，而占总数五分之一的人口因食物太少，每天只能进行几个小时强度较小的工作，无法承担更多劳动（Fogel，1994：371—374）。此外，由于营养水平低下，英国和法国的工人极易罹患慢性疾病，因此职业生涯很容易因疾病而中断，甚至过早死亡。福格尔推测，营养不良就是导致乞丐数量惊人的原因——据报道，18世纪欧洲各地乞丐的比率高达总人口的 20%。
正如福格尔和其他研究人员最近所确立的那样，在不同的人口类别、区域和国家中，物质生活条件与身高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Floud，Wachter and Gregory，1990；Fogel，1993，1994；Fogel and Costa，1997；Komlos，1987，1990，1994）。理查德·斯特克尔（Richard Steckel）总结道：
身高，以“营养匮乏”的形式来巧妙地衡量不平等；过去一个世纪的平均身高不仅对收入水平敏感，而且对收入分配和贫困人口用于基本必需品的消费敏感。与传统的以生产为基础的生活水平衡量标准不同，身高是一种根据个人营养需求进行整合或调整的消费衡量标准。这是一个净衡量指标，不仅反映了健康投入的供给状况，也反映了对这些投入的需求。（Steckel，1995，1903）
物质生活条件和身高通过食物消费联系起来；食物使人精力充沛。虽然基因对人类的身高分布设定了各种限制，但儿童时期的营养状况极大地影响着个体接近其基因限定的程度。出生时体重过轻，通常是由于母亲的疾病和营养不良造成的，它可靠地预示着孩子的健康问题、预期寿命缩短和成年后体型瘦小。
此外，在特定人群中，身材矮小通常就预示着更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这可能并不是因为身高的固有优势，而是因为总的来说，身材矮小与童年时期健康状况不良和身体瘦弱有关。因此，特定群体整体身高的增长可谓最明显的表征之一，表明该群体的物质生活条件正在改善，而不同社会类别的成年男性或女性在身高上的显著差异，则是持久性不平等的有力指标。
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西方国家成年人的平均身高普遍增高了6英寸左右，这反映了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然而，即使在倡导平等主义的瑞典，最近的研究也显示，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孕育的新生儿在出生（这很可能是吸烟和营养状况不佳共同导致的结果）。由此可见，物质条件的不平等直到繁荣时期依然存在（Dagens Nyheter，1996）。我本人是中等个子，但我在纽约地铁上常常能看到比我矮半个头的成年男子（我能看到他们的头顶）——尤其是那些说英语之外的语言的人——这表明在资本主义国家，我们仍然需要识别和解释生活中存在的深刻的不平等。
由于灵长类动物中普遍存在着性别二态现象，而且人类通常都生活在家庭成员共享食物的混合性别家庭中，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男女之间在身高上的差异与阶级不平等不同，几乎完全是由遗传因素造成的。然而事实并不尽然。在涉及体格大小的性别差异等问题时，先天遗传条件与后天养育因素的影响是很难分解开来的。正如詹姆斯・坦纳（James Tanner）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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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社会学组织理论著作，聚焦于性别、族群、出生地等具有明显界限的类别，主张从组织因素理解具有普遍性和不可抗拒性的不平等机制，从而揭示不平等持续存在的原因。本书提出，产生和维持不平等的四种机制分别是剥削、机会囤积、模仿和适应。其中，剥削和机会囤积建立了持久性不平等的体系，模仿和适应则将其强化，这几种机制通常是相互作用、彼此增强的。本书结合大量具体实例对理论框架进行了详细阐释，并指出了实现机会平等的可能路径。
——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哈佛大学
——伊丽莎白・S.克莱门丝，芝加哥大学
——理查德・A.伊斯特林，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目录
致谢
第一章 本质与联系
第二章 从交易到结构
第三章 类别如何影响不平等
第四章 剥削的方式
第五章 如何囤积机会
第六章 模仿、适应与不平等
第七章 不平等的政治
第八章 未来的不平等
参考文献
译后记
蒂利作品集
THE END
转载编辑：蒋中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