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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韦伯：重新认识国家建设 |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孟昱辰 PoIiticaI理论志 2024年05月23日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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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者简介：
Philipp Lottholz,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Nicolas Lemay-Hébert,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文献来源：
Lottholz, P., & Lemay-Hébert, N. (2016). Re-reading Weber, re-conceptualizing state-building: from neo-Weberian to post-Weberian approaches to state, legitimacy and state-building.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9(4), 1467-1485.
本文作者 Nicolas Lemay-Hébert 和 Philipp Lottholz
韦伯的作品一直受到各学科的大力阐释和重新阐释。为了突出后继学者这种解释的影响，本文从"两个韦伯"（政治家和学者）的角度来理解韦伯著作的接受情况。首先，韦伯关于德国政治形势、指导德国政治的原则以及一般政治的演讲和著作，突出了"激情政治家"韦伯。他痴迷于权力政治，将其作为确保德意志民族生存的手段，他认为国家是由其所掌握的权力来定义的。这一立场在1896年他在弗莱堡大学所做的就职演讲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此外，韦伯著名的"以政治为天职"的演讲，也反映了他对法治、保留暴力垄断权的强大国家以及强大、有魅力的政治领导的固守上。韦伯作品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或《知识论》。在这些作品中，学者韦伯阐述了他对社会科学客观性的反基础主义立场，以及他对社会"事实"独特性和复杂性的哲学信念：概念只是对复杂得多的现实的简化，而现实是不可能被简化的模型完全捕捉的。简而言之，韦伯不相信社会科学有可能囊括事物的客观本质。
上文在韦伯著作的基础上勾勒出两种不同的“韦伯”——热情洋溢的政治现实主义者和一丝不苟的反基础主义学者。但在某些美国学者对韦伯思想的接受和解释中呈现出明显的区别，特别是Talcott Parsons。Parsons在宣传韦伯作为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先驱的形象时对其思想选择性接受和解释，导致了对韦伯的相对主义立场及其解释方法的几乎完全忽视。例如，Parsons翻译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新进化论的框架内有效地重新配置了韦伯的历史比较著作，选择性地利用了韦伯著作中的一些特定方面，这些方面有助于他构建他的总体系统理论，但却没有准确地反映韦伯的初衷。这种再挪用、选择性接受、解释和应用相当于一个"过滤"过程，或"注释偏差"。后文对新韦伯国家理论和国家建设方法的分析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本节将探讨国家的制度定义以及它如何为制度主义的国家建设方法提供信息，然后在下一节中指出理解国家及其兴起的其他途径。
对于国家这一现象，主要存在两种理解。一方面，根据对制度的理解，国家被视为一个可以通过其机器（政府、机构）来理解的实体。另一方面，关系法则将国家视为一系列关系，这些关系制定了政治权力的安排。
国家
从制度出发理解国家定义的学者认为韦伯的定义侧重于国家机构及其能力。在国家垄断暴力的基础上，提供安全和一系列其他公共产品等物质和物质层面构成了评估每个国家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机器被理解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与社会明确区分开来，这后来被称为新韦伯方法的显著特征之一。
这种新韦伯方法在政治学中影响深远。例如，Charles Tilly特别关注暴力垄断，他描述了国家的最初形式如何被理解为战争精英的犯罪事业，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渗透社会，并通过使用武力从社会中攫取财富。Theda Skocpol从明确的现实主义角度看待国家，将其定义为"控制领土和人民的组织"。Joel Migdal、Alfred Stepan和Michael Mann等学者也以不同的方式为这种"自治国家"观点做出了贡献。这种新韦伯主义方法非常强调国家机构、权力和对暴力的垄断，通过其行政能力来定义国家。
合法性
对这种制度主义方法的主要批评之一是它对国家合法性的考虑有限。国家能力、安全和公共产品的提供优先于合法性。这种方法往往将合法性要么被概念化为国家机构充分发挥作用的结果，要么被简化为国家掌权的事实等价物；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机构能够确保对特定领土的暴力垄断时，这个国家就被认为是合法的。这种过度简化可能忽视国家合法性和被统治者角色的微妙本质。而合法性作为理解国家建设的关键因素的概念，它不仅来自武力的使用，还与国家与被统治者之间有意义的互动有关。因此，在这种方法下，国家机器脱离了其社会基础，使得国家合法性的概念在这种制度主义方法中几乎不存在。
国家建设方法
这种对国家行政能力和国家机器对社会行使权力能力的关注，连同合法性的基本概念，对当代国家建设文献产生了深远影响，导致形成了一种可称为制度主义的国家建设方法。例如，Helman和Ratners关于国家失败的开创性文章认为，"民族国家的存在是为了提供一种分散的方法，向生活在指定范围内的人们提供政治（公共）产品"。此外，将合法性作为权力副产品的概念化不足也同样被国家建设学者所采用。Francis Fukuyama（福山）将这种方法发挥到了极致，他在"国家性"的定义中包括："国家规划和执行政策以及干净透明地执行法律的能力"。这明确反映了合法性与权威的混淆：如果一个国家对其人民享有权威，那么被统治者服从国家的意愿就会变得过时。
对这种制度主义国家建设方法的主要批评角度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关注，往往会导致学者们在分析中将有关国家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背景边缘化，甚至无视。这种概念化也是技术官僚式国家建设方法的核心所在，这种方法只关注具体的基准，不考虑具体国家政治发展的大背景。这种国家建设方法的基础是一种普遍主义（Universalism）逻辑，即现代西方"韦伯式"国家体制被当作全世界国家的模板。这种方法受到批评，因为它将西方的理想类型强加于人，并无视非西方社会的历史和文化特点。作者认为，这种普遍主义的观点与马克斯·韦伯关于国家的历史比较研究不一致，后者考虑了资本主义在不同背景下出现的条件。
总之，这部分对新韦伯主义的制度主义国家建设方法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它突出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特别是它对国家机构、国家能力的狭隘关注，以及合法性与权力的混为一谈。它还强调了在不同背景下将普遍主义模板应用于国家建设的潜在危险，要求对国家及其在国家建设工作中的合法性有更细致和具体的理解。
这种方法更多地关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以及它们所强调的社会秩序的构成过程。它认为国家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这一观点挑战了新韦伯思想中国家与社会的明确界限。
虽然新韦伯主义的观点经常强调暴力的垄断是国家建设的基准，但关系方法表明，这不能是唯一的标准。本节强调了韦伯的警告，"当臣民仍然顽固不化时，即使是最严厉的强制和惩罚手段也必然失败"。这种观点质疑过度依赖使用武力作为维持秩序的手段。冷战后的许多国家建设干预措施似乎都忽视了对有意义互动的强调，而不考虑谁拥有暴力垄断权以及如何维持这种垄断权的问题。恰恰相反，对暴力垄断的固执实际上会导致以"和平即治理"或"空壳"的形式恢复秩序——也就是说，国家机构更多地对国际标准负责，而不是对本国民众负责。在国家建设干预经常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作者认为，正是"学者"韦伯及其对社会秩序产生和巩固轨迹的解释性理解，帮助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国家合法性如何构成和维持的问题上。
鉴于上述考虑，作者认为有必要回到韦伯提出的核心问题："为什么男人和女人会服从那些试图统治他们的人？”。对韦伯而言，决定性的问题是合法秩序是如何产生和巩固的。福山指出，决定性的问题不是"派一个穿制服拿枪的人去强迫人们遵守国家法律的最终能力"，而是在没有国家官员执法的情况下，人们为什么要遵守法律。因此，相对于新韦伯的方法，这种韦伯式或后韦伯式的国家建设方法的附加价值在于探究编纂、合理化和安抚，以及篡夺和非物质强制的过程，这些过程似乎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知的现代国家的本质。因此，本节建议应该注重分析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后文将试图指出超越新韦伯短视的可能性，以及韦伯的著作如何指导这一探索。
韦伯在其《合法统治的纯粹类型》一文中，将法律-理性合法性（legal-rational legitimacy）定义为"建立在对法定秩序的合法性，以及根据这些规则被提升为权威者有权发布命令"。韦伯认为这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然而大多数新韦伯制度主义文献并没有考虑到理性-法律合法性（rational-legal legitimacy）概念的丰富历史影响。将韦伯的其他合法性理想类型（即传统合法性和魅力合法性，traditional and charismatic legitimacy）纳入其中，可以使讨论的背景更加清晰，并考虑到社会秩序的其他来源，从而摒弃法律-理性统治的普遍适用性。在韦伯看来，传统合法性"建立在对古老传统神圣性的日常信仰之上"，而魅力合法性则被理解为"建立在对个人的神圣性、英雄主义或模范品格的奉献之上"。这两种不同的合法性概念将国家建设的讨论带出了舒适区，鼓励学者和实践者考虑社会秩序的多元性。这种合法性类型的多元性使得国家建设在文化上更加敏感。
一些学者已经暗示了韦伯社会秩序概念的内在多元性，以及这项工作如何有助于理解国家建设进程。例如，Clements将韦伯的理想类型归纳为"基础合法性"（grounded legitimacy）的概念，他认为这一概念与"人民对社会秩序和福祉的根本基础的理解和体验产生共鸣，并与他们对自身需求和共同意义来源的集体意识相联系"。这项工作明确拒绝了冷战结束后许多关于国家建设和民主化的文献中不可避免地逐渐走向自由社会秩序的进化逻辑。John Heathershaw则提出了主体间合法性（intersubjective legitimacy）的概念并认为"它构成了特定背景下和平的形式和内容"，这使他能够说明冲突后的塔吉克斯坦的国家是如何在遵守法律--理性标准的同时，经常产生仅仅是"虚拟"的和平形式，而不是实质性的、主体间体验的和平。这些概念挑战了向西式法理国家线性发展的观念，并承认合法性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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