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大卫·麦克莱伦 | 马克思的“需要”概念及其当代意义

本文将详细阐述马克思的需要（needs）理论及其对平等、权利等观念的影响，进而分析如何借助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来有效地应对当代问题，包括最突出的气候危机问题。 

首先，马克思如何对待需要概念？这显然是他的一个核心概念。他说，共产主义社会的更高阶段将在其旗帜上写下这样的口号：“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知道人类可能需要什么呢？当然，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最终取决于他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人性的构想。因为如果现在人们表现出的许多反社会倾向能够最终消除，那么共产主义社会的组织自然会与目前容易想象的那些组织有很大差别。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人类的驱动力可以被社会状况所改变？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讨论这一问题。在这里，马克思区分了固定欲望（constant desires）和相对欲望（relative desires），固定欲望“在一切关系中都存在、只是因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而在形式和方向上有所改变”，而相对欲望“只产生在……一定的生产和交往的条件下”。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前者只是发生了变化并获得正常发展的机会，而后者则会因为被剥夺了生存条件而被摧毁。马克思继续说道：“肯定哪些欲望在共产主义组织中只发生变化，哪些要消灭，——只能根据实践的道路、根据真实欲望的改变，而不是依据与以往历史关系的比较来决定。”他接着提到了几种欲望（其中包括进食的欲望）作为固定欲望的例子，并继续说道：“共产主义者就没有想过要消灭自己的愿望和需要的这种僵硬性……共产主义者所追求的只是这样一种生产和交往的组织，那里他们可以实现正常的，也就是仅限于需要本身的一切需要的满足。”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性质和欲望调节的这些变化，可以通过人恢复他在早期著作中所说的人的本质来实现。这种本质就是共同的创造性、人类控制自我创造过程的事实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的工作概念的一部分。 

因此，在一个充分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欲望和需要是紧密相连的。这与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形成对比，在资本主义社会，欲望优先于需要，交换价值比使用价值更重要。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将大量的资源用于广告宣传，而这与需要几乎没有关系。如果人们真的需要某样东西，就没有必要做广告。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目标是产生越来越多的欲望，人们愈发被说服去购买他们以前并不想要的东西，尽管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对增长的无限制的驱动，以及工具理性在历史和社会层面的彰显，也是迄今为止大多数已被尝试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特点。 

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欲望是无限的。然而，需要是有限的。我通常想要我需要的东西，而并不总是需要那些想要的东西。资本主义社会背后的动力正是推动着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欲望。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解释的那样，资本主义不仅在一波又一波的技术创新中生产出新的事物，它还生产出似乎在量上无穷无尽的新的欲望和愿望。由此产生的命令是：要么扩张，要么消亡。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其旗帜上写下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显而易见的是，一个基于需要的社会与一个基于欲望的社会是截然不同的。再次强调，需要是有限的——欲望不是。如果我需要某样东西，这总是为了别的什么。例如，我需要一块表来显示时间。而如果我想要一块金表，只是因为它是金的所以我才想要。显然，在任何特定的社会中，人们的需要都是有限的。之所以说“在任何特定的社会中”，是因为需要是发展的。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甚至说：“如果说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那么另一方面就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动物能够把自己的需要缩小到这样不可想象的程度和把自己的生活条件限制到这样的最低限度。”因此，一个以需要为基础的社会在经济增长方面可以非常灵活。这一点我稍后将在讨论需要与气候危机的相关性时再谈。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需要的无限性和我之前所说的“需要是有限的”之间没有矛盾。我想说的是，需要受到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的类型的限制。马克思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可以想象的社会类型和其中有限的需要是无限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与卢梭之间的差异，卢梭以新的形式重提对无限制奋斗和无止境积累的古老批判。卢梭在由柏拉图启发的视野中，驳斥了启蒙运动的功利主义主流观点。对他来说，美好生活的本质是节俭，是对需要的限制；需要的不断扩大会导致他治，还会淹没自然的声音。 

那么问题就产生了：如果一个特定社会的需要是该社会所特有的，又怎能产生颠覆这个特定社会的主观力量呢？回答是：所有近代社会都是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阶级社会。被剥削的单个或多个阶级意识到，他们的需要与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需要是对立的。他们试图摆脱一切阻碍其需要的满足的因素，使自己的需要体系具有普遍性，并使统治阶级需要体系的某些方面对他们而言也是可实现的。例如，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需要并不是一种新的需要；这只是要求满足一种他人已有的需要，并消除阻碍其得以满足的因素。然而，资本主义创造的工人阶级的激进需要（radical needs）从定义上来说便是不同的。其性质决定了，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不能在既定的社会中使这一需要先得到满足。 

我的讨论将需要置于马克思思想的中心位置。它取代了平等、权利等概念，或者至少使这些概念相对化了。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写道，平等权利的概念“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在需要占主导地位的地方——“按需分配”——不存在可通约性。如果我是一名非常有天赋的小提琴手，为了发挥我的潜力，我需要一把昂贵的小提琴——甚至可能是斯特拉迪瓦里（Stradivarius）小提琴。但如果我是一名非常有天赋的小说家，我只需要一支笔和大量纸张。因此蛋糕不是均匀分配的。但这块蛋糕可以足够大，以致所有人都能得到自己所需的份额，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 

平等概念的边缘化解释了为什么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念中，没有分配正义的位置。关于西方社会民主理论中典型的分配正义争论——即一些群体比其他群体应该分得更多，其中的分配标准是贡献的差异：脑外科医生比清洁工应该得到更多，因为他们对社会福祉的贡献更大。但是，一个以需求为基础的社会不会允许这种做法。 

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些思考在当代的意义。首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思想有时被视为是无关紧要的，理由是它是乌托邦式的并且无法实现。这是一种错误的解释。马克思的思想不是乌托邦式的，除非是曼海姆（Mannheimian）意义上的乌托邦，后者指从已经存在的特定社会秩序的角度来看才似乎是无法实现的状态。乌托邦——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通常是静态的。而马克思的观点是动态的：“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还要补充一点。马克思有关农村公社的说法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休止经济增长的日益关注相契合。这里受到质疑的只是经济增长带来的过度拥挤、非个人关系（impersonal relations）和公共责任丧失等罪恶。这种罪恶还包括旧社区和长期关系的破裂等。在一个由欲望统治的世界里，只有未来才是重要的。任何能够影响我的幸福的东西——无论是满足感还是挫折感——都只存在于未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只有终其一生找到某种统一性才能了解自己，这意味着要将人的过去与未来相结合。 

我对此的观点是，在农村公社中人们的需要会非常不同。在这样一个社会的社会想象中，没有平等、权利这些概念的空间，它们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需要的概念肯定不是如此。最后，这引出了与上述讨论相关的、我们的世界可能面临的最大问题——环境危机。显然，这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主义在过去两个多世纪里对全球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所带来的，《共产党宣言》很好地描述了这种影响。直到最近人们才注意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经济衰退之间的联系的认识之深刻程度。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的工作就是这种新认识的一个例子。最近，日本学者斋藤幸平（Kohei Saito）写道：“对马克思的摘录和笔记的系统研究使我们能够理解生态学在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的核心作用。他的社会主义愿景显然包括以下项目，即恢复在资本主义中被严重扭曲的社会和自然的新陈代谢。”在今天，否认气候危机的人正是原教旨主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这并非偶然。 

一些思想家认为，这些问题将不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出现。例如，阿格妮丝·赫勒 （Agnes Heller）写道：“马克思甚至一次也没有提出过‘每个人如何参与决策’的问题，这绝非偶然……在未来的社会中，不会有群体利益，也不会有利益冲突。无论是通过全民投票还是通过轮流代表来制定决策，每个人都表达了所有其他人的需要，而且不可能有其他情况。在‘社会化的人’中，人类（human species）和个体代表着一种实现了的统一。每个个体都代表着类，类也在每个个体中得到代表……人类自己做出决策。”对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强烈意义上的乌托邦。这是赫勒最具有卢卡奇色彩的一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回到需要这个概念上来。詹姆逊的“强大而坚定的（社会主义）政府”可以改变人们可能想要的东西。需要不那么容易改变。正如我早些时候所说，它们不是固定的，但它们是由人们所生活其中的社会的类型决定的。我想我已经表明，马克思在其后来的著作中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形态中包含着被资本主义日益摧毁的、有价值的要素。显而易见，对马克思来说，解决当前危机的路径不仅在于财富再分配，更在于形成使人们过上充实的、非异化生活的社会。在这里，马克思回到了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的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的观点。马克思向我们表达了将人与自然的伦理、美学和认知关系置于中心地位的共产主义观点，而这些关系是与真正的人类实现密不可分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整体观点表明，应该关注新社会的可能性，这一点甚至比政治的和经济的维度更加重要。在非异化的社会中，人们的非物质需要将变得更加重要，可以通过再分配来满足对衣食和居住的需要，而满足友谊、社会关系和意义感等非物质需要的手段显然很难获得具体说明。政治安排、经济政策、技术进步都是有益的，但是上述条件必须服务于而不是主宰社会进步，马克思的需要理论能够激励人们实现这一目标。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仝广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