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推送【全球研究论坛】(Global Studies Forum)与【法与交叉学科国际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Law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院长、区域与国别研究副院长、北大法学院长聘副教授章永乐老师主编的新书。
西学东渐百余年来，深远影响和承载中华文明共同体建构的文艺、学术和文化的生产如今已经受到了全球资本主义文艺、学术和文化再生产的深刻影响。
对于美西方来说，文明交流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隐秘的文明等级，简白地说，在他们眼里，不同国家和民族有着明确的文明、半文明和野蛮的划分，相应的政教和社会经济的安排也大为不同。我们想依靠美西方在全球资本主义文艺、学术和文化再生产的体系下产生出的产品作为我们构建的主要部分，以及把美西方作为我们输入、输出和影响的主要对象，既天真又危险。
《文明等级论与近代中国》这本书是一批年轻的中国学者吹响的号角，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打破这个根深蒂固的隐秘的文明等级，建立自身文明的主体性和主动性，是我们当下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紧迫任务，也是一场长期的战斗。
《文明等级论与近代中国》
经略丛书
章永乐 主编
东方出版中心｜稻梁 2024年11月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真正实现，就是在于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的人民，那些在“文明”之外的世界，在文明真正的意义上重新获得他们的独立与主权，走上符合自身利益的自主发展道路。只有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两句伟大而真实的标语才会历史性地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历史的书写，从来都不仅仅是重构曾经发生之事的事业，它更是书写者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探寻自身的定位，并不断寻求确认的事业。历史的书写者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去记录过去的一切，而通常只是记录那些对于他们的意义世界而言重要的内容。生存境遇的差异，会造成不同的意义世界的结构，由此导致对于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判断，出现歧异。而当这种差异被政治力量援用以建立支配关系的时候，就出现了记忆的政治、历史书写的政治。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种历史书写的意义结构，曾经支配了我国知识界的许多历史叙事。这种意义结构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的“落后者”与“追随者”的位置，认为古代中国只有时间的流逝，却没有真正的文明进步，闭关锁国，闭目塞听；这种意义结构认为西方“先进国家”在19世纪打开中国的大门，向中国人提供了何谓“现代文明”的示范，然而由于古老文明的惰性，由于中西激荡之时国内出现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力量的上升，中国拒绝了“先进国家”的示范，走向了新的闭关锁国、闭目塞听。因而，无论是“改革”，还是“开放”，最终都是要完成近代中国没有完成的“启蒙”，最终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时间到了2023年，上述理论所向往的所谓“世界主流文明”，正在表现出社会失范、政治失序、安全失控、制度失灵和精英失职等种种病症。更关键的是，世界舞台上的发达国家，基本上仍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即已奠定列强地位的国家，而那些按照所谓“世界主流文明”开出的“现代化”药方抓药吃药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而中国没有按照所谓“世界主流文明”开出的“现代化”药方抓药吃药，反而获得了跨越式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格局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非西方与西方国家的力量对比。正是在铁一样的事实之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80年代重新涌现的上述对于“文明”的理解，是极其偏颇的，它既无法解释西方，也无法解释中国。然而，这种对于“文明”的等级性理解，究竟来自何处？本书提出的观点是，这种“文明等级论”并不是新事物，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中国，就曾经在知识界与舆论界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它的根源，正是近代西方在建立起全球支配地位之后的主体意识；在殖民帝国的对外殖民过程之中，这种“文明等级论”对于殖民主义起到了重要的正当化作用。在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将中国自主的国际贸易体系变成一种受外力支配的国际贸易体系之时，“文明”（civilisation）概念已经在西方的自我意识中获得了枢纽性的地位。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列强通过对外征服，确认了自身社会的组织化暴力（organized violence）在全球的领先水平，进而认为自身的社会形态也处于世界历史的前沿位置。按照生产的形态，将社会划分为渔猎采集社会、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再到工商业社会，并将此视为一个从野蛮到文明的光谱，是很多西方理论家共享的范式。如此，尚未经历工业革命的非西方社会，就被置于“文明”世界之外，哪怕是像中国、日本、波斯、奥斯曼土耳其这样的具有悠久政治文明传统的国家，也只是被视为“半文明国家”。这种“文明等级论”成为19世纪国际法的基础理论。国际法确实是规范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的法，但是，只有那些完全的“文明国家”，才有资格获得主权国家地位。中国既然只是“半文明国家”，也就不享有主权国家地位，没有资格获得国际法的完整的运用。殖民帝国在中国建立领事裁判权，其理由就是中国的法律达不到“文明”的标准，让列强的臣民来服从中国的法律，太委屈他们了，所以只能交给列强的领事们进行管辖。但“文明等级论”不仅被西方列强用于对其他社会的评判，它也被用于西方社会内部，支持对于不同群体的不同的政治社会等级安排。在19世纪西方，选举权具有财产和教育限制，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其背后的理论就是，只有那些具有足够财产与教育的白人男性，才达到了足够的文明程度，能够为政治权利的行使负责。而妇女，有色人种，贫穷与教育水平低下的工人与农民，其文明程度都是低下的，不具备负责任地行使政治权利的能力。需要指出的是，“文明等级论”并不仅仅是被殖民者强加给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本地精英，也可能成为“文明等级论”话语主动的使用者。比如说，明治日本的福泽谕吉，就是系统吸收同时代西方的“文明等级论”，写作了《文明论概略》，希望日本通过学习和模仿西方文明，摆脱落后挨打的地位，最终达到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的文明程度。就此而言，“文明等级论”具有激励弱小国家的精英追求自强的作用。然而，这种激励具有极其重要的副作用。日本在寻求加入所谓“文明国家”的俱乐部的时候，也复制了它们的行为方式，而其中就包括对外殖民。在19世纪西方，对外殖民与征服被视为光荣的事情，甚至连已经灭国的波兰，一些波兰精英也在19世纪80年代组织在非洲殖民，以证明波兰民族是一个文明民族，因而具有在未来复国的资格。这种强大的示范作用，推动日本走上了吞并琉球、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知识界也有许多人深受经过日本转译的西方文明等级论的影响。无论是革命派和立宪派，主流意见都认为中国并不能够改变国际体系的底层逻辑，能够做的就是提升自己在文明等级中的地位，最后与列强并驾齐驱。而这从根本上就是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欧洲列强像猛兽一样相互厮杀，上千万生命灰飞烟灭，同时毁灭的也有欧洲列强对于全球秩序的支配地位。战后，欧洲自己的知识分子，也往往对自身的文明持有非常灰暗的看法。偶像坠入黄昏，这让观察欧战的许多中国精英感到愕然。一战摧毁了“文明人=有财产、受教育的白人男性”这样一种主流意识，释放被这种意识压抑的诸多力量，如西方社会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争取独立与解放的运动。而大战过程中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大力推动西方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争取独立的革命。离开这个背景，我们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无法理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旧邦新造”，与日本明治维新，是不同的道路。明治维新将日本带入殖民帝国的俱乐部，日本复制了西方殖民帝国的种种行为，成为亚洲的侵略者。而二十世纪中国的“旧邦新造”是在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两个方面都推进平等化。中国不仅寻求自身从殖民主义秩序下的解放，也帮助其他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获得解放。中国也从自身的国际主义实践中，获得了各种回报。比如说，1971年联合国大会，中国就是在大量亚非拉国家的支持之下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比如说，今天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能够获得许多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共同反帝反殖的历史记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的中国已经宣示自身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而本书强调的是，这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以否定19世纪西方的“文明等级论”作为前提的。如果说我们经常说的“落后就要挨打”只是对于近代世界的经验观察，用来激励我们自己奋发自强，19世纪殖民帝国的“文明等级论”真正地把“落后就要挨打”变成了一种规范：“落后”就意味着文明水平低下，就应当接受文明水平更高者的改造，“挨打”意味着接受文明水平更高者的“教育”。这种理论是对弱小民族尊严的践踏和蔑视。随着旧殖民主义的终结，粗糙形式的“文明等级论”淡出了我们的视野。然而，近代的殖民帝国很快找到了在承认非西方国家形式意义上的主权前提下建立支配的新方式，于是“文明等级论”通过新的形式，得到了续造。比如说，在当下西方流行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the rule-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这一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明等级论”：不遵循特定政治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就会被认为是违规者，从而被排除出所谓“国际社会”。这里的所谓“规则”，既不是《联合国宪章》，也不是国际法，它反映的是少数发达国家构成的俱乐部的好恶。只是，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19世纪式的殖民帝国的“大国协调”决定世界命运的场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将与世界各国一起，共同建设一种真正的多边主义秩序，一种更为平等与公正的国际秩序。如果说近代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在很多时候还需要运用“文明等级论”来打破“天朝上国”的迷思，从而推动积极的自我变革，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使得我们能够更为从容地回顾历史，更细致地审视“文明等级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演变，从而为克服其思维模式中的根本弊病，提供更为坚实的学理基础。本书收录的八篇文章，代表着在这一方向上推进历史的重新书写的努力。八位作者都是亲历了“文明等级论”当代回潮的“80后”学人，对于“文明等级论”思维方式的内部逻辑，有着深入的观察与思考。殷之光，王锐关注殖民帝国的“文明等级论”的“源头供给”，高波、傅正关注清末知识精英对于“文明等级论”的接受和理解，吴双则探讨革命者的世界观如何在不经意之间被植入“文明等级论”，魏磊杰与章永乐则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深刻的政治与思想后果。我们希望这样的努力，能够推进学界的相关研究，丰富与深化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旧邦新造”历程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解与解释。
当代世界一直存在如下关于中国的叙事模式：19世纪以来，西方“先进国家”打破了中国的停滞状态，向国人启蒙了何谓“现代文明”，中国需要深入自省，完成未竟的“启蒙”，最终融入所谓“世界主流文明”。这种对“文明”的单向度与等级化的理解，可以被称为“文明等级论”。它源于近代西方列强在建立全球支配地位过程中形成的主体意识，并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中国知识界与舆论界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今，它又隐藏在“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样的概念身后，为延续少数全球北方国家的特权地位提供理论论证。
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自觉，坚决摒弃“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本书收入的一系列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旨在更细致地梳理“文明等级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轨迹与演变过程，从学理上深入揭示其思维模式上存在的根本缺陷，从而对文明交流互鉴的当代实践作出有力的理论呼应。
王 锐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暨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副教授傅 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社会发展中心助理研究员王馨培 重庆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现任上海市民立中学语文教师文明、进步与训政：孙中山训政思想与美帝国的内外经验吴双“旧邦新造”的国际之维:重思中国与“一战”的关系 魏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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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编辑：蒋滨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