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西之法｜胡晓：先河后海：“大清律例源流辑校”丛书评介

一、引言

        不论现代法学还是传统律学，立法文本的整理、考订、点校都是展开学术作业的基础。法律史是法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对历史法律文献的点校是法律史研究的根基。近年来，清代法律史研究注重史料运用的多元性，利用中央档案、地方档案、报纸杂志等史料，动态考察清代“活”的法律史，成果斐然。相比之下，学界对《大清律例》本身的静态考察则是丰墙峭址。《大清律例》在近230年的漫长历史里并非一成不变，如何明晰有清一代法制，自清至今，荆棘塞途。

《大清律例通考校注》系对乾隆时期律例纂修官吴坛等所著《大清律例通考》的点校，对律例的考释止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后续修纂所缺较多。《大清律例根原》据同治十年（1871年）吴坤修等所编《大清律例根原》为底本点校，较之《大清律例通考校注》，汇辑版本全面，详载删改过程，但所录按语缺漏较多，成书重复冗长，不便检索。《读例存疑（重刊本）》系对清末律学家薛允升代表作《读例存疑》的点校，但重刊本首创的编号系统，已无法满足当下研究准备定位律例条文版本的需求。以上对《大清律例》的整理，桎辖之桎在于皆为清代律学著作之点校，不论面向法学还是史学，其史料价值不能直接等同于《大清律例》官方刻本。

《大清律例》的官方汉文刻本共11版，当代学者仅点出其中3版。四册本《清代律例汇编通考》，以律、例、则例、事例、省例、章程、成案、禁令八种规范重构清代法律体系，但其体系与著录方式使得成书内容过于庞杂，在增加全书检索难度的同时，并未优化编号系统以适配，最终“汇而不通”，未达“各条法律发展变化一目了然”之目标。

就已有成果而言，点校本缺漏严重，汇辑本冗长庞杂，以至于学界相关研究不顾及历史时间，任意混引不同时期的《大清律例》文本，杂乱无章。如果静态文本的整理难以支持目前学界援引《大清律例》的基本需求，遑论动态考察《大清律例》实际运行的状况。如果将视野拓展至比较法律史领域则会发现，由于国内《大清律例》整理的缺乏，英文世界所引两种主要《大清律例》英译本所据底本，均非官方刻本。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所译《大清律例》以嘉庆四年（1799年）版非官方印刷本为主，同时参考乾隆六十年（1795年）和嘉庆十年（1805年）年非官方印刷本。由于该译本仅译出律文，未含例文，且错译较多，目前《大清律例》的主流英译本为钟威廉（William C.Jones，1926—2005）译本。而该译本以《读例存疑（重刊本）》为底本，译本章节目录即条款编号并未完全依照重刊本，考证英文研究所引条款究竟对应《大清律例》何年何版、哪款哪条，是比较法律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难题。

此外，受“近代”“法律近代化”等概念影响，“清代法律史”与“清末修律史”在当下法律史研究的叙事中，被完全割裂为两个部分。尽管宣统二年（1910年）《钦定大清现行刑律》（以下通称《大清现行刑律》）乃是对同治九年（1870年）本《大清律例》的纂修，但学界一直将清末最后一次大规模律例修纂，排除在《大清律例》的研究之外，其对《大清律例》的赓续与革新从未厘清。

近年来，同济大学陈颐教授一直深耕清末民初立法文本的点校工作，先后点出《“<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集解四种》《钦定大清现行刑律》等重要史料。以《大清现行刑律》为起点，整理清末所有修律文本，汇总有清一代所有律例沿革的庞大目标———“大清律例源流辑校”就此展开。

丛书以全新的律例编号系统，汇总自顺治三年（1646年）《大清律集解附例》律出至宣统二年（1910年）《钦定大清现行刑律》修成，涉及《大清律例》的四种立法文本，包括：汇辑《大清律例》10个官方汉文刻本及各版律例沿革的《大清律例源流汇考》（全10册，前八册陈颐点校，第九、十册解锟点校）；完整著录同治九年（1870年）本《大清律例》的《大清律例（同治九年）》（全1册，陈颐点校）；完整收录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会典馆石印本《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所录《大清律例》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刑部》（全3册，陈颐点校）；以对照合刊的形式收录同治九年（1870年）本《大清律例》与宣统二年（1910年）《大清现行刑律》的《<大清律例><大清现行刑律>合编：附<大清现行刑律案语><核订现行刑律>》（全3册，陈颐、洪佳期点校）。丛书共4种凡17册，意在明晰清代法律变革的具体方式、理由，为学术研究提供准确的基础文献支持，先河后海，班班可考，是谓“大清律例源流辑校”。

二、清代律学语境下的律例沿革

       自薛允升、吉同钧等晚清律学家以来，传统律学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被完全抛弃，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法学方法，以律学方法考证、梳理传统中国制定法的基础研究，并不被法学界重视。《大清律例源流汇考》与《大清律例（同治九年）》力求融“精核”与“简练”于一体，基于全新的律例编号系统，附以历次修纂的律文、例文、时间、按语，最终呈现出一套在传统律学与现代法学双重意义上，完整展示《大清律例》每一条律例沿革、检索便利、自成体系的点校本。

（一）《大清律例》之“精核”

董康曾言：“以进士或拔贡小京官签分，到部之后，就辈项稍前者，悉心研究，一方读律，一方治事。部中向分陕豫两系，豫主简练，陕主精核。”“精核”指详细考核、精确翔实，同治、光绪时期的“陕派律学”以“精核”为要，被称为“中国传统律学的总结与集大成”。具体到律学研究，即逐条考察、精准核实《大清律例》之沿革，在时间跨度与内容范围上，对当时现行的律例做“加法”。例如“陕派律学”代表人物薛允升所著《读例存疑》，正是通过梳理各条律例之古今沿革，“上溯经义，下逮有明，比其世轻世重之迹，求其所以然之故，而详著其得失，以为后来因革之准”。《大清律例源流汇考》所谓“源流”，正是以此为方法，“整理一个完整的清代律例沿革”。

首先，《大清律例源流汇考》考证翔实，参考史料典籍丰富达百十余种。全书以顺治三年（1646年）内府刻本《大清律集解附例》、康熙九年（1670年）内府刻本《大清律集解附例》、雍正三年（1725年）内府刻本《大清律集解附例》、乾隆五年（1740年）武英殿刻本《大清律例》、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武英殿刻本《大清律例》、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武英殿刻本《大清律例》、嘉庆七年（1802年）武英殿刻本《大清律例》、道光五年（1825年）武英殿刻本《大清律例》、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武英殿刻本《大清律例》、同治九年（1870年）武英殿刻本《大清律例》共10个官方汉文刻本为底本，详细考校每个版本的卷数与卷次、册数与分册、律例数目及律文修改情况，同时参酌官方与民间刊刻的《大清律续纂条例》《大清律纂修条例》《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刑部》《大清律例按语》《大清律例根原》，考订每一条律例的修纂沿革。

其次，《大清律例源流汇考》厘清了《大清律例》每一条律例的时间序列与修订理由。对于律文与例文，《大清律例源流汇考》按照《大清律例》的体系，以官方汉文刻本为经，首列顺治三年本律文，续以历次修纂之按语、改后律文及小注。在各条律文之后著录附律条例，标注历次修纂之按语、例文及小注，并附《<大清律例>律例数目对照表》，详细点算并直观展示各版律例数目之沿革。

对于律附和律例总类，首录顺治三年本《大清律附》及所附《比附条例》，并标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进呈本”对其体例、刑种的修改。其后续以雍正三年本《大清律例总类》及其所附《比引律条》，标注乾隆五年本、乾隆三十三年本、乾隆五十五年本以及光绪十年（1884年）刚毅“重刊本”《大清律例》对《律例总类》的修改，并附《大清律例总类条款数量沿革简表》呈现其条款数量变迁。

对于已有点校本鲜有收录的“逃旗”规定，参照律例正文的著录方式，以康熙十五年（1676年）本《督捕则例》为底本，标注历版《督捕则例》，同时附录《<督捕则例>例目对照表》，以便检视其例文、体例之沿革。

《三流道里表》自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即附入《大清律例》，与《五军道里表》共同构成军、流刑施行的基本依据。《大清律例源流汇考》并录乾隆八年（1743年）、嘉庆十六年（1811年）《三流道里表》，乾隆八年（1743年）《军卫道里表》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嘉庆十四年（1809年）《五军道里表》，清中叶至清末军、流刑配发地由是得以一目了然。

最后，已有点校本所据底本最晚的张荣铮等点校本，以道光六年（1826年）递修本《大清律例》为底本，未能涵盖道光十年（1830年）至同治九年期间6次纂修条例，及道光二十七年与同治九年两版武英殿刻本。“道光十年至宣统二年的80年，是传统中国政治社会变迁最为剧烈的80年。”同治九年本《大清律例》作为清末变法修律前最后一次纂修条例，既是西法东渐以前中华法系法律典籍编纂之大成者，也是所谓“清末修律”所修之律，因此有必要单独点出。《大清律例（同治九年）》以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递修本为底版，补入咸丰二年（1852年）、同治九年刑部刊刻的两版《大清律纂修条例》的修改、修并、续纂条例，清末修律前《大清律例》的最终形态得以呈现。

（二）《大清律例》之“简练”

“简练”即指简明精练，相比“陕派律学”优于著述，豫派律学家以明刑弼教自任，重视司法实践，强调律例简洁，条分缕析，以达到“明慎折狱”的效果。如果仅将历代《大清律例》按照颁行顺序逐条著录，最终呈现的将是一部体量庞大、重复冗长、难以检索的盈篇累牍之作，何谈前后比对、明晰沿革？《大清律例源流汇考》与《大清律例（同治九年）》在“精核”的基础上，重新编制目录、体系，革新律例编号系统，最终汇辑成一个便于快速检索、引用精确的“简练”文本。

首先，《大清律例源流汇考》在《大清律例》原有律例的基础上，重新纳入律例总类、督捕则例、军流道里表，在补完既有《大清律例》点校本遗漏的同时，兼顾翻阅检索的便利性。

《大清律例源流汇考》共10册，第一册为卷首，即《律序》《上谕》《奏疏》《衔名》《凡例》《总目》《律目》《诸图》《服制》。第二册至八册为正文，包括“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编。第九册为律例总类，收录顺治三年本《大清律附》《比附律条》，并录雍正三年、乾隆五年、乾隆三十三年、乾隆五十五年本《律例总类》《比引律条》（附光绪十年刚毅重刊本《律例总类》）。第十册为督捕则例与军流道里表，除康熙三年（1664年）增补本《兵部督捕钦定逃人事宜》单列外，并录各版《督捕则例》《三流道里表》与《军卫道里表》（乾隆三十二年更名为《五军道里表》）。

《大清律例（同治九年）》为免重复，删去原书总目及各卷律目，新编目录保留各卷卷号，以门类为纲，如原书“一卷一门”，则卷号于前，如“数卷一门”，则门类于前。对于原书书前奏疏无标题者，在目录卷首中酌拟标题并标识。对于原书条例无目者，则据《读例存疑（重刊本）》所拟例目予以标注，以便检阅。

其次，《大清律例源流汇考》与《大清律例（同治九年）》以业已出版的《“<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集解四种》《钦定大清现行刑律》的编号系统为基础，构建出能够准确定位每一条律例沿革的编号系统。

为《大清律例》条款编号并非陈颐教授首创，黄静嘉教授在点校《读例存疑（重刊本）》时，便在原版基础上为律文、例文统一编序、编目，编号系统的出现使得《大清律例》的援引不再杂乱。时至今日，《读例存疑（重刊本）》不足以满足法律史研究准确援引《大清律例》的功能需求，其编号系统也过于简略，难以明晰所引条律例究竟为何年何版、哪门哪目。以“源流”为目标，建构一套涵盖历代官方刻本、便于检索的《大清律例》编号系统，将作为基础文献支持，推动大清律例研究整体向前。

《大清律例源流汇考》将律例正文7编、30门下各条律文以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编号前以方括号冠以版本时间，编号后在圆括号内以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指代律下条例次序。例如【1646】1.1.1.（1），即表示顺治三年（1646年）《大清律集解附例》第1编“名例”第1条“五刑”所附第1条条例。因《督捕则例》系附入《大清律例》，故单独编制编号，冠以字母D。为避免烦琐，如有律文、例文修改，则以“【修纂年份】○纂修方式”标明，并在该项下著录修改按语及改后律文、例文。例如【1676】D.76，表示康熙十五年（1676年）《督捕则例》第76条则例“行提窝家”，【1743】○修改，表示乾隆八年（1743年）修改此条则例的修改按语及改后例文。如律文、例文不变，但因条例数量增减导致编号变化，则标明新的编号并附“（略）”，以示内容不变。仍以“行提窝家”为例，【1743】D.83（略），表示乾隆八年《督捕则例》将此条则例的条序改为第83条，内容与改后例文相同，【1825】D.80（略），表示道光五年（1825年）将其条序改为第80条，内容不变。期间及以后律文、例文、编号均无变化，则不再赘列。

《大清律例（同治九年）》对律文、例文的编号与《大清律例源流汇考》的编号系统基本一致。首先，编号以上标格式“编.门.条.（例）”标识于全书律目、律文、条例及所附《比引律条》《督捕则例》各条之前。例如6.18.269.（2），即第6编“刑律”第18门“贼盗中”第269条“窃盗”所附第2条条例“计赃罪应满流改近军”。其次，因卷首部分无编，故设卷二《诸图》、卷三《服制》编号为“0.1”和“0.2”。例如0.1.12，表示第12图“出嫁女为本宗降服之图”，0.2.8.1即“服制”“缌麻三月”第1节“祖为众孙妇人”。最后，《比引律条》《督捕则例》编号首部分别冠以字母B、字母D，其后以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如编号B.30为《比引律条》第30条“谋杀义父之期服兄弟”；编号D.105为《督捕则例》第105条“八旗逃人通行呈报”。

如此一来，通过全新的分册、目录与律例编号系统，数千万字体量的《大清律例》被逐字比较、统计、考证、校对，最终“简练”为“【1646】1.1.1.（1）”或“3.8.144”这样能够准确展现版本、编、目、条的编号系统。

从清代律学视角而言，《大清律例源流汇考》与《大清律例（同治九年）》的辑校，乃是传统律学方法“精核、简练”的古为今用。在功能性上，可谓今后清代法律史研究的必备工具书，在研究范式上，亦为《大清律例》的静态文本研究，提供大清律例、律例总督捕则例、军流道里表的完整体系。

关于律例总类的著录，或可专门申言一二。传统法制，以刑统律。《唐律疏议》引《尚书大传》曰“夏刑三千条”，又曰“魏因汉律为一十八篇，改汉具律为刑名第一”，并于北齐定名“名例”。《唐律疏议》虽称“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体例”，并以“五刑”列为律典首条，但自《法经》始，律之编纂即以事例编类，罕有“以刑统律”的体例。顺治二年《大清律附》及此后历版《律例总类》，即是“以刑统律”的样本，并附入律例颁行，其意义值得特别重视。往前说，或可借此想象诸如“夏刑三千条”，往后看，则类于近代之“刑度表”。以往《大清律例》各点校本中，皆未收录《律例总类》。《大清律例源流汇考》不惮其烦，并录雍正三年、乾隆五年、乾隆三十三年、乾隆五十五年及光绪十年刚毅“重刊本”《律例总类》，并附《大清律例总类条款数量沿革简表》，其对于体系完整的追求可见一斑。

三、《大清会典》中的律例源流

《大清会典》始编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典、例合一，雍正二年（1724年）续修《大清会典》沿之。乾隆十二年（1747年）改用“以典为纲、以则为目”的编纂体例，分编《大清会典》与《大清会典则例》。嘉庆六年（1801年）、光绪十二年（1886年）沿用“典、例分编”的体例，改《大清会典则例》为《大清会典事例》。所谓“事例”，“皆据现在所行直书于典，其沿革损益，详著于例”。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将同治九年本《大清律例》七编律例全文收录于“刑部”，其编纂由“纂修官亲赴皇史宬，详考列朝《实录》，敬谨抄录，成宪具在”，所据“非在外臣工所能窥见”之“典册尊藏”，以“历年事例”的形式详明《大清会典》中的清代律例沿革。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刑部》共3册，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清会典馆石印本《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为底本，据沈云龙主编的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版《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为参校。将《大清会典》纳入《大清律例》的整理范围内，一则拓宽《大清律例》的研究视野，有助于理解清代会典体系中的律例情形；二则作为《大清律例》官方刻本之补充，可与《大清律例源流汇考》对观。

（一）会典体例中的《大清律例》

《大清会典》的性质及其与律例的关系，一直是法律史研究悬而未决的问题。清代法律体系自成一脉，“会典的性质，在现代学术语境中，不易分类，或也可不必固执于某一类别，尤其在与律例关系的争辩上”。《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刑部》并不纠结于如何定性，而是通过点校，力求还原清代会典体例中的《大清律例》著录情形。

首先，《大清律例》在清代会典体系的收录情形，随《大清会典》编纂体例的变化而变化。《大清会典（康熙朝）》《大清会典（雍正朝）》典、例合一，其“刑部”全文收录《大清律例》；乾隆十二年（1747年）典、例分编，因“已刊刻颁行”诸书“无庸复载”，《大清会典（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乾隆朝）》均未收录《大清律例》；嘉庆六年（1801年）改“则例”为“事例”，《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之“刑部”再次收录《大清律例》，并被《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沿续。

其次，《大清律例》与《大清会典》所录内容不同。例如，《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刑部》仅收录同治九年本《大清律例》“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编及《督捕则例》，未著录卷首之“奏疏、衔名、凡例”、卷一《律目》、卷三《服制》、卷四十七

《总类·比引律条》及附于卷末之《三流道里表》。再如，虽然“《会典》内图式，自坛庙规制、职方舆地，以及刑具、服制之类，罔不备列”，但《钦定大清会典图（光绪朝）·礼部》卷三十之《服制》依旧收录了同治九年本《大清律例》卷二《诸图》中《丧服总图》《本宗九族五服正服之图》《妻为夫族图》《出嫁女为本宗降服之图》《外亲服图》《妻亲服图》以及《妾为家长族服之图》。

最后，《大清律例》著录律例的方式与《大清会典》不同。在清代法律体系中，存在原有定例与现行定例的区别，《大清律例》仅著录现行有效律例，而《大清会典》则完整记录原有定例、现行定例之“沿革损益”。例如，同治九年本《大清律例》6.28.398“凌虐罪囚”，仅载现行律文1条、例文14条，而《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八百四十·刑部一百十八”所录“刑律·断狱·凌虐罪囚”，在现行律例的基础上，还补录乾隆元年（1736年）删定例1条、乾隆五年改定例1条、乾隆五年删定例2条。

（二）历年事例中的《大清律例》

除前述法律史学科内部的争议外，《大清会典》的性质在法学界与史学界，还存在“法典”说与“史书”说的争论。史学界所持“官修史书”说（亦称“政书”说），则仅将《大清会典》视为清代官方编纂的史料汇编。《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刑部》对学说争议不置可否，而是着重利用“历年事例”的史料价值，作为《大清律例》的补充，达至追溯“源流”的目标。

首先，《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以案语形式为每一条律例附注删、改、增、定的具体情形。仍以“刑律·断狱·凌虐罪囚”为例，《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在该条律文之后续以案语，解释了律后增注“有不知，坐以不应”系因“乾隆五年查旧律总注云：‘言之而不举与同罪，不言不知不坐者，以司狱、提牢，以狱为职，狱卒之弊，不容不知也’”。对于该条律文之附律条例，又续以案语详明具体删、改、增、定情形，如同治九年本《大清律例》6.28.398.（1）“凌略呈递及递解在途罪乃受财故纵或杀害者”之案语载明“此条

系原例”，例文前两句在原例中本为“法司问断各处进本等项人犯，发各衙门呈递者”，经雍正三年（1725年）纂修，才改定为同治九年本《大清律例》6.28.398.（1）所见“在法司文发程递人犯，在外问刑衙门呈递来京及递解别省人犯”。而6.28.398.（1）末尾两句“俱枷号两个月，发烟瘴充军”，则是经由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的纂修，将原例中的“属军卫者发边充军，属有司发者发边外为民”按“并于‘杻镣’之下，删‘及牢固字样’五字”修改所得。“刑律·断狱·凌虐罪囚”律文所附18条例文（同治九年现行例14条及历次修纂删定例4条），皆详明如此。

其次，《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著录律例之后，以编年体的形式记录涉及各条律例的上谕、题准、议准、复准。仍以“刑律·断狱·凌虐罪囚”为例，该条律例后的历年事例，记载了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议准的律文、治罪条例，至同治八年（1869年）奏准的条例，共计10条事例。由于“五刑”为“名例”之首，统领《大清律例》的刑罚标准，而“热审”涉及每年特定时间内大范围的刑罚减等问题，历朝行、废反复，因此“五刑”的历年事例被分为“历年刑制事例”与“历年热审事例”两部分。

“历年刑制事例”记载了自顺治朝废《明律》“割脚筋、贯耳鼻”等酷刑、重新制定“五刑之制、狱具之图”起，至嘉庆十七年（1812年）严禁“私造非刑问狱”、修改“枷具”尺寸重量为止，其间涉及修改刑制、刑具的20条事例。

“历年热审事例”记载了顺治八年（1651年）至雍正元年（1723年）定“热审条例”前，奏请才可实施的、非常设的“热审”制度反复行止的25条事例，以及雍正元年（1723年）起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修改“热审条例”实行期间、刑罚减免程度的8条事例。

最后，《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对《大清律例》沿革的记载并不准确，仍需参考《大清律例源流汇考》作为理解历年事例的补充。仍以“刑律·断狱·凌虐罪囚”为例，《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所录该律现行第1条附律条例为“在内法司文发程递人犯，在外问刑衙门呈递来京及递解别省人犯，除原有杻镣及牢固字样照旧外，其押解人役，若擅加杻镣，非法乱打，搜检财物······”。而据《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之案语，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已经删除条例中‘及牢固字样’五字，所录条例与按语所载前后矛盾。通过《大清律例源流汇考》的爬梳可见，《大清律例》修纂按语所载该条例乾隆三十六年改后例文为“在内法司文发程递人犯，在外问刑衙门呈递来京及递解别省人犯，除原有杻镣照旧外，其押解人役······”

综上，若以“源流”为目的，《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与《大清律例》的内容并非重复，而是互为补充。相较于《大清律例》官方刻本，《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刑部》之点出，呈现出清代会典体系中《大清律例》的著录情形，与《大清律例源流汇考》相互对照，则进一步完善了源流汇考。

四、《大清现行刑律》纂修的新旧两面

“《大清现行刑律》为《大清律例》之滥觞，旧律改革之结晶。”《大清现行刑律》的修纂，系自同治九年修纂《大清律例》以来，40年间唯一一次大规模修例活动。此次修律，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修订法律大臣奏定删除律例起，至宣统二年（1910年）上谕颁行《大清现行刑律》为止，先后在同治九年本《大清律例》的基础上进行5次修纂，期间陆续奏呈的文本包括光绪三十一年《大清删除新律例》、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遵议满汉通行刑律》、宣统元年（1909年）《大清现行刑律按语》、宣统元年《核订现行刑律》以及宣统二年《大清现行刑律》。

既有清末修律的法律史叙事中，刑事立法的两大成果《大清现行刑律》《钦定大清刑律》（以下简称《新刑律》），向来被标以“新旧对立”的标签。《大清现行刑律》汲取传统律学精粹，作为《大清律例》的终点，集旧律纂修之大成，乃传统律学抵抗新法学之绝唱。《新刑律》“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以西方刑法典的体例面世，代表着法律近代化的开始。这种“脸谱化”的二元对立叙事，看似明晰了清末修律的新旧两面，实则模糊了新旧交替蕴含的复杂性。

《<大清律例><大清现行刑律>合编：附<大清现行刑律案语><核订现行刑律>》（以下简称《<大清律例><大清现行刑律>合编》）以左右两栏、对照合刊的形式，向我们系统地呈现《大清现行刑律》的两个面向：一则以旧律学的视角，爬梳《大清现行刑律》对

《大清律例》之赓续；二则以新法学的眼光，考察《大清现行刑律》容纳新政、新法的限度。

（一）旧律之赓续

《大清现行刑律》是《大清律例》源流的终点，其颁布距同治九年本《大清律例》相隔40年，但纂修旧律的计划，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便已经开始。

首次修纂，为删改旧律，始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修律大臣随督同提调、总纂等官，“悉心参考，分类纂修，并将全部条例反复讲求，复查历届修例章程，应分别删除、修改、修并、移改、续纂五项”。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修律大臣奏呈的《大清删除新律例》累计删除条例333条、比引律条10条、律文1条，合计344条。《<大清律例><大清现行刑律>合编》以《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5册（商务印书馆1910年版）所载奏折所附“应删各例”清单为底本，于对应处注明“删除律例○删除”字样。例如，同治九年本《大清律例》1.1.1.（10）“奉祀祀丞等官并乐舞生有犯”、1.1.1.（11）“太常寺厨役有犯”均在此次删改中删除。

二次修纂，仍删改旧律，始于光绪三十三年九月（1907年10月）。修律大臣与礼部奉上谕“议定满汉通行礼制、刑律”，以解决满汉刑罚参差不一的问题。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1908年1月），修订法律大臣奏定《遵议满汉通行刑律》，删除律文1条、条例39条，移改条例1条，修改条例7条，修并条例1条，合计49条。《<大清律例><大清现行刑律>合编》以1907年修订法律馆铅印单行本为底本，于对应处注明“满汉通行刑律○删除、移改、修改、修并”字样。例如，同治九年本《大清律例》1.1.9“犯罪免发遣”律文被删除，附律第1条条例1.1.9.（5）“旗人犯窝窃等罪”移改为4.61.（2）“旗人犯窝窃等罪销除旗档”。

三次修纂，为编订旧律，始于光绪三十四年正月（1908年3月）。修律大臣沈家本与俞廉三认为“因新律之颁布尚须时日，则旧律之删，万难再缓”，故奏请编订《大清现行刑律》，删《大清律例》原有“吏、户、礼、兵、刑、工”六编名目，改五刑之制为“罚、徒、流、遣、死”，具体包括“死刑、安置、工作、罚金”四种刑罚，“律例内各项罪名，该从新章厘定”，节取同治九年以来未纂定之例文，删并例文，务归简易。光绪三十四年五月（1908年6月），宪政编查馆同法部奏准补充修订律例的具体办法，《大清现行刑律》的全面修订正式启动。宣统元年八月（1909年10月），《大清现行刑律》编订告竣，沈家本、俞廉三主持缮写黄册《大清现行刑律按语》奏呈。此次修订删除律文27条、条例440条、比引条律5条、督捕例96条，续纂新例36条，保持旧例208条，条例修改633条（原例629条）、修并86条（原例175条、比引律条15条）、移改46条（原例49条）、并入1条、移出13条、移并25条（原例34条，含督捕例14条）。《<大清律例><大清现行刑律>合编》以1909年修订法律馆39卷铅印本为底本，于对应处注明“现行刑律按语○删除、修改、修并、移改、并入、移出、移并、续纂”字样。例如，同治九年本《大清律例》6.28.396.（6）“任意私设非刑及滥拷无辜之人并凌略人犯至毙”，在《大清现行刑律》中被移改为1.1.（5）“刑具不得任意私设”。

四次修纂，为核订勘正，始于宣统元年八月修律大臣沈家本与俞廉三奏呈《大清现行刑律按语》之后，宪政编查馆奉谕核议。宣统元年十二月（1910年2月），宪政编查馆奏呈核订勘正后的《核订现行刑律》，提出应改五刑之“罚刑”为“罚金”，删除允许买卖人口诸条，甄择刑名之例等数条建议。此次核订勘正，删除律文19条、条例73条，修复律文1条、条例2条，条例修并6条（原14条）、移改6条、修改88条（原87条）。《<大清律例><大清现行刑律>合编》以1909年修订法律馆6卷铅印本为底本，于通栏对应处注明“核订现行刑律○删除、修复、修并、移改、修改、续纂”字样。

五次修纂，为修定颁行，始于宣统元年十二月奏呈《核订现行刑律》之后。修订法律大臣遵照先前宪政编查馆之建议，按照宣统元年十二月颁行的《法院编制法》及宣统二年三月奏准变通秋审旧制逐一更正。⑥宣统二年四月初七日（1910年5月15日）修订法律大臣、宪政编查馆奏呈《大清现行刑律》黄册定本，并附《宪政编查馆会奏<现行刑律>修改各条清单》（以下简称《会奏修改各条》）。同日内阁奉上谕，着即刊刻成书颁行。据《会奏修改各条》，最终颁行的《大清现行刑律》在《核订现行刑律》基础上，修改律文2条、条例54条，删除条例10条。《<大清律例><大清现行刑律>合编》以连载于《政治官报》宣统二年四月十七日（5月25日）第922号至四月二十三日（5月31日）第928号的《会奏修改各条》底本，于对应处标明“会奏修改各条○修改、删除”字样。例如，《大清现行刑律按语》将同治九年本《大清律例》1.1.5.（1）“阵亡者之父祖子孙有犯寻常斗殴杀等死罪”移改至6.28.366.（8），而此条例文复经《会奏修改各条》修改定稿。

最终，历时七年，先后修纂五次，赓续《大清律例》传统的《大清现行刑律》成为帝制中国颁行的最后一部刑事立法。《大清现行刑律》的编订，集中华法系律典精髓于一体，保留律例体例的同时删繁就简。在历代法典经验之外，《大清现行刑律》“向具甄录私家撰述”，充分汲取清末律学成果，例如薛允升著《读例存疑》经刑部奏进，被《大清现行刑律》“一体采择”。从中华法系之赓续而言，无愧于“中国旧律最后之总成”。

（二）新法之容纳

相较于完全推行西式刑法典的《新刑律》，《大清现行刑律》在现代法律史叙事中的总体评价是保守的。尽管《大清现行刑律》修自同治九年本《大清律例》，但这部起“过渡之用”的刑律，并不完全是因循守旧之物，其体例、刑名、刑罚之修改，均受到清末预备立宪、刑制改革、官制改革等一系列新政成果的影响。

《<大清律例><大清现行刑律>合编》沿用《大清律例（同治九年）》律例编号系统，以左右两栏、对照合刊的形式，著录同治九年本《大清律例》与《大清现行刑律》，前者居左，后者居右，并于对照栏之下通栏附入期间《大清现行刑律》历次纂修之按语。通过新旧律例的比较，可以从历次修改中洞察传统旧律对新政、新法的容纳。

首先，在预备立宪的目标下，《大清现行刑律》消除满汉畛域，禁止人口买卖，废除奴婢制度。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修律大臣在上呈《遵议满汉通行刑律》的奏折中提出：“方今中外交通，法律思想日趋近新异，倘仍执旧律划分满汉之界，不惟启外人轻视之心，尤与立宪前途诸多阻碍。”宣统元年十二月，宪政编查馆奏议《核订现行刑律》折又提出：“买卖人口，久为环球所指摘，而立宪政体保护人民权利之旨，尤相背驰······自应将律内有关买卖人口及奴仆奴婢诸条，一律删除改定，以昭仁政。”正是在新法思想的影响及预备立宪的目标下，同治九年本《大清律例》1.1.9“犯罪免发遣”被删除，其条例1.1.9.（5）“旗人犯窝窃等罪”也被移改为4.61.（2）“旗人犯窝窃等罪销除旗档”。

其次，受刑制改革的影响，《大清现行刑律》厘正刑名，取消肉刑，减重从轻。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修律大臣在上呈《大清现行刑律按语》的奏折中提到，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起，刑部陆续奏请改“充军”为“安置”，改“军、流、徒”为“工艺”，改“笞、杖”为“罚金”等，因此亟须厘正刑名，如此“持之以恒，行之以渐，则他日推既新律，不致有捍格之虞矣”。受近代刑罚学说的影响，清末刑制改革势在必行，《大清现行刑律》虽保留“五刑之制”，但《大清律例》中“笞、杖、徒、流、死”最终被修改为“死刑、安置、工作、罚金”四项具体刑罚措施，以“罚金”刑替代“笞、杖”两类肉刑，减重从轻，从而为日后推行西式《新刑律》打下基础。

再次，受官制改革的影响，《大清现行刑律》删改总目，化编为门。为配合预备立宪光绪三十二年官制改革，修律大臣在光绪三十四年上呈《大清现行刑律按语》的奏折中提到：“刑律承明之旧，以六曹分职······现今官制或已改名，或经归并，与前迥异，自难仍绳旧式。兹拟将吏、户、礼、兵、刑、工诸目一律删除，以昭划一。”所附《大清现行刑律按语》“凡例”首条便载：“律书以六曹分列，揆诸义列，究嫌未安。此次因官制增并，书目未宜因袭，奏蒙俞允，故删除吏、户、礼、兵、刑、工之名，即循三十门之总目，按此编辑。”宪政编查馆奏议该折时，详考周以来历代律目、总目沿革，同样认为：“近今官制更张，已与前代不同，事例既增，自非旧日总目所能骇载。今律总目分名例、职制、公式、户役……断狱、营造、河坊，凡三十门，条举已详，即无总目，已便检查，应即仍照今律三十门分隶，而删除六律之名，以昭核实。”可见，受官制改革影响，《大清律例》沿用二百余年之久的“七编律例”体例，被《大清现行刑律》改为“三十门律例”体例。

最后，受西方法学刑民分立的影响，《大清现行刑律》的编订已经开始考量刑民之别。宣统元年十二月，宪政编查馆奏议《核订现行刑律》时，附片声明：“《现行律》户役内承继、分产、婚姻、田宅、欠债各条纯粹属于民事者，毋再科刑。”宣统二年四月，宪政编查馆奏呈进《大清现行刑律》黄册定本时补充声明：“此本（即《核订现行刑律》，笔者注）为折衷新旧，系指纯粹之属于民事者言之。若婚姻内之抢夺、奸占及背于礼教、违律嫁娶，田宅内之盗卖、强占，钱债内之费用受寄，虽隶于户役，揆诸新律，俱属于形式范围内。凡此之类，均应照《大清现行刑律》科罪，不得诿为民事案件，致涉轻纵。”尽管最终颁行的《大清现行刑律》没有严格区分刑民，但西方法学刑民分立的法典编纂模式，已经实际影响到《大清现行刑律》的编订。

身处新旧转型时期，起“过渡之用”的《大清现行刑律》，并非现代法律史叙事中的因循守旧之物。作为中华法系颁行的最后一部刑事立法，尽管只在清末短暂生效，但正是因为其对新政、新法之容纳，其民事部分得以在北洋时期结出了“《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之果，长期被称为民事“第一法源”。

                     五、余论

“凡学不考其源流，不能通古今之变。”《大清律例》是历史时间中的文本，无论法学还是史学面向的研究，明晰律例文本的准确时间及其衍化，是展开一切相关学术作业的基础。自两汉经学至乾嘉朴学、新历史考证学，乃至西方注释法学、历史法学，无不以文本源流之考校为根本，但基于法学视野开展的古籍点校，是面向当代学人的学术作业，与以上治学处理历史法律本文的着力点并不相同。

两汉经学，以章句、训诂为主。孔子、伏羲之学成书于先秦，经书以古文书写相传，而汉世通行隶书，因此汉武帝立学官“经学博士”将古籍转写为隶文，此即今文家之经学。西汉末年，光禄大夫刘向受命点校“经、史、子、集”，其子刘歆开始引用古文书《左氏传》注解《春秋》，古文家之经学在东汉继兴。西汉今文家能兼义理、训诂之长，而东汉古文家多详章句、训诂，但古、今两派之别并非学术之争。古文家在士大夫阶层以隶书通行的经学知识之上，奉古文书为经学正统，塑造经学知识的准入门槛，这种论争的本质是一场政治权力之争。“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自古文家稳固学官以后，所谓注解经书之学，只有掌握古、今文之转写才有资格言其义理，因此章句、训诂之对于传统经学才会如此重要。

乾嘉朴学、清代律学，以考证学为基础。“章句、训诂不能尽餍学者之心，于是宋儒起而言理。”而在唐代佛学极昌以后，宋明理学“儒表佛里”，因此清学之出发点，就在于对宋明理学之“反动”，以两汉乃至先秦经学为尚，于抄袭考证学逐渐兴盛，成为清学主流。自乾嘉伊始，考证学作为清学之正统，“凡立一义，必凭证据；证据尚古；孤证不定；明引旧说；专治一业”。因文体朴实，故当时学者自命“朴学”。“凡举自汉以来书册上之学问，皆加一番磨琢，施以一种组织。”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思潮下，在《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大清律例根原》《读例存疑》等清代律学著作中，都能发现清代考证学在典章制度上的运用。

至20世纪初，新史料的发掘与新史学的革命，将传统史学“窄而深”的个案经解式、札记式学术作业方式，逐渐转变为有体系、有层次、作连贯性论述的研究新范式。以此为背景，新历史考证学在清代考证学的精密方法上，重视史料扩充与理论指导，充分结合“实证考察”与“贯通探究”，实现了传统史学、乾嘉朴学的近代转型。

与传统中国一脉相承的思想学术史不同，在经历“中世纪”思想、文化、文字中断，意大利的《学说汇纂》手稿本于11世纪末在意大利被发现后，西方学者的当务之急，便是以既有的神学“经院方法”（Scholastic Method）考证、解释古代罗马法文献的章、句、词，即所谓注释法学派。而只有当古代罗马法的字、词得以阅读后，才会诞生出以罗马法为素材展开研究的历史法学派，以及更为晚近的潘德克顿法学。以罗马法素材为依托，借由法律方法论从中抽象出统一的法律概念、法学体系，以作为民族精神的体现，最终实现了“罗马法—民族精神—民族国家”的建构，一个代表“近代的”“文明的”大陆法系由此从古代罗马法中解放。

今天，“大清律例源流辑校”丛书对清代法律文献的整理，是对传统律学方法与现代法学方法的结合，是在承继“精核”为要的考证基础上，以法学方法论重新整理、编排历史法律文献达至“简练”，从而明晰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为中国传统法制及其现代转型研究，提供准确、全面的文献基础和便捷利用的工具。

就成书而言，不论在历时性还是共时性上，“大清律例源流辑校”丛书都将大幅推动《大清律例》研究在史学与法学两个面向的展开。一方面，丛书便捷、有效、准确地呈现某一律例条款的历时性的沿革变迁，通过整理、汇校、考订，明晰清代法律变革的具体方式、理由，为法学意义上理解晚期中华帝国的法律统治，提供准确的历史文本基础。另一方面，丛书可同时准确地呈现某一特定历史时点上生效的全部律例条款，通过对律例文本的时间序列的整理、汇校、考订，也为史学意义上展开清代法律实践的动态观察，提供完善的法律文献支持。

经由“大清律例源流辑校”丛书的梳理，未来学界对清代法律史的理解与阐释，也将在“实证”与“贯通”两个层面更加深入。过去学界静态考察《大清律例》的范围，被拓宽至“律例沿革—会典事例—现行律例”三种视角有机统一的全新体系。在实证层面，相对含糊的“明清”“清代”“清朝前期”概念，将深入到更为细致的5至10年段的时间切片研究。在贯通层面，顺治三年（1646年）的《大清律集解附例》至宣统二年（1910年）的

《大清现行刑律》作为整体的清代法律史叙事，将重新审视既有“清代法律史”与“清末修律史”的割裂叙事。

《大清律例》的检索与引用是清代法律史研究展开的基础，就“工具书”属性而言，“大清律例源流辑校”丛书在史料价值与使用便利上，可谓清史研究之必备。学界目前仅有该丛书系以《大清律例》历代官方刻本底本的辑校本，除刻本原版外，已有点校本、汇编本在史料价值上无出其右。在检索与使用上，国内多引《读例存疑（重刊本）》，英文世界多引钟威廉译本，而丛书为《大清律例》条款的引用提供了更为精确、便利的编号系统，如能推广，一则便于国内学者在各种文本间相互查证，推动《大清律例》援引的规范统一；二则便于明确英文研究所引《大清律例》小斯当东译本与钟威廉译本的准确条款，推动比较法律史研究的发展与清代法律史研究的国际交流。

尽管如此，“大清律例源流辑校”丛书依然存在些许遗憾。首先，丛书围绕《大清律例》展开汇总，对于史料文献的收录选择标准，应作详细说明。例如，《洗冤录》《验骨格》作为《大清律例》的组成部分，为何未录入《大清律例源流汇考》？《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为何在中央“六部”事例之外，地方机构事例又仅录入“盛京刑部”事例？

其次，虽然丛书四种的每一种都在首册撰有“整理说明”，详细说明辑校所依底本、参校，但未见附有所用各种史料目录及参考书目，如若曾添“参考文献”及相关“索引”，则更便于查找阅读。

最后，仍有部分版本的史料文献缺失，未能录入丛书，例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本《三流道里表》、乾隆三十二年（1777年）本《五军道里表》等，期待丛书后续再版一一补完。

就法律史研究的需求而言，古籍点校仍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史料汇校之烦琐，考订工程之浩大，类似成果常须历经数年甚至数十年才终得以面世。但是，在当前高校法学科研评价环境中，古籍点校的投入与产出并不“划算”。面对当下新文科建设的时代背景，繁荣法学学科应该重视外文译著、古籍点校等法律文献基础研究，调整现有科研考核评价标准，鼓励重要历史法律文献的整理点校，促进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大清律例源流辑校”丛书17册近870万字的皇皇巨著，对于学界而言只是“毫末”之工，但正是无数学人在法律古籍点校上不计“性价比”的默默耕耘，最终支撑起法律史乃至法学学科这棵“合抱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