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陈嘉庚，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921年4月6日，陈嘉庚怀抱“教育救国”信念，在故乡创办厦门大学。一百多年来，厦门大学的光荣历程始终镌刻着陈嘉庚创办中国现代大学的高远胆识，闪烁着陈嘉庚独特的教育思想光辉，映现出陈嘉庚为“四万万民族不居人下”而倾资兴学、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浩然之气。今年是陈嘉庚先生诞辰150周年，在筹备纪念展馆基础上，厦大档案馆、文博管理中心特设“陈嘉庚与厦门大学”专栏，推出系列专题文章，谨此缅怀嘉庚先生，弘扬嘉庚精神，奋进一流征程。
“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
——陈嘉庚在漳州崇正中学对集美厦大校友的演讲（1940.11）
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拯救民族危亡，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寻找探索救国之路。
1840林则徐在广东烧鸦片，英国来攻海口。
1842与英订南京条约，割香港及赔款英国。
1860年俄又因调停英法事，复迫割乌苏里江以东之地。
1895年，中日战争，割台湾及赔款。
1897年德国因山东曹州教士案，占胶州湾及山东铁路权，并许可开采各矿产。
……
陈嘉庚亲笔手录之《百年来我国领土及主权之损失一览》（原件存陈嘉庚纪念馆）
这是陈嘉庚亲笔手录之《百年来我国领土及主权之损失一览》，表露了他对祖国前途命运的百般忧虑及对列强吞食的刻骨仇恨。
“教育救国”思潮的兴起
在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深重的历史背景之下，“教育救国”思潮应运而生，旨在藉教育以开民智、育人才、求富强，从根本上挽救国家危亡。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一批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启了教育与国家存亡相联系的认识起点。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理念，以学习西学西艺、开办新式学堂、培育新式人才等作为实现“自强”“求富”目标的途径，教育救国的思潮基本形成。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维新派把改革文化教育作为维新变法的重要部分， 提出变科举、兴学校、派游学、开民智、育新人，广泛介绍西学。教育救国思潮由此勃兴。
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翻译《天演论》引起了思想界强烈震动，“物竞天择”“天演淘汰”，通过教育革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以挽救国家的危亡等观念深入人心。
八国联军入侵和《辛丑条约》的签订，国人救亡图存呼声更加高涨。“（国人）始知教育为中国存亡之绝大问题，于是众口一声曰：教育！教育！”“清廷也把教育改革、举办新式教育作为“新政”和“预备立宪”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废科举，兴学堂， 制定和颁行新式学制。
辛亥革命终止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然而，中国的民族危机并没有因为辛亥革命的胜利而得到解决。要救国，要改造中国社会必先“改造人”。兴学校、开民智、育新民、图救亡的教育救国主张成为更多忧国忧民知识分子的共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中国社会变革屡遭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文化教育的彻底变革和思想启蒙，要建立新政权，就必须有适合新政权的新文化新教育作为基础，依靠新式教育，改造国民性，培育一代新人。
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后的教育改革，以及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和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救国”成为近现代中国的重要思潮之一，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教育救国是陈嘉庚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嘉庚先生秉持“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的信念，毕生兴学。据不完全统计，自1894年在家乡创办惕斋学塾开始，他在中国和侨居地南洋兴学60余年，所兴办和资助的学校多达118所。1912年起，陈嘉庚先生在家乡兴办了幼稚园、男女小学、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商科、农林、幼稚师范等新式教育，构建从幼儿教育、基础教育到专科职业教育的完整体系，统称集美学校。1919年5月，踏着“五四”的浪潮，陈嘉庚先生回国筹办厦门大学，在中国南方竖立起了一面教育救国的旗帜。
中国高等教育的滥觞
中国近代高等学校的初创，其标志是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创建。中国近代开办的第一所具有大学雏形的高校是盛宣怀于1895年奏建的‘天津中西学堂’。而由清政府在1898年维新运动中孕育、诞生的“京师大学堂”，则是中国近代由政府举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刊载之全国大学沿革（1934年）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大学令》规定：“须合于下列条款之一者，方得名为大学：一、文、理二科并设者；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三、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1917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修正大学令》允许单科大学的设立，规定“设二科以上者得称为大学，设一科者得称为某科大学”。厦门大学筹备之时，全国大学数量很少，福建更是没有一所国人自办的大学。
陈嘉庚在《南侨回忆中》写道：“闽省千余万人，公私立大学未有一所，不但专门人才短少，而中等教师亦无处可造就。乃决意倡办厦门大学。”时任教务长郑贞文回忆：“当时全省只有公、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各一所，及教会办的协和大学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没有一所中国人自办的完全大学”。
《纪全国教育联合会》，《民国日报》，1919年10月23日
在1919年全国教育联合会上，福建代表报告了闽省教育“无进步之可言”，“本省国立及省立之专门学校，尚无一处，所以中学毕业学生升学问题，亦极困难”。
陈氏宗祠的呐喊
1919年5月，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国筹办厦门大学，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华侨创办大学之先河。离开新加坡前，陈嘉庚在恒美厂宴请同仁，席设中字形、饮中国酒、食中国菜，发表《愿诸君勿忘中国》主旨演讲，表明了回国创办大学以报效祖国的决心。
陈嘉庚亲自拟写《筹办福建厦门大学校附设高等师范学校通告》：“专制之积弊未除，共和之建设未备，国民之教育未遍，地方之实业未兴，此四者欲望其各臻完善，非有高等教育专门学识，不足以躐等而达。”陈嘉庚对于大学的重要性认识由此可见一斑。
陈氏宗祠
1919年7月13日，陈嘉庚在厦门浮屿陈氏宗祠开特别大会并发表演讲，“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唯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人心耳。若并此而无之，是置国家于度外，而自取灭亡之道也，救亡图存，匹夫有责。”陈嘉庚当场认捐厦门大学开办费100万元，5年交清；经常费300万元，分25年每年付12万；总共400万元洋银，这与他当时的全部资产额相当。
在甲午海战惨败，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危难时刻，同样来自福建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教育家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引起了思想界强烈震动，“物竞天择”“天演淘汰”等观念深入人心。陈嘉庚比较了欧美、日本教育程度，“欧美先进各国，统计男女不识字者不及百分之六七，日本为新进之邦，亦不满百分之二十，我国则占百分之九十余”，由此感慨到”国民之程度如此，欲求免天演之淘汰，其可得乎”，更加坚定了教育报国的信念。
可见，救亡图存、民族复兴既是陈嘉庚筹办厦门大学创办的时代背景，也是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的根本宗旨。
参考文献
1.吴春苗：近代中国教育救国思潮的历史演变，高教探索，2019(4)；
2.郭玉聪：教育救国：陈嘉庚倾资兴学的思想动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3.杨建华：陈嘉庚兴学动机之“教育救国”观争论述评，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21 (06)；
4.韩延明：中国近现代名校长大学理念探要，潘懋元等主编《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8月；
5.郑炫、郑星编：《郑贞文诗文选集》，福建省文史研究馆内部资料；
6.《福建陈嘉庚君倡办厦门大学附设高等师范演说词》，《申报》，1919年8月7日、9日，011版。
文字 /林秀莲、盛媛、丁俊宇
编辑/莫 西
厦门大学档案馆/文博管理中心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