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曾计划每年向巴西移民数万名中国人，为什么没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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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巴西，一个有着悠久的统一历史，一个在19世纪才宣告成为独立国家。这两个国家虽然相距遥远，但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后，随着国与国之间交往逐渐增多，两国在19世纪80年代，也就是中国的晚清时期，就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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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九世纪初，中国与巴西就有经济文化交往。据巴西国家档案馆和国家图书馆记载，在1814-1825年间，约有300名中国茶农到巴西传授种茶技艺。他们居留于现今里约热内卢蒂茹卡森林公园的罗德里格·德弗雷塔湖畔。这些茶农成为最早的中国移民。到十九世纪后期，巴西为了开发其种植园经济，力图从中国输入大批廉价劳动力。为此，清政府同巴西进行了长期的交涉，这是两国关系史上一段重要的插曲。

19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开始禁止奴隶贸易，巴西因此失去了重要的劳动力来源。随后在60、70年代，巴西又参与对巴拉圭战争，导致巴西劳动力短缺的危机再次加重。因此，巴西逐渐将目光转移至中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陆续引入华工近万名。19世纪70年代后，巴西连续两次派遣使臣访华，中巴双方就招工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与博弈，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受两国各自突发事件的影响，招工之事最终被迫终止。

中巴首次议约，是中巴两国第一次国家间正式接触，开启了中国和巴西两国外交关系的新篇章。光绪五年（1879），巴西总理派使喀拉多（Eduardo Callado）来华，其目的还是在于招募华工。已经签订《续订招工章程》《古巴华工条款》《中秘通商条约》《会订古巴华工条款》的总理衙门与李鸿章对此十分警惕，拒绝巴西招募华工。喀拉多见无力扭转现状，最终同中国先签订了一份通商条约，即中巴《和好通商条约》，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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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光绪十八年（1892），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美国通过排华法案，中国海外移民境遇日艰，加之广东等地当时人多地狭生活艰辛，于是就有官员提出让中国人移民巴西的构想。1892年10月10日，前驻美公使郑藻如向北洋大臣李鸿章递交条陈，要求清廷主动派出使节前往巴西，谈判招工办法，以使广东每年能向巴西移民数万人。

正当此时，巴西经济以种植园为主，其咖啡产量超过了当时世界总额的一半，急切需要劳动力。在此背景下，巴西政府决定派使赴华，谈判招工事项。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五日（1892年10月25日），巴西驻法国公使毕萨（Gabriel de Toledo Piza e Almeida）照会清朝兼任驻法国公使薛福成，称奉到本国外交部电，巴西总统“深愿在京设馆，遣使驻扎，以表悃忱而敦睦谊。”（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发出，《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502页。）薛福成因此两电李鸿章，并转总理衙门，请示办法。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商议后，于11月12日复电薛福成应先详细询问对方来意，慎重回应招工。在几天的谈判和试探中，清政府态度有所缓和。1892年11月18日，清朝驻巴黎参赞庆常与巴西驻法公使毕萨进行了会谈，双方的言论即刻转入招工事项。大约在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香港澳门等地张贴“街招”，宣称已与清朝达成协议，允许巴西招工。

然而事情的进展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一系列的突发事件为中巴两国妥定招工章程一事蒙上阴影。 光绪十九年（1893）十月，总税务司赫德突然发给总署一封函，致使中巴招工议约一事出现暂停。赫德称：

“现闻澳门附近海面，有船载运华工四百余名前赴巴西之事，而拱北税司只能管理来往华船贸易等事，于洋船载运事宜，向无奉行之章。”（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一辑《总税务司赫德以巴国不靖宜由中国定章不准华人前往致总署函》）

赫德认为此船运载华工一事不符合章程，因此禁止华工出洋。

加之这一时期巴西国内爆发了两次海军叛乱，使得双方议约之事再遭打击。中国这边也并不安宁，1894年7月，中国和日本爆发了甲午战争，清王朝疲于奔命。接二连三的“突发事件”致使中巴签订招工章程一事迟迟未能成行。

由于上述各种因素，在二十世纪初只有少数华人从澳门或其他地方辗转进入巴西。但不可否认的是，早期赴巴华工对巴西的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作出了很大贡献。近代百余年的时间里，中国数以万计的华工在巴西广袤的土地上披荆斩棘地种茶，同高山恶水不断斗争，去修建铁路、公路、开矿山，在海军造船厂修造船只，在城市内经商、开餐馆与烟火作坊。他们不仅为巴西带去了历史悠久的茶艺技术和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还促进了两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清帝逊位后，中华民国在对内斡旋各方争执之际，还面临一个严峻问题：如何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自晚清以来，列强在华势力左右着政局，要获得国际社会认可，中华民国方能争取权利。然而，由于民初政坛瞬息万变，各国皆选择静观其变，国际承认问题拖延了一年有余。

民国成立之初，就担忧列强态度，外交经验丰富的伍廷芳一语中的：成立在我，承认在人。若无统一政府，则列强只能持续观望，与辛亥革命几乎同时爆发的墨西哥革命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列强对华也是各怀心思：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力主迅速承认，以助中国恢复安定；其余诸国更在意趁火打劫，日俄交涉满蒙特权，英国关注西藏利益。为避免纷争，各国主张“协同主义”，共议对华政策。

中华民国觉察到了个中端倪，决定主攻话语权最大的美国。美国各城华人商会组织演讲，游说政界人士。在美洲颇有影响力的伍廷芳也为各大报纸撰文，鼓吹中国新气象。在各方争取之下，美国逐渐担负起协调各国的重任，但由于英日俄等国利益诉求复杂，国际承认进展缓慢。到了1913年，中华民国拟定于4月8日召开国会，美国欲借此机会促使各国正式承认，于是在4月2日通知各国：

“总统委嘱本人向阁下，并通过阁下向贵国政府通告：总统拟于四月八日中国国会开幕之际承认中国新政府。总统热切希望并恳请贵国政府通力合作，亦于同时采取同样行动。”

孰料，英日俄等国对此反应冷淡，并未及时答复。美国本来已经拟好正式承认的国书，国务卿白莱安却不得不继续观望。

正在中美一筹莫展之时，巴西出人意料地打破僵局，宣布承认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陆徵祥致电巴西外长，饱含感怀之意：

“昨接本国驻日本代表来电，内称巴西代办亲赉正式公文，巴西政府现承认中华民国等语，足征贵国厚意。从此中巴两国邦交日臻辑睦，特恳贵公使将敝国政府感谢之忱转达贵国大总统。”

袁世凯也为之欢欣鼓舞，回复电文道：“贵国此举，既属优待，又系首倡，敝国所以感之尤深也。”不仅如此，教育部还电令全国公立学校：“巴西国于4月8日首先承认民国，所有全国学校定于4月12日特放假1天，并悬旗致敬以志友谊而表谢忱。特此布告。”

继巴西之后，秘鲁也于次日宣布承认中华民国。巴西秘鲁此举，客观上减轻了美国的压力。5月2日美国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应声而动的是古巴与墨西哥。

尽管直到二十世纪初移入巴西的华人人数很少，且经济文化影响不大，但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世界各地的华人不断移入巴西，从而成为影响日益增大的移民集团。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尤其是中美关系解冻，许多拉美国家逐渐摆脱“意识形态边疆”的束缚，承认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同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空前提高。

为实现巴西的大国抱负，1974年3月15日，盖泽尔就任巴西总统，对1964年开始的军政府外交政策做出了较大调整，改变了前几届军政府推行的“与美国结盟”的外交战略，抛弃“意识形态边疆”等外交主张，转而实施“负责任的实用主义”的多元化外交战略。8月15日，巴西宣布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一举动使巴西成为南美洲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

半个世纪以来，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中巴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原则，两国关系始终保持稳定发展。巴西政府外交思想的转变推动了巴西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成为该时期巴西外交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1984年，菲格雷多成为巴西历史上首位访问中国的总统。1985年巴西恢复民主政治后，为了增强巴西外交的自主性，巴西再民主化后的首届文人政府萨尔内政府努力拓宽外交空间，其中加快中巴关系发展成为当时巴西政府的重要外交选择。1988年萨尔内访华，在萨尔内与邓小平的这次历史性会晤中，双方提出了21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和“拉美世纪”，这种富有远见的共识促成了中巴两国关系由此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

经过20年的发展，中巴两国政府间的互信得到了不断增强，各自在对方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也有了很大提升。1993年中国与巴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时代，战略伙伴关系不仅反映出当前中巴两国关系发展的现状，同时也指明了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自此开始，两国关系进入不断深化和提升阶段：2004年两国元首实现互通；2006年召开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2007年启动战略对话；2008年两国元首举行三次会晤……

2024年是中国和巴西建交50周年。8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互致贺电，体现了两国对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作为东、西半球两大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重要新兴市场国家，中巴如何规划未来的合作，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贺电中所说，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两国关系始终保持稳定发展，全局性、战略性、全球性影响日益突出，在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的同时，也为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变局，“全球南方”正在群体性崛起。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巴关系远超双边范畴，其全局性、战略性、全球性影响日益突出，在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的同时，也为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双方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就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加强战略协作，增强发展中国家发言权和代表性，捍卫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双方前不久共同发表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六点共识，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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