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不想生不敢生，各国挽救低生育率都有何大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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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国家卫健委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消息表示，中国人口和家庭状况抽样调查进入组织实施阶段，将全面分析“中国民众不愿生、不敢生”的原因，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

这个官方调查，将抽取中国150个监测县、1,500个小区，调查样本为3万人，将聚焦在“影响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了解家庭在生育养育方面的现实困难和需求”。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2023年全国总人口数为14亿967万人，相比2022年减少了208万人，且已经连续2年呈现人口负增长趋势。2022年末时的统计，总人口数年减85万人，当时这是中国自1961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这显示从2021年以来推行鼓励生育的三孩政策欠缺成效，少子危机也迫使中国更加紧生育政策的推行。

人口负增长的压力之下，想尽各种办法向民众催生，尽管祭出各式育儿补助、生育休假制度等等方案，似乎都难以抵挡整体“不想生、不敢生”的趋势。近期中国的社交网络上则又出现许多话题讨论，有民众表示接获街道办的电话，被直接询问有无生育计划等问题。

其实，出生率减少是全球一个普遍现象，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出生人口变少，最大的影响就是人口结构变差。享受退休福利的老人变多，打拼奋斗缴税的年轻人太少，政府财政收支将严重短绌。

如何鼓励国民们多生孩子？多年来全球政界大小官员可谓操碎了心，不断加码推出各种新政策，无奈生育率却还是一降再降，不少人甚至认为这些政策“无效”甚至“失败”。

德国社会一直很苦恼生育率低，鼓励生育措施主要包括育婴津贴、育婴假和儿童金。

在德国，父母可以一起享有14个月的育婴假。政府会根据父母的收入水平而发放育儿津贴（父母金），每人每月可获300-1800欧元且免税。

至于育婴假，一人最长可以放3年，而父母两个都享用育婴假就会是 6 年，但育儿津贴最多只会给14个月，高薪者可领原本薪水的65%，低薪者可领100%。育儿津贴可以根据父母的需求来调整金额和领取时间，例如有些人会选择育儿津贴金额减半，但可领28个月。

除了育儿津贴和育婴假外，父母还可以领每月200多欧元“儿童金”，直至到孩子18岁。其次，德国的公立学校是免费的，所以父母也不需要负担学费。

过去幼儿园的普及程度在东西德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原因是西德的基督教文化鼓励妈妈在家带小孩，社会主义的共产东德鼓励女性就业，早早就将孩子送进幼儿园。

近年东西部托儿的观念逐渐拉平，3岁以下儿童上幼儿园的比例，从2008年的17.6%，大幅增长到2020年第一季的35%。广建幼儿园让妇女得以兼顾家庭和工作已是全国的共识。

以人口370万的第一大城柏林为例，全城有2700家幼儿园，可提供17万名1到6岁小孩托儿服务，而且费用全由政府负担，受到年轻父母的欢迎。

不过，德国少子化的现象在过去10年并没有显著改善。最新发布的一份调研显示，过去两年当中，德国出生率明显下降。联邦人口研究所表示，德国育龄女性平均生产孩子的数量已经从2021年的1.57降至2023年秋季的1.36。这是2009年以来最低的生育率。

愈来愈多的亚洲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生孩子，新加坡尤为严重。

早在30多年前，新加坡政府就意识到了人口危机，开始花样繁出地鼓励年轻人结婚生孩子：你毕业我给你找对象，你约会我买单，你生孩子我发钱……

1984年，新加坡政府成立了SDU（社交发展署），目的是“促进婚姻，树立一种文化观念，使单身者将婚姻视为人生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在个人隐私权的相关法案颁布之前，每个新加坡的大学毕业生，都会自动地变成SDU的会员。

SDU曾经有100多名工作人员。第一年开展工作时，SDU花费近30万美元，只促成了2桩婚姻。但是到2000年初，SDU声称它已经促成了3万对恋人的婚姻。

到了2008年，SDU停止运行，改组成只有7名工作人员的SDN，不再自己举办约会活动，改为支持和监督私人机构，在新加坡100多家约会机构中，考核选出10家左右。

SDN联合这些私人机构每年两次推出声势浩大的约会活动，只要来注册参加，就能获得100新元的奖励金。

从2015年开始，在新加坡生孩子的奖励金由之前的6000新元提高到了8000新元，加上给新生儿的其他补助，生第一个孩子的奖励总额已达到14000新元（约合人民币68000元）。如果愿意生第二、第三个孩子，政府的奖励还要更多。

除了一次性补贴外，新加坡政府还建立了种类繁多的育儿补贴，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儿童发展账户。

在父母为新生儿申请一次性生育补贴后，政府会为新生儿自动开通儿童发展账户，并存上第一笔启动资金5000新元，此后只要父母每存上一笔钱，政府就会往账户内存上相同的数额，不过账户金额有一定上限。最重要的是，这笔资金专款专用，父母不能随意提取，只能用于孩子的教育和医疗等指定用途。

此外，育儿夫妇购买“组屋”资助额也有8万新元。2021年的一份研究文件指，对于一个有两名子女的新加坡家庭而言，当儿女年满13岁时，所累计经济诱因估计达15.7万新元。

自2024年开始，职业爸爸还可以放四周的陪产假（原本只有两周），并由政府支付薪水。

饶是如此，新加坡人还是越来越不愿意结婚。2023年的新生儿总数较前年减少5.8%，以新加坡居民计算的出生率，即每1000人中的新生婴儿人数从前年的7.9进一步降至7.4。这是新加坡自1960年有记录以来，最低的生育人数，出生率同样为1960年来最低。

面对持续严重的“婴儿荒”，新加坡只能大量引进外来移民，目前有超过40%的新加坡人都是外来人口。

最新统计数据再度拉响韩国人口警报。

韩国统计厅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韩国新生儿人数为23万人，创该国1970年开始统计以来最低水平。同时创下新低的还有2023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为0.72。根据联合国定义，在没有移民的情况下，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才能维持世代更替水平。

韩国政府10多年前就成立了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近20年来，历届政府都在这个问题上投入了大量资金——确切地说，达到了379.8万亿韩元（2860亿美元），但新生儿人数仍逐年下降，总和生育率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排名倒数第一，在全球也处于最低水平。

2020年12月15日，韩国政府敲定“第4次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社会基本计划”。从2022年起，每生一个孩子就可以得到200万韩币（约合1.2万人民币）的产前现金补助，向有0岁-1岁婴儿的家庭每月提供30万韩元的育儿补助。新政还推出了“3+3育儿假”制度，即父母双方都为未满12个月的子女申请3个月的育儿假，每人每月最高可获300万韩元的育儿津贴，以此鼓励“夫妻双方共同育儿”。

今年1月，韩国又大幅提高了对两岁以下婴幼儿父母的补贴，按照最新政策，家中有1岁以下婴儿的父母每月可以获得100万韩元补贴，比去年增加30万韩元；抚育1至2岁幼儿的父母，每月可得到50万韩元补贴，比去年增加15万韩元。

若韩国男性在30岁前生下3个以上的小孩，便可免除兵役。

10月27日，韩国总统办公室宣布计划明年发布“人口战略路线图”，并将成立统筹应对该问题的人口战略企划部。根据新政策大纲，在孕妇怀孕初期，流产或死胎假将从目前的5天延长至10天，政府还将增加配偶的流产或死胎假。此外，韩国政府还计划使用更加积极的育儿相关表述，如将“育婴假”改为“育儿投入期”等。

统计显示，去年日本新生儿数量为75.8万，较2022年减少5.1%，再创新低；去年日本共有大约49万对新人结婚，是二战以来首次低于50万对。有研究估计，到2070年，日本人口可能会减少约30%，每10个人中就有4个人年龄在65岁或以上。

近些年来，日本为了人口数量的增长耗尽心思。

日本的生育福利已经非常优厚。比如产检免费，妇女在怀孕四个月后，就可以领取一笔4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6万元）的补助，而且不限胎数；妇女在怀孕、育儿休假时的工资由政府进行补贴；从小孩出生到中学毕业，每个月都有政府的育儿费用，一般是15000日元左右。另外，只要父母有缴纳国民保险，孩子15岁前的看病和手术等费用都会大幅度减免，有些地区甚至可以减免到高中毕业。加上日本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免费就读和减免学费政策，日本民众养育孩子的负担其实已经大大减轻。

为了进一步鼓励年轻人走入婚姻，日本政府还宣布，2021年4月开始，居住在实施“新婚补助计划”地区的新婚夫妇，可以获得最高60万日元的补贴，用以支付房租和其他费用。同时，日本中央财政将从2021年起，承担“新婚补助计划”的三分之二的支出。

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还正在考虑向多子女的家庭提供更多学习支持：3名子女或以上的家庭可免除所有大学及高等教育费用，计划2025年实施。

但种种真金白银刺激政策之下，日本生育率一直没有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