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上午，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城市遗产考古与保护研究”系列讲座在西溪校区教学主楼301顺利举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后何晓歌受邀带来了题为“三星堆与金沙祭祀遗存研究”的专题讲座。讲座由我院考古与文博系陈筱老师主持。本活动由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资助。
讲座伊始，何晓歌老师强调了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以及三星堆地点等一些基本概念，并大致介绍了论文的结构。在祭祀遗存的空间区位方面，可以主要分为“在遗址内的位置”和“在遗址群中的位置”两个部分进行探讨，前者偏重聚落结构和功能区布局，而后者偏向于聚落形态和统治手段。
在三星堆空间区位的问题中，何晓歌老师从多个方面否定了土埂作为城墙的功能角色，同时分析了马牧河在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功能，并指出三星堆城址内各时期的遗存分布发生了一些改变。如三星堆文化三期时青关山大型建筑遭到破坏，西城墙地点出现了打破城墙的遗迹，标志着城市结构和功能的变化。
何晓歌老师比较了三星堆与金沙在城市功能区布局方面的异同。两者相似之处在于都有一条河流穿城而过，且大型建筑区与祭祀区皆隔河相对。不同之处在于，金沙目前尚未发现城墙，且在金沙遗址核心区内发现了较多除祭祀区、大型建筑区和手工业作坊之外的其他遗存，但三星堆城址中基本没有普通人的居址遗存和墓葬遗存。何老师还对三星堆和金沙最大的遗址建筑——青关山F1和黄忠村F6的平面图进行了对比，指出二者在体量、心间宽度、房屋面积等方面的差异。
通过对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遗址群分布地点的分析，何老师指出，三星堆文化呈现出一家独大的形态，而十二桥文化呈现出众星拱月的分布，结合之前对中心遗址——三星堆城址与金沙遗址核心区——聚落结构与功能区布局差异的分析，可知三星堆与金沙的统治差异。总体上看，从三星堆到金沙，统治者对权力、资源、人口的控制有减弱的趋势。
讲座中，何晓歌老师对三星堆埋藏坑和金沙遗址祭祀区的年代问题进行了讨论。通过对三星堆埋藏坑内铜容器器形和纹饰的梳理，可将铜容器划分为洹北期、殷墟早期、殷墟早中期之际和殷墟中期等四个时期。同一座坑内埋藏的铜容器并非同时，埋藏时有混合埋藏的情况，此外这些铜器也对应着比较长时间的礼仪活动。何老师还展示了可跨坑拼对的器物梳理工作，证明K2、K3、K7、K8四坑年代相同，对应器物群的来源也应相同。
对于金沙祭祀区的年代问题，何晓歌老师梳理、串联了祭祀遗存起始和终结层位的陶器，认为梅苑地点作为祭祀区进行使用的年代跨度为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过渡期至新一村遗存时期。何老师通过对遗迹和人类活动的分析，对金沙祭祀区的历时性发展进行了梳理。首先，根据发掘报告，对坑状堆积和地表堆置类堆积的所属层位进行了重新的整理。整理后发现，包含礼仪性遗存的层位集中于若干层，这些地层可视为金沙祭祀区的“关键地面”，每个“关键地面”对应于一次人类活动，但并非每次关键地面之间都存在人类活动的变化。通过对礼仪性遗迹内包含物的类别和组合的变化的观察，可以将金沙祭祀区的发展分为不同阶段，对应着礼仪性活动的变化。
综合金沙祭祀区不同阶段和关键地面以及对应遗迹或地层内陶器的梳理，可以将金沙祭祀区的历时性发展概括如下：从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的过渡阶段开始，梅苑地点开始作为祭祀地区使用，西区第一阶段开始，出现了平地放置大量石璧半成品及少量石璋残件的活动，这类活动至少进行了四次；在十二桥文化早期早晚段之际，西区第一阶段礼仪性活动减少，东区第一、二阶段开始，出现挖坑埋藏象牙及象牙器以及各类玉、石、铜、金、象牙及漆器的活动；在十二桥文化早期偏晚至晚期偏早的阶段，祭祀区出现了一个低谷期，遗存变少；在十二桥文化晚期（新一村遗存时期），祭祀区礼仪性活动复兴，西区第二阶段和东区第三阶段都出现了大量野猪獠牙、骨渣和灰烬，另外西区出现少量完整陶器和卜甲的堆积，东区出现了礼仪性建筑、石磬、施用朱砂等新的现象；在新一村遗存偏晚阶段，祭祀区被废弃。此外，何老师还讨论了金沙祭祀区绝对年代的问题。
讲座结束后，何晓歌老师就同学们提出的有关铜容器、跨坑拼对和绝对年代等问题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答。本次讲座丰富了同学们对于三星堆与金沙祭祀遗存的认知，拓宽了大遗址考古研究的理论视野。
排版｜胡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