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往往都是大白话
时事
2024-10-16 21:46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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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MIT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MIT教授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三人共同获得这一奖项，表彰其“对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繁荣的研究”。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词中，是这么介绍这项研究的：“他们研究了殖民者引入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如何影响、乃至决定一个国家今天的贫富。”可能这句话不太好理解，因为这三位研究者，研究“制度经济学”的初始，是从殖民制度对世界经济影响开始的。三人共同署名的《殖民地起源比较发展的实证研究》（2001），《非洲的成功故事》（2001），《欧洲的崛起：大西洋贸易、制度变革和经济增长》（2005），从二十年前，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而这次诺奖颁授的关键，是源自于他们三人于2002年共同完成的、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的论文《贫富的逆转——论现代世界贫富格局中地理和制度的作用》。在这片文章中他们提到：长期以来，地理被认为是影响国家财富的重要因素。例如，气候温和的地区被认为更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发展。然而，三位经济学家则认为，地理因素并不是决定国家贫富的唯一原因。虽然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确实对经济发展有影响，但它们并不能完全解释国家之间的巨大收入差异。三位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良好的制度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而不良的制度则会导致经济停滞和贫困。于此同时，他们在比较研究中提出“贫富逆转”这个概念。例如，墨西哥在阿兹特克帝国时期是一个相对富裕的地区，但经过殖民后的掠夺性制度，现在成为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相反，美国在殖民前是一个相对贫困的地区，但由于引入了包容性制度，现在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三位经济学家通过研究殖民历史，展示了殖民者在不同地区引入的制度对现代世界收入分配的影响。在一些地区，殖民者建立了包容性制度，促进了长期的经济增长；而在另一些地区，殖民者建立了掠夺性制度，导致了长期的贫困。那么是什么在“殖民时期”，造成了“殖民者”不同的选择呢？说来也很“反常识”，在原来越繁荣，人口众多的地区（比如印度，比如南美），殖民者越倾向于采取掠夺性制度，因为只需要击败该地区的上层统治者，就可以持续从当地攫取财富，而在原来越贫穷，人口稀少的地区（比如澳洲，比如北美），殖民者往往引入或保留了促进长期繁荣的制度（因为掠夺不了什么东西，只能先开荒，生产，才能维持所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其他的诸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化学奖”不太一样，后者大多数人了解完，都有一种“这是啥？”的感觉。而前者大多数人了解完，都有一种“就这？”的感觉。“不像学生时期那么膜拜诺贝尔奖得主了，感觉也就那样”
“呃，感觉挺牵强附会的，论点和论据关联性一般，把复杂问题过于简单化了，诺贝尔奖就这水平吗。。。”“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都是为了误导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的，都是为了美国的收割服务的，比诺贝尔文学奖的水还水。”这样的看法其实不奇怪，因为其实和“社会科学”相关大多数的道理，公元前五六百年前后的轴心时代，几位先哲都已经说的差不多了。不如老子，在《道德经》中就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批判了统治者的重税政策导致民众贫困。“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评价政治上的宽松会导致民众的淳朴，而政治上的严苛则会导致民众的不安。包括老子提出的“无为而治”，强调顺应自然、减少干预，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这次诺奖，提到的现代关于“包容性”制度对国家经济发展重要性的观点有类似的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诺贝尔经济学奖”，往往都是大白话，讲的都是我们已经知道的理论和观点。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也“点醒了十数亿中国人”。圆方私以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足以获得“诺奖”的研究成果，中国从此进入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也从此改变了数代中国人，中国，乃至世界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