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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8日，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工作报告公布。在工作报告中提到，202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2.6万件，留置2.6万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61万人。其中，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中管干部87人。中管干部，也就是在中组部备案的干部，其任免权在中共中央，中组部在“中管干部”任命上有建议权，一般来说“中管干部”为副部级以上。87名的中管干部被审查，某种程度上也说明我们国家“始终以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强化政治监督、正风肃纪反腐”。2017年湖南卫视播出了一个热播剧《人民的名义》，收视率突破8%，刷新了近十年省级卫视收视的最高纪录。想来很多小伙伴都看到过里面开篇的第一个名场面，就是围绕如何“抓捕丁义珍”开展的博弈。李达康当时提出来要把丁义珍“规起来”，就是担心“让北京突然把丁义珍抓走，有可能造成汉东省投资商大面积出逃，光明峰项目该怎么办？”当时这个话题，就引发过讨论。“反腐，会影响经济发展么？”很长时间，关于腐败问题大多数人的视角都是“非黑即白”的，一种是认为腐败活动需要不顾一切代价地予以打击。另一种是认为反腐败所带来的影响会使经济增长难以持续。那么有没有一个“科学”的方式，来衡量这中间的“度”呢？
2005年，《大国大城》的作者陆铭教授，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反腐败、市场建设与经济增长》，就系统的论述过这个问题。这是一篇偏学术的论文，文章尝试建立一个基于经济增长分析框架的动态反腐败模型，分析在反腐败过程中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条件。里面通过大量的参数和公式来论证这个问题。比如对于“动态最优化问题”的分析，文章是如下图这样论述的。估计论证过程，大家都不太感兴趣，今天圆方摘录这篇论文论证的几个有意思的点，和最后的结论，做一个分享。其实“有效腐败”这个在学界的争议也很大，因为腐败行为本质上是对公平、正义和法治的破坏，其长期后果往往是负面的。且大多数经济学研究和实际经验都表明，腐败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祉的负面影响远大于其任何可能的“正面效果”。但是，“有效腐败”到底存在么？可能也是有的。举个极端一些的例子，比如两个地区，一个地方存在腐败现象，但是各种项目审批，推进都很迅速。一个地方不存在腐败现象，但是因为没人担责和缺乏激励机制，所以大量的项目卡在审批和推进上……那么，从整体来看，到底哪个地方的“全社会收益”更大呢？又比如，在某些国家，政客为了争取选票，要求企业过多雇用员工，从而赢得更多的选民的支持，而在存在贿赂机制的情况下，政客就可能与企业一起最大化企业的利益，然后分享企业的收益。这时贿赂实际上是允许企业赎买政客通过其他方式造成的低效率结果的机制，从而改进了企业的效率。文章中说，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腐败产生于特权。在市场经济国家，特权一般是与政府的管制联系在一起的；而在经济转型国家，腐败的根源则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广泛参与包括对于经济的管制。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在形形色色的腐败中，有一部分纯粹是社会资源的浪费，这种腐败毫无疑问是任何社会都应该坚决打击的。此外，也有一部分特权和相关的腐败，尽管有损社会公平和正义，但是在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却起着一定的配置经济资源的作用。这时相应的反腐败活动就会对资源的配置结果和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反腐败”的最优路径是什么？可能和很多人认为的不一样，单单依靠严刑峻法，是很难起到最好效果的（当然，这个从明朝朱元璋剥皮式反腐败的结果，也能看出来）。人们通常认为制度的控制和法律的惩罚是反腐败的重要手段，在制度控制方面，如果加大监督是以投入更多的人力来实现的，那么如果监督者本身也有腐败倾向，则加大监督的结果可能是使社会的腐败总量增加而不是减少。与此同时，作者认为，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在一个特定的时点上反腐败如同治理犯罪一样是对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进行权衡的结果。其中政府需要考虑的成本就包括打击腐败的成本以及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激励政府官员放弃腐败活动的成本。一种条件是反腐败的技术发生了变化，例如信息的技术的提升，或者法制建设更加健全，使得反腐败的成本有所降低。另一种条件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市场的建设使得经济资源可以更多地借助于市场机制来配置。文章提出，当市场化程度较低时，为了有效的配置资源，政府对于“腐败”的容忍度是相对较高的，但是政府对腐败的容忍程度，应该随着市场逐渐完善而减小。
因为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腐败的产出效应的相对重要性会变小。在一个更完善的市场环境中，投资者或企业家可以很容易地利用市场渠道来获得资源，而且可以更有效地使用资源来创造产出。这时市场就成了取代腐败活动的资源配置方式，相对来说，腐败的产出效应就大大降低了，于是政府就可以加大反腐败力度。这样既可以降低腐败程度和腐败总量，又不会影响社会福利的增加和经济增长。反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对于怎样规划一个最优的反腐败进程人们还知之甚少，本文正是这方面理论研究的尝试。通过这项研究，我们明确地反对两种认识上的极端：一种极端是认为腐败活动需要不顾一切代价地予以打击，另一种极端是认为腐败活动有利于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担心反腐败会使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对于当代世界各国来说，政治改革和民主制度建设只能最大限度地使得政府目标符合社会公众的目标。但是如果市场不完善，即使政府目标完全与社会目标相符，也不能消除政府官员的腐败动机和腐败活动。因为这样不能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对于政府来说，更为根本的反腐败措施是建设市场，只有最大限度地完善市场，才可以同样最大限度地消除腐败活动的根源——政府的特权。这些年，相信所有人都能感到，反腐的力度是在不断加深。这里面一方面得益于高层的决心和意志，另一方面新一代的信息技术，监管技术也是在快速进步，应该说，在这个“全透明”的数字时代，在大数据的加持下，没有什么问题是藏得住的。这篇文章是写在20年前的，今天回顾，和20年前相比，腐败活动真的最大限度被消除了么？可能也没有，因为如果有，或许就不会一再出现“前腐后继”的情况。那为什么没有“最大限度被消除”，会不会是因为腐败活动的根源，这些年反而变多了呢？![]()
听党话，跟党走学习时间
我们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
——2022年10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