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我党地下工作人员陈庆陆奉新四军第五师特务旅之命，由武汉转移到黄陂县，组建“黄陂抗日地下情报站”。任务是以黄陂县城为中心，兼顾鄂东与武汉，搜集日伪军政情报。陈庆陆打入敌人心脏建站，颇为不易。但他不畏艰险，积极开展活动，不断搜集情报向“山里”输送，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
（新四军第五师历史陈列馆）
打入敌营建站
1941年春，黄陂县城驻有日军一个联队司令部，一个警备大队，一个宪兵小队，共1500余人。另加伪保安大队700人，警察局200人，伪十三师李宝琏部一个团1000人，以及日伪各家的便衣特务队（即“鸡杂鸭杂”）与警防团（民团组织，即红学绿学）等反动武装，共有3500余人。这伙坏蛋在城里城外横冲直闯，乱杀乱捕，闹得居民诚惶诚恐，日夜不安。居民曾暗地里流传着：“敌特满街行，无事莫出门，一旦被怀疑，性命保不成”。
在环境极为恶劣复杂的情况下，陈庆陆同志为了完成党的特殊使命，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坚强的毅力，打入敌营建站，开展情报活动。他先派易行之去黄陂，通过同学的介绍，打入伪保安大队二中队，借训练新兵（公开身份是小队长）作掩护，开展情报活动。接着，他亲往黄陂，通过同乡吴乐亭介绍，得到当时黄陂保安大队副队长吴远谟的支持，被推荐给保安大队日本指挥官夏目正夫录用为大队部文书。报上级批准后，他和易行之便以保安大队部为据点，正式成立“黄陂抗日地下情报站”，开展情报工作。
到黄陂后，陈庆陆通过易行之与吴远谟的关系，又争取吴乐亭参加情报站工作。他观察到保安大队部军医杜立藻有爱国思想，并与之交往。经过一段考验，与易行之、吴乐亭商量，又将杜立藻吸收到情报站工作中来。
由于力量不断充实，成立了五人小组进行集体领导，并因人因地进行具体分工。陈庆陆坐镇黄陂主持工作，负责与“山里”联系；易行之负责搜集鄂东地区（包括麻城、宋埠、黄冈、新洲、仓子埠）的日伪情报与国民党军鄂东游击队的活动；方月峰这时已打入湖北省伪保安司令部教导大队担任司务长，利用外出采购，负责搜集武汉方面的日伪情报；杜立藻负责搜集黄陂伪警察局、伪警防团、伪军李宝琏部及日伪便衣特务的活动情报；吴远谟则利用大队队副的身份，负责接触县政指导部的日本人和日本宪兵队、警备队、联队司令部，借联系工作搜集情报。
当时小组的战略部署是较周密的，分工也是理想的。由于陈庆陆善于领导，选人用人得当，小组成员齐心协力，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因此，建站头一年，工作顺利，没有出过问题。
积极搜集情报
情报站正式组建后，积极开展活动，并按“山里”要求，及时送进情报。建站的第一年，派驻武汉的方月峰，就将武汉日伪省市军政组织与主要人员名册，驻武汉及外围的日伪兵力分布情况和较大的军事行动，陆续送陈庆陆上转；派驻东乡甘棠铺的易行之，将鄂东地区的日伪军政组织、主要人员及活动情况，也及时搜集转到“山里”。吴远谟和杜立藻（后加齐焕章协助）将黄陂日伪军政组织及兵力驻地分布图表也及时搜集送到“山里”。由于情报及时可靠，为“山里”提供研究对策、决定作战计划、适时打击敌人起了重要作用。
1941年5月，“山里”来信说急需一张鄂东日本军用地图。陈庆陆当即找吴远谟商量，设法搞地图。于是吴远谟去找保安队指导官夏目，以他最近准备率领保安队下去清乡为借口，请夏目向警备队借用鄂东军用地图，以便掌握地形。夏目听说是清乡用，立即到警备队借来一张五十万分之一的鄂东八县图交给吴，并交代千万不可丢失，快用快还；图一到手，吴立即交陈连夜送往陂四区区长齐蔚处，由他转送黄陂中心县委书记任士舜。过了两周，日警备队小野少尉来保安队取图，吴推说再借用两天，等清乡回城即当送还。接着吴特意邀请小野和夏目喝酒，加深“友谊”。果然，以后小野见到吴远谟时，从不提地图一事了。但吴心里还是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事隔30年后的1971年，易行之到汉口同济医院探望任士舜病情时，与他提到当年送地图的事，任想了想说：“有这回事，记得是鄂东各县图，是任崇（当时黄陂县委敌工部长）转给我的。”并说：“地图详细，连哪个地方有个小木板桥也全都标上了。当时这份日本军用地图，很解决问题，后来被张体学同志要去了。”
1941年6月，驻黄陂城日军警备队知道我鄂豫边区政府在东乡长岭岗一带建立地方政权，并开展减租减息活动，便决定修筑由县城到长岭岗约20公里的一段公路，企图随时派武装乘汽车前去扫荡。筑路动工时，日寇每天派出武装乘车去督修。陈庆陆得知日寇修路的行动计划后，及时将情报送进“山里”并请适时派部队下山狙击，以破坏敌人修路的阴谋。
1941年6月上旬的一天，“山里”根据陈庆陆的情报，派出一个营的兵力，提前埋伏在工地的公路两旁。督修军车一开来，我军即包围狙击，打得敌人蒙头转向，不知所措，除坐在驾驶室里的司机和夏目打开车门脱逃外，车上的保安队小队长涂鹏云乖乖把枪放下，命部下举手投降。这次战斗，缴获步枪30支，手枪1支，并活捉小队长涂鹏云及士兵30人。因未抵抗，当即按政策教育释放。日寇丢下的军车因开不进山，就地烧毁。
日军经过这次打击，仍不甘心失败，过了半个月，又组织民工再修。动工那天，日军警备大队由斋藤中尉率领，保安队由中队长熊德斌率领60名武装，警察局派出30名武装，分乘三辆军车，耀武扬威，驰往工地。谁料我军早已调集两个营的兵力，按陈庆陆提供的情报，埋伏在工地附近。敌军车队一开到工地，我军乘其不备包围突击，并齐喊：“缴枪不杀！”这时开在前面的保安队车上的官兵，都惊慌失措，丧魂失魄。开在最后的日本人军车，听到枪响，知道前车已被包围，立即掉转车头往回跑，警察车见日军开溜，也跟着往回跑了。被包围的保安队军车上的中队长熊德斌见势头不对，走出驾驶室举手投降，并命令士兵放下武器，不准开枪。因未抵抗，教育释放。这次战斗，又缴获步枪60余支，手枪2支及部分弹药。汽车上的发动机与轮胎卸下后搬进了山里。
来源：《武汉红色保密故事》（2021年10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