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保密故事 | 新中国成立前武汉地区党的保密工作历史（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武汉保密工作的发展与加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严重白色恐怖，中共中央多次重建、改组湖北和武汉党组织。从1928年2月到1929年3月，湖北和武汉党组织经历了4次大破坏和3次重建。周恩来于1928年5月1日代中央专门起草了《湖北工作方针决议案》，指示：“湖北的党组织要严格按照秘密工作的需要，坚决改变以前的方式，很迅速地重新建设党的各种机关，并以绝对秘密为原则。”中共中央于5月18日向全党发出《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和秘密工作》，规定党的组织形式要适应秘密环境。5月31日，中央组织部制定了《秘密工作常识》，对建立秘密机关、文电密写、秘密文件的传递保存、如何应对特务侦探尾随、如何编假口供应对敌人等基本保密知识作了全面而详细的介绍，成为一部很好的保密教材。中共六大召开后，中央于1928年10月发出《关于湖北组织问题决议案》，规定了秘密工作必须运用的六个条件，提出了党的机关群众化和负责干部职业化的要求，成为白区党的秘密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1929年，中央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秘密工作条例》，进一步明确秘密工作原则和方针。

1930年，湖北和武汉党组织又遭到多次破坏。9月4日，周恩来再次专门为驻留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撰写了《关于武汉工作问题》的指示信，指导长江局和武汉党组织秘密开展地下斗争。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后，中央又于10月2日发出《关于武汉破坏后的恢复问题致长江局的信》，对因宋惠和被捕叛变而引起的武汉党组织大破坏一事，要求长江局更应引起对秘密工作的注意。同时调任弼时接替项英担任长江局书记，先后任命王弼、郭士杰任武汉市委书记。此外，中央还向全党发出了《中央通告第八十号——建立秘密工作》，对党的保密工作做出新的具体指导。

这一时期，武汉党组织在中央和长江局领导下建立了许多党的秘密机关和交通站，印刷了大量党内文件和宣传品，许多共产党员前赴后继、浴血斗争，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篇章。

全民族抗战时期

武汉保密工作的完善与成熟

在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中央长江局驻留武汉直接领导南方13省党的秘密工作，作出了大量指示，正确及时地处理了张国焘叛逃等重大问题，为机要保密工作留下了许多光辉范例。

长江局对外名义是中共代表团，驻地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具有合法身份掩护。内设机构如参谋处、秘书处、组织部、民运部、党报委员会等，对外则严格保密，对所有工作人员经常开展保密教育和进行保密管理。

长江局对南方13省党的组织恢复、重建、改组进行了强有力的指导，对新发展的党员和恢复组织关系的党员进行认真仔细的审查、甄别。长江局还分别对游击区、沦陷区不同情况，发出秘密工作指示。要求各游击区“建立真正的公开工作与秘密联系的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除某些必要公开的同志外，应严密注意建立秘密工作”“坚决保持支部与区委绝对秘密”“党内机关尽可能转到秘密，与公开分开”。湖北省委按照长江局的指示，特别制定了“党的秘密纪律21条”，做到“群众团体尽量公开，党组织绝对秘密”。

长江局还分别在黄安七里坪、湖北应城汤池和豫鄂边界鸡公山及河南竹沟等地举办游击干部、进步青年和党员干部训练班，安排电台、机要、司号、徒步通信等方面课程，并对参加培训的党员身份严格保密，培养了大批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骨干，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国统区地下工作准备了大量人才。

长江局另一条重要秘密战线就是情报和机要电台工作，由周恩来亲自领导，李克农直接指挥。李克农领导张唯一、陈家康专门搜集整理来自各方面的情报，摘要送长江局领导传阅，并通过机要电台发送延安党中央和有关方面。童小鹏则担任机要科长，负责机要通信，主要是译电和收发电报。电台则由申光、萧贤法、柳仁甫等负责，分别与延安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南昌新四军军部及西安、长沙、竹沟、香港、广东等办事处电台进行工作联络。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四楼有一部电台，另外还在外面设了两部电台进行联络。对外把“鸡”作为机要的代称，“鸭”作为电台的代称。

长江局还处理了张国焘叛逃事件，并派遣沈安娜、熊向晖等党员长期潜伏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胡宗南身边，负责机要工作，为我党提供了大量情报。

 解放战争时期

武汉保密工作的调整与创新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亲自领导部署多支党的力量潜伏武汉，开展地下斗争。中共中央中原局和鄂豫、江汉区委及下辖的各级地委、县委城市工作部，都是各级党委直接领导的秘密工作机构，他们向武汉派遣了大量地下党员和城市工作者，为迎接武汉解放做了大量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

党在武汉的地下斗争，很大程度上是围绕配合人民军队的军事行动展开的。1945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城市交通要道的工作方针》。按照中央指示，从1945年10月开始到1949年5月武汉解放前夕，各级中共组织通过各自的渠道，开始不间断地向有“九省通衢”之称的大武汉派遣党员、城工人员和党领导下的秘密外围组织成员，逐渐形成“三大三小”的中共武汉地下组织系统格局。

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显示：解放战争时期，武汉“三大”中共地下组织系统是指，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上海局（1946年5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撤销，先后改为中共中央重庆局、南京局、上海中央分局和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的湖北省工委和中共武汉市委系统、中共社会部系统以及各级中共城市工作部系统（简称城工部系统）。武汉“三小”中共地下组织之一是指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华东局）第三工作委员会；之二是指中共中央上海局武汉中心小组；之三是指中共中央上海局湘鄂特别委员会。所谓大小，一般泛指人数多少，与派遣组织的级别高低无关。

此外，受中共领导在武汉开展地下斗争的还有大量群众团体和秘密外围组织，如武汉工人协会、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新民主主义建设者工作联盟、新民主主义建设协会、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民主妇女联谊会等等。在武汉周边如黄陂、江夏、新洲、蔡甸等地，也分别有党的组织、政权和武装力量。

到武汉解放前夕，中共武汉市委系统在武汉市区共有党员390人，加上外地党员共523人。中共城市工作部系统先后有中共中央城工部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中共中央中原局城工部、江汉区党委城工部、鄂豫三地委城工部、江汉二地委（又名鄂中地委）城工部、江汉三地委（又名襄南地委）城工部及下辖的各级县委城工部，分别派遣人员来武汉开辟城市工作，共计有5级15个城工部和3个城工小组在武汉开展地下斗争，各种城工关系和城市工作人员接近5000人。中共社会部系统派往武汉的组织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中共中央社会部吴克坚领导的华中工作组，另一个是中共中央中原局社会部及其领导下的秘密革命组织3130武汉总部和江南地下军。中共中央中原局社会部向武汉派遣了509名情侦人员和张一萍、刘杰三等领导的十几个工作小组。1948年年底，王乾一建立了3130武汉总部，不久组建了江南地下第三军。1949年6月，中共中央中原局社会部转为华中局社会部，主要负责国统区社会情况调查、统战策反、情报搜集、领导秘密革命组织和解放区的肃特反特等方面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地下工作主要遵循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坚持“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原则。董必武指示地下党员扎根群众，“沙漠垦荒”。

解放战争时期，武汉秘密工作的特点：多头并进、平行作业、单线联络、独立行动，主要工作：发动群众、发展党组织、开展群众运动、搜集情报、进行宣传、统战、策反等。在党的领导下，武汉地下工作者开展城市工作和地下斗争，开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战线，为武汉解放做出了卓越贡献。历史表明，党的坚强领导是保密工作的核心和基础，而保密工作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是保生存、保胜利。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武汉地区保密工作不仅为党的革命事业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探索了科学的规律，而且还为党的保密事业发展培养了大量杰出人才，为党的建设和斗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