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保密故事 | 新中国成立前武汉地区党的保密工作历史（上）

党的创建时期

武汉地区保密工作的起步与奠基

保密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党的事业和革命事业的重要保障。从党的创建时期起，武汉地区的共产党人就非常重视党对保密工作的领导，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注意保密。

1920年的一个秋日，位于武昌抚院街97号董必武、张国恩的寓所中，一个秘密会议悄然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7人。刘伯垂主持会议，报告了一个多月前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经过和组织状况，学习了刘伯垂从上海带来的共产党纲领草案，明确了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正式宣布成立共产党武汉早期组织。

刘伯垂是受陈独秀委派来武汉建立党的组织的。刘伯垂秘密地带来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起草的共产党纲领草案，还有陈独秀亲笔写给包惠僧的信件。也许是陈独秀亲笔写信给包惠僧的缘故，加上包惠僧是《汉口新闻报》和《大汉报》的记者，职业特点和身份掩护使他外出联系工作不易引人怀疑，符合保密要求，因此会议最终推选包惠僧担任武汉党组织的第一任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张国恩负责财务。会议规定党的组织生活“每星期开会一次”，主要是作读书报告和国内外时事报告。如此频繁地开会，选择什么地方建立党的机关才能保守秘密呢？经过慎重考虑，武汉最早的这些共产党人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这次会议决定用刘伯垂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带来的经费，租用武昌多公祠5号作为党的机关办公地址。它的附近就是湖北省警察厅，也许这些早期的共产党人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

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在门口挂了一个“刘芬律师事务所”的招牌。机关则用张国恩的别名“梅先”的“梅”字作为暗号，对外称党组织为“梅先生”。

事实证明，这一别出心裁的安排的确非常成功。包惠僧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那里集会，做各种宣传、组织活动，差不多是如入无人之境。”这个秘密机关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几乎没有遇到过危险和麻烦。

关于保密问题，包惠僧还回忆说：“在当新闻记者时，我差不多是一只野马，思想没有一定的体系，言论行动没有一定的范围”，但“共产党在当时是一个绝对秘密的党，有一套保密的规定，因此入党以后我不敢感情用事、随随便便”。

中共武汉早期组织成立后十分重视保密工作，他们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常常以读书会和学术研讨会的形式开展理论学习、思想教育和组织生活。在党内，他们出版秘密刊物《我们的》，对外宣传则通过公开刊物《武汉星期评论》来进行。他们还以武汉中学为阵地，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逐渐向武昌高师、省立女师、高师附小、启黄中学拓展工作，秘密发展团员，于1920年11月7日正式成立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董必武、陈潭秋收到的会议通知却是一封“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的邀请信。他们到了上海后，发现会场和住宿是分开的，会场是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湖北人李书城、李汉俊兄弟的寓所，而且是从后门贝勒路树德里进入会场，住宿则是在博文女校。当法租界暗探窥探会场后，最后一天会议立即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在这艘红船上通过的一大党纲第六条明确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了第一个党章，共有6章29条，对保守党的秘密作出了严格规定，其中第4章“纪律”第25条明文规定：“泄露本党秘密者”“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此外，后来在入党誓词中，也有“严守党的秘密”的内容。由此可见，党从创建之初就高度重视保密工作，并注重对保密工作的领导。

大革命时期

武汉保密工作的探索与规范

大革命时期，在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反动统治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白色恐怖的威胁。因此，党中央高度重视保密工作。不仅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秘密召开的，而且1925年10月，中共还在北京秘密召开了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听取了湖北党组织的报告，在《职工运动议决案》中明确提出：“我们固然在每个运动中都首先要求公开组织之自由，但同时必须做长时期的秘密组织之准备，决不可因一时的得着公开之自由，便忽略了秘密的训练及秘密的组织（秘密机关及指导者与交通人员）。”在发展党的组织工作时，通过了《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针对工人运动遭到军阀和资本家镇压的情况，提出：“我们便要在某几处地方转入秘密工作”“我们应当预备秘密机关，同时竭全力去做公开的政治运动”。根据这些文件精神，中央作出了《湖北报告议决案》，明确指导湖北党组织在职工运动中：“努力于秘密组织的工作，为恢复工会之准备。”

1927年4月中共中央迁到武汉后，鉴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的教训，中共中央对秘密工作尤其情报和政治保卫工作更加重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在武汉亲自领导创建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负责搜集情报，保卫中央机关安全，这也是后来声名显赫的中央特科的前身。特务工作处，负责人是顾顺章，下设4个股：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负责人李剑如；情报股负责搜集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情报，负责人董醒吾；特务股负责镇压叛徒内奸和特务，负责人先后为张浩（林育英）、李强；匪运股负责联络各种帮会组织，负责人胡步三。工作人员还有陈声煜、蔡飞、王竹樵、陈莲生、赵一凡、阮锦云、姜维新等人。中共五大后，湖北省委也设立特务科，由陈声煜负责。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撤离武汉后，有些工作交由湖北省委特务科完成。

1927年中共中央在武汉期间，面对大革命失败的血雨腥风，党中央领导全党迅速实现历史性转折，在极短时间内将党的工作由革命高潮时的公开、半公开状态转入秘密状态，开展地下斗争。特别是八七会议通过了《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明确提出：“现时主要之组织问题上的任务，就是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自上至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极严格的秘密规律，是秘密状态中党的工作之基本条件。虽极小地破坏秘密规律，都应予以严厉的处分（一直到开除）”“秘密状态之中，保存工会的组织亦是最重要的职任之一”“严守党的纪律尤其为秘密党之必要条件”“一切支部应当立刻进行秘密工作，并即按照此种目的而改造”。这是以党内决议形式强调加强秘密工作，严格秘密工作纪律，将整个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全面转入秘密状态。这一决议还决定建立党的全国秘密交通机关。

八七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强调：“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与出版委员会的散布宣传品的工作相联络，担任传达通告指令输送宣传品等等的职任；并兼办探听反革命线索及其他各种消息各地环境的特务工作。各省亦应有此等机关之组织，务使本党有一全国的交通网。”这是党中央为应对白色恐怖严峻形势，适应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需要，首次明确提出要在党内建立全国性的交通网。会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由顾顺章（后叛变）负责领导全党的交通工作。

八七会议召开后不久，中共中央又于1927年8月21日用“吴世荣”的代号，向南方局、北方局、各省委、临委发出了《中央通告第三号——建立党内交通网》，指出：“八七紧急会议议决中央须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此交通网的职任有二：一、传达党的一切文件，输送党的一切宣传品。二、兼探听各地反动派的消息及其他各种消息。”通告对建立全国交通网还作了具体部署：“中央因经费困难，暂于中央所在地设立中央交通处，于上海设立交通分处，为中央与南北局及江浙间交通之总枢纽，暂时北方局所辖各省交通由北方局办理，南方局所辖各省由南方局办理，江浙则由上海分处办理，其余各地由中央交通处直接办理”。

在八七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党中央还专门对湖北和武汉党组织转入秘密状态进行具体指导，规定：“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武汉党部转入秘密状态的关键，因为此处有好几千党员而大半都是没有经过秘密状态的，中央应当帮助湖北省委进行这种改组的工作而直接的督促他。”

面对险恶局势，中共中央立即在武汉紧急开展党员干部疏散撤离工作。一是将在武汉已公开身份的党员干部调往外地，又从外地调干部到武汉工作。如湖北省委一批重要干部陈潭秋、刘少奇、许白昊等调离武汉，由罗亦农接替张太雷任省委书记。二是凡能秘密回原地原籍工作的便回原地原籍；不能返回原地原籍的，派到其他地方工作。由中央秘书厅与中组部密切配合，筹集经费，为被疏散的党员干部解决交通、住宿等问题。三是安排一批干部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1927年9月至10月上旬，一批干部和工作人员随中央机关迁到上海，另有部分干部和工作人员迁到广东。四是留下部分党员干部在武汉坚持斗争。对于不能撤离武汉的本地党员干部，则进行隐蔽，继续坚持地下斗争。如五大代表张金保就没有离开武汉，而是回到泰安纱厂隐蔽起来。五是选派一部分党团员赴苏联学习。如1927年八九月间，萧劲光被派到苏联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聂鸿钧受湖北省委派遣赴苏联学习；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员赵一曼及其他方面的党团员数十人被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等院校学习。六是把一部分党团员和干部转移到受党控制和影响的军队中，如叶挺、贺龙部队。

中共中央离开武汉迁往上海后，中央在汉口珞珈碑路12号秘密建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领导长江流域八省党的工作、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此外，中共中央还先后在汉口永安里12号和协隆北里7号（一说17号）建立中央机关暂留武汉交通处，确保中央和华中各省党组织交通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