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9日，中央为已故的贺龙元帅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其实，这一天已经距离贺老总逝世的日子过去了整整6年。
当天上午十点，礼堂大厅已站满了超过300人，大部分都是军队的老干部，本来主持仪式的邓公正准备宣布开始，突然收到通知说周总理已经抱病从医院赶来，让大家等一等。
周总理要来的消息引起了轰动，大家都知道总理此刻的身体情况已不太乐观，可他还坚持要来。这种情怀怎能让人不感动呢？
周总理到场后，所有人站起来迎接，虚弱的总理只能微微点头向大家示意，随即先去二室见了贺老总的遗孀薛明。他握着薛明的手，强忍着悲痛半天才说出：我来晚了，我来晚了......在场之人全都哭了出来。
片刻过后，工作人员来通知仪式即将开始，周总理便与众人回到会场。他念完悼词之后，对着贺老总的遗像接连鞠了七个躬，嘴里还不停地呢喃着“我没有保护好你啊”。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贺老总在去世六年后才能入土为安，周总理又为何如此悲痛呢？
说起两人的友谊，那最早可以追溯到1927年南昌起义前夕，两人沟通了对时局的看法，发现彼此有很多共同的观点，顿时一见如故，尚未入党的贺老总，被委以起义军总指挥的重任，他们无比亲密的合作，也是自此刻开始。
往后的革命生涯，周总理和贺老总一直都是组织的重要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也长期如此。
只不过在大运动后，贺老总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他在东交民巷的家基本上就没有安宁过，关键时刻，是周总理出手相助。
1966年12月25日凌晨，一辆载着贺龙夫妇的轿车在北京市区内接连逛了好几圈，确定没有车辆跟踪以后才驶入了万寿路新六所，这是周总理为贺老总临时安排的住处。
没想到的是，消息很快就被泄露，新六所也不安全了。周总理特别挂心贺老总的安危，所以特意在自己家西花厅腾出一块地方来。
1967年1月11日凌晨，周总理安排人把贺老总夫妇接到了西花厅。之所以两次转移都要选择凌晨，就是因为白天目标太大，怕出现危险，哎......
那段时期周总理公务特别繁忙，基本上每天都是晚上出门，次日天亮了才回来，贺老总与他住在一个院内，想帮他分担一些，可自身处境如此，什么都做不了。因为压力大，贺老总常常也睡不着，就这样坐在院子里一直等到周总理回家。
周总理心细如发，他不管工作再忙，每天还是会抽出时间宽慰贺老总，如果实在事太多，就会借着一起吃饭的机会说几句话。奈何，就这样的日子也没持续多久。
1月19日下午，大运动已经波及到了中南海，周总理与贺老总进行过一次谈话，说“这个地方也是两派，也不安全”，因此“我给你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休息”。周总理还答应“到秋天时我去接你。不久我们就会见面了。”
当时，这对携手40年的老战友都未料到，此次一别，竟是永别。贺老总被秘密转移到了京郊山区的象鼻子沟，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他本来性格刚烈，不愿如此默默无闻。但一想到周总理的叮嘱，他还是平静了下来。
贺老总一直在等，等周总理派人过来接自己，可等到秋末都还没有音讯。而反革命集团一方也寻到了消息，抢先一步把贺老总秘密关押了起来。
此后，连贵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也找不到贺龙，更没办法保护和关照他了。
反革命集团给贺老总的待遇很差，导致他身体健康急剧恶化，由于生病也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贺老总在1969年6月9日含冤离世。去世当晚，他就被以“王玉”的名字悄悄火化。
当时这个消息被封锁得厉害，直到1971年9月13日后，周总理才得知昔日好友已去世两年多，他的痛苦无以复加。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离世，4天后他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举行，很多中央领导出席，毛主席也来到了现场。
昔日并肩作战的同志，一个接一个离去，毛主席也为之伤感，他在追悼会上说要重新考虑贺龙的问题，这让周总理意识到该为贺老总正名了。
两年后，经周总理多番努力，贺老总的遗孀薛明被接了回来与孩子们团聚，同时，周总理指示华同志彻查贺老总那两封所谓的“投降信”。
贺老总德高望重，又曾主持过军委工作，一般的事情是没办法影响到他的，之所以他会被冲击得那么严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李仲公拿出了两封“投降信”。
李仲公此人早期追随过孙中山先生，与何应钦是至交，宁汉分裂后，李仲公被何应钦说动，前去拉拢武汉政府麾下的一些将领，机缘巧合之下他把主意打到了贺龙身上。
贺龙的秘书长严仁珊与李仲公关系不错，借着这条关系线，李仲公多次邀请贺龙相聚，并且表达了策反之意。贺龙当时虽然没有入党，但也是国民党中的左派，看不上蒋介石这类的右派，所以他就把李仲公绑了，交给上级唐生智。
本来汪精卫和唐生智都想要枪毙李仲公，是左派大佬邓演达站了出来说情，李仲公才捡回一条命。后来李仲公一直跟随着蒋介石，担任过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
到解放战争末期国民党败局已定，李仲公与45位原立法委员联名发表了《京沪立法委员起义宣言》，宣布支持人民政府，所以他也算是起义人员。
李仲公的革命经历很早，护国、护法运动都很积极，东征时还曾在周总理麾下，所以他认为自己应该在新政府谋求一个高级职务。他倒是敢想也敢做，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天径直就去找了周总理，说要当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
周总理对于这个要求非常无奈，只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劝说：你有想法可以提出来，但是中央要统筹考虑后才能给你答复。结果李仲公见没达成目的便不肯走，局面非常尴尬。
周总理见怎么说都不管用，又想起贺老总说过的那件往事，于是让人把贺老总叫了过来。贺老总刚刚到场，李仲公的神色就有些不自然，周总理见状故意问贺：这是贵州的李仲公，你认识吗？
两人合作多年早有默契，贺老总也故意回答：岂止是认识，我们是老朋友，就是有好多年不见了。李仲公，自从武汉那次我把你送到唐生智那，怎么我们就没见过了？
贺老总的意思很明显，在武汉见面的那次，你是在为反动派卖命，后面几十年你没有跟我们党来往过，如今想得一个省主席的职务，凭什么？
李仲公也非常不好意思，连忙站起身说了几句“惭愧”就走了，后来他的任命就是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然而因为贺老总是他不光彩往事的见证者，他的心理产生了扭曲，对贺老总一直怀恨在心。
后来贺老总处境尴尬时，他就递上去两封所谓的“投降信”，污蔑这是贺老总在湘鄂西时期准备投靠蒋介石之际的来往信件，导致贺老总彻底陷入漩涡。
所以，想还贺老总清白，必须要搞清楚这两封“投降信”的来龙去脉。
华同志拿到“投降信”的原件后，立刻组织公安部门进行检查，因为年代久远和字迹难辨，一开始确实陷入了僵局。
好在当时技术水平已有所进步，工作人员对信纸和墨汁进行化验，断定所用的信纸是新中国成立后才生产的，墨汁里也含有一些建国后才有的成分。也就是说，这两封“投降信”纯粹是子虚乌有，是李仲公伪造的。
办案人员一致对此极为愤慨，华同志把整理好的材料交给周总理，上面还附带了公安部门希望对李仲公判刑的意见。
周总理何尝不想严厉处置李仲公，但看完材料后他叹了口气：算了吧，李仲公已经80多岁了，就是将结论告诉他，也会把他吓坏的。这声长叹，包含的都是无奈。
1974年9月29日，中央发布《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同时决定在贺老总逝世六周年之际将骨灰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周总理正是想到当初没能组织人手仔细辨别，让贺老总蒙受了冤屈，这才在骨灰安放仪式上悲痛地对贺老总说“我没有保护好你”。可，大运动时期，周总理自身都那么艰难，他又如何能冲破阻力去鉴伪呢？哎。
至于李仲公，1978年5月26日中央审查小组认为李仲公罪行严重，应逮捕法办，只是考虑到他年纪大了网开一面，就撤销了其国务院参事的职务。同年6月20日，李仲公病逝。
一个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元帅，却被一个满脑子当官的摇摆人士害了，一声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