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贾康：扩大内需是当前逆周期调节的主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黄子潇 珠海横琴报道

金融监管部门释放出积极信号，货币政策力度空前。财政政策的发力方向和规模大小成为了市场密切关注的焦点。

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近日举行的横琴世界湾区论坛金融主题论坛现场专访了经济学家贾康。贾康是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曾长期担任财政部科研所所长。

贾康认为，扩大内需是当前逆周期调节的主题。在货币政策上，近期央行出台的“互换便利”“专项再贷款”等体现了新的机制设计特征和进一步的宽松信号，财政政策方面也应按照加力提效取向，在财政、货币两大政策配合框架下，更积极地推出增量政策。

在财政政策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上，贾康认为，满足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有效投资则是生产经营活动的第一个环节，应该系统性地看待投资和消费这两个经济运行中重要环节如何对接良性循环状态。

同时要注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有利于减少居民的后顾之忧，使当期收入表现为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形成供需互动的良性循环。 

此外，贾康认为，央行进行公开市场国债买卖操作为模仿美式量化宽松的说法属于误读，应该理性和公允地认识财政金融的联动机制。

21世纪经济报道：9月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保证必要的财政支出，使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如何解读这一表述？

贾康：所谓逆周期调节，是经济学理论联系实际形成共识的调节机制。经济的运行有来潮有退潮，在周期波动中的低迷阶段，必须扩大内需，这是当下逆周期调控的主题。

扩大内需需要宏观调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发力。在中央政策指导性的用语里边，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财政政策一定要加力提效，体现出扩张性的积极特征；货币政策则要注重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在货币政策方面，不能只看传统指标如宏观杠杆率等判断是否货币供应过多，而是要特别注意联系物价。近些年来我国的物价表现没有通胀压力，反而有通缩的苗头，因此当前货币供应要注意体现扩张特征。

这两大政策结合在一起，体现了逆周期的扩大内需，是以间接调控框架体系里两大主力型政策工具的协调，来冲抵经济生活的景气不足，使得经济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并同时追求经济结构优化。

21世纪经济报道：本周央行出台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以及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等重磅政策，股市反应较为强烈。长期来看，财政政策应该如何配合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政策去形成合力？

贾康：这几天的新政策称得上万众瞩目，股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步步走低，现在出现了回升。本次货币政策体现了新的机制设计特征和进一步的宽松信号。

对应前面提到的扩大内需，央行给出更多的货币政策工具去支持股市交易，以及提振股市背后的市场预期。

在以货币政策提振市场信心的同时，财政政策应该坚定的按照加力提效来做配合。在各个场合已经有不少学者表达了意见和建议。

我国的财政政策在已经有的政策组合安排基础上，还可以更积极地考虑依中央决策指导方向推出一些增量政策，如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在已有的特别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专项债安排上适当加码，地方政府因地制宜以财政为后盾发放消费券，以财政贴息扶助小微企业支持就业，等等。

21世纪经济报道：目前的财政应该更侧重于支持消费还是支持投资？

贾康：投资和消费是经济运行中两个非常值得把握好有机联系的基本概念。经济循环是供需之间的互动，但生产经营活动的归宿都会体现在居民最终消费上，表现为最终产品或服务的有效供给。

消费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而消费的可持续性依靠的是供给的有效性。一切有效供给都来自生产经营活动，而生产经营活动的第一个环节便是有效投资。以投资形成产能，产能适应需要，那就称为有效产能，紧跟着就表现为创造出就业机会，使就业者获得收入，其后就以这种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产生消费活动，满足消费需要。所以就整个经济良性循环来说，消费是基础，有效投资是关键。

这里面还有一个配套因素：如何使当期的收入不表现为过高的储蓄倾向，而表现为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这需要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配合，从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减少就业者的后顾之忧，形成消费潜力充分释放的供需互动良性循环。

同时，政府还需要以“社会政策托底”的再分配措施，扶助社会中低收入弱势群体，使他们满足基本生活消费需要。

因此我认为，不能只讲经济运行是消费驱动还是投资驱动，财政政策是刺激投资还是刺激消费，应该将投资消费关系的有机联系纳入系统性思维框架作全面认识。

21世纪经济报道：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有着财政补贴支持。近期，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实施渐进式退休的决定，对财政收支有何影响？

贾康：中国延迟退休的事已议论多年，其背景是所谓“未富先老”的人口结构特征。中国现仍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但就老龄化程度来说已经与发达经济体同日而语。

在社保体系上，我国已经形成了三支柱的基本框架，但还要对其继续发展完善。必须解决一个问题：我国社会成员的健康状态向好，人口预期寿命越来越高，但原来规定的退休年龄多年没变，社保体系能否可持续地支撑老龄化社会的养老问题，成为一个挑战。

发达经济体有很多可总结的经验。在各方做了多年的研究之后，已看到决策层给出的信息，即小步走，一步一步来，以社会容易适应的节奏，逐步将退休年龄推到如男性63岁，女性58岁。

我认为，把退休年龄以及养老的配套合理往后移，对于整个社会是有明显好处的。随着人们健康状况普遍提升，原即将退休的社会成员可以在延长了的时间段继续发挥所长给社会做贡献，总体上增加了劳动供给，社会养老体系也相应降低了支出压力，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可持续地运行。

21世纪经济报道：如何看待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一问题？

贾康：赤字货币化是学术上近年讨论较多的话题，指的是财政入不敷出，又无历年结余来弥补赤字的情况下，以公债机制或其他方式获得中央银行的货币支持而达到弥补。

并非发行公债的市场交易都会形成赤字货币化。如果是个人投资者、企业、商业银行购买公债，并未牵动基础货币的投放，只是社会持币者之间的调剂，并不形成赤字货币化。

而当涉及央行时，又可分为两类情况。第一种是央行在二级市场上买入国债而放出基础货币。在经济低迷的阶段，央行的这个操作可以支持财政以公债所筹资金去填补赤字缺口，这类赤字货币化有着公开市场机制的约束，因此是相对规范的。

第二种则被很多学者认为不可接受，即财政直接让央行购买国债，甚至是做透支，这类赤字货币化不受市场约束，会出现不合乎政策机制高水平要求的负面问题。不过，国际上的“现代货币理论”有不同的观点，主张不必顾及这个问题，形成了观点的碰撞。

我个人不赞成中国照搬现代货币理论的思路框架。由财政直接创造货币的做法，实际上是否定了全球已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中央银行体制。我国在经历改革探索后形成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已构筑了财政和央行之间规范化的“防火墙”。

不过，这完全没有否定央行在二级市场上买卖国债、形成流动性的调控机制，这一机制在国际上也有多年积累的运作经验可以借鉴。伴随这种“公开市场操作”，国债还可以发挥无风险抵押品作用，对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具有正面的稳定效应，并可以形成国债收益率曲线，给市场定价提供基准参照。

我注意到市场舆论上有两个认识谬误，一是认为中国央行在二级市场的公债交易是中国模仿了美式的量化宽松，二是认为中国可以套用现代货币理论。我认为中国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与美国“直升飞机撒钱”式量化宽松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所谓“现代货币理论”否定央行作用的认识，也是在中国不可接受的。我们应该更理性公允地认识赤字货币化这个问题。

（作者：黄子潇 编辑：孙超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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