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金融街论坛金融科技大会平行论坛上的发言（2024.10.20）。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司马市长和到会各位领导，尊敬的到会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对于这个讨论单元主题里的一个关键词AI，我其实没有什么发言权，是个外行，但我作为研究者感受到了人工智能大模型对于整个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震撼性的影响和冲击，这个创新的正面作用当然也带来了挑战性的一些风险防范问题。我这个发言，是试图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主要是定性的分析认识这个角度，谈一下一个基本认识，就是金融创新的成功是高阶的（高水平、高层次的）金融安全保障。 首先，我们都知道中央关于现代化新发展观方面一个非常鲜明的认识，即创新发展是第一动力。这个新发展理念，适应于一切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域，那当然也包括金融。同时要说到，一般而言，创新都有试错风险，都必须正确处理锐意进取取得创新成功和防范风险、控制风险、维护安全这个两方面关系的问题。接着要说到的，就是金融是邓小平当年特别强调的“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现在中央文件里所表述的“国民经济的血脉”。我觉得这两个表述是完全一致的。我作为一个研究者，我愿意说，可以把金融理解为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心血管系统，它媒介着各种要素，在资源配置中有特定的借助信用而助益于发展的功能。但是这个中心，在服务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要确定好它的定位，则出发点和归宿都必须是服务于整个国民经济生命机体的健康发展。这在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正面效应的旁边，确实它也有“核心变空心”的危险和引出危机局面的可能。而且一旦这个金融风险呈现它的系统性、传染性，破坏力是极强的，它会沉重打击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比如从我们这些年感受到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都是负面的由风险带来种种重大不利和破坏的影响。我们国内，其实也有局部的金融风险事件。所以，讲金融领域风险防范的要求，要注意到它不同于一般的经济领域。金融界的准入标准就是比较高，它的监管要求严，业务必须持牌，在某些金融机构来说，它要取得全牌照是很不容易的。这样的一个约束非常有必要，这种金融安全命题之下要做的事情，甚至推到极端就是涉及到特定情景之下所谓“稳定压倒一切”这样一种不二选择。对这些简单做了一个考察认识以后，可以知道在实践中正确处理金融创新和金融安全的关系，是极其具有重要性和挑战性的现实问题。在人类社会工业革命和全球化进程中间，已经反复面临这方面的考验。信息革命发生之后，我们现在又面临着日新月异的数字经济创新大潮，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度非常明显，而且一些眼花缭乱的创新、日新月异的变化，往往使我们还来不及去把所谓风险概念在现实生活中间具体化。中国现在是以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确立的“三步走”和千年之交后中央进一步明确的“新的两步走”这样的部署，来推进伟大民族复兴的现代化事业。在这个宏伟事业推进中间，相关的既要有金融创新服务全局，又要有金融风险防范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这个问题的份量，也在日益凸显。改革开放以来，经常有人说中国还没有经历一次全面的系统性的危机，也包括没有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大体上可以这么讲，但是我觉得已经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是，局部的比如温州“跑路事件”这样的教训，它应该给我们形成的警示和必须总结的一些深层的、我们今后要避免的其形成原因。最近一些年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这个风险因素，又是方方面面特别注重的。在各方高度重视之下，中央特别强调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我们重要的攻坚战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然我们同时必须注意到，风险防范方面，包括大数据、云计算、AI，推进到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人工智能这种日新月异发展冲击之下，我们怎么样正确处理中央所强调的创新发展是第一动力和继续在贯彻三中全会全面改革部署的努力之中，来理清这个又要有创新，又要有风险防范的两者关系。我愿意特别强调一个关于两者关系方面的认识，就是“创新发展中的规范”和“规范中的创新发展”，或者最简单的说，发展中规范还是规范中发展，这两个命题都正确，缺一不可，重要性都是非常明显的——但我愿意强调，它们确实还有一个排序的问题，而且这个排序是绝对不能排错的。如果讲创新发展，它对应的当然在现在升级发展的要求之下，是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这样的发展显然是邓小平所说的“硬道理”。硬道理即它应排在第一位，跟着它再讲求规范。这个道理何在呢？就是人类社会所有的实践经验都表明，在事物无穷的变动中“唯改革创新者胜”，必须坚持发展创新才能带动整个错综复杂矛盾交织的这样一个有我们目标追求的进步过程。在中国的实践中，发展是硬道理在一些地方的总结里，我觉得说起来很生动。比如说珠三角广东一带，很早的时候他们就说了三句话：“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这几十年来风雨兼程的变化中间，我反复体会这是非常直观地表明了发展是硬道理在工作层面的体会。我们现在很多的困难它基本的形成原因，就要追溯到发展中间受到的阻碍。比如咱们比较直率地说，现在人们经常把北方跟南方做对比，有东北现象，有深圳现象，这里面在发展方面的认识、发展动力机制这方面实际形成的那样一种能够对接新质生产力的活力水平，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层面的原因。所以，关于这个硬道理我觉得是非常清楚的，虽然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来否认发展的重要性，我觉得那都是陷入认识误区的。 但是“发展中规范”旁边，还有一个规范放在第一位的“规范中发展”的命题，它也确实有必要性，这是讲的在发展中，如果对于风险有一个基本认识之后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把风险程度控制在可接受水平之下。在处理可承受风险的同时，要特别注意防止和排除中央非常强调的系统性风险状态。这个系统性风险状态，是整个全局已经受到风险影响而动荡不安，结果出现了这种大趋势上不能接受的危机形态表现。如果说服务全局的金融这个国民经济的血脉系统，它要支持创新发展，同时又必须保证安全，那么这两者之间，始终要处理好他们的关系。但是我前面所说到的，它们的排序不能颠倒，就是“规范中发展”不能排在首位。因为逻辑上很清楚，如果什么事情先要讲有清晰的规范，然后按照这个规范去推进发展，其实那不是创新，那是守成。我们现在讲全面依法治国，当然非常重要，这是个基本国策，从宪法到下面的整个法律法规体系，有白纸黑字，金融方面有这么多的监管防范风险的文件，红头文件在中国又是法律法规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些白纸黑字放在那儿，你都遵守它，这就叫规范。这种规范情况之下的发展，当然是非常有必要性的，是要保证基本的运行秩序和安全的，但是它还不能够解决一个问题：如果要寻求创新中间的突破的时候，怎么办？它完全不能够在守成的同时，去解决试错这个事情。所谓的合理规范那就产生从何而来的问题。如果把规范中发展放在首位，就排除了创新，在新事物探索的当初怎么能知道如何形成合理规范？以防范风险为出发点，而实际上非常容易由于防范风险而形式主义地、冠冕堂皇地拒绝试错创新，由此它最容易引出的，就是实际上没有创新动力以后而落入"不发展最困难"的不良状态。这种状态引出的，其实就是事与愿违的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对这个说法，我愿意比较直率地举一个中央2021年底经济工作会议之后，中财办主持常务工作的韩文秀副主任言简意赅、直言不讳所表述的“合成谬误”——那个合成谬误最典型的发生领域就是房地产业：我们的房地产业在前些年几轮有升有降之后，在2021年年初的时候已经有金融方面非常清晰的“三条红线”约束它的融资，以及融资跟着的投资，那是有非常清晰的规范的，就是要防范风险，而后又有跟上的所有公权在手的管理部门、管理环节、都积极地在以“从严从紧防范风险”来发力，看起来都在非常尽职地贯彻中央方针，贯彻管理部门要求，按照所有的红头文件、按照所有的上峰信息，来体现自己守土有责，体现自己应该体现的政绩。一起发力的结果，却是韩文秀副主任所说的，形成了“宏观上的负效应”，那这就是非常清晰的一种合成谬误的不良结果。当年年初的时候，金融部门的领导说房地产领域里的“灰犀牛”已经看得非常清楚，正在向我们冲击过来（大家都知道，这个比喻是有别于“黑天鹅”。“黑天鹅事件”是说我们不知道它到底会怎么样发生，因为人类历史上过去认为天鹅一定是白的，直到有一天终于发现有黑色的天鹅，这时候大家才知道原来那个认识是片面的，这是意想不到的事件。而“灰犀牛事件”指的是早已经看清楚的，就是一个冲击性的不良事件，这里说“灰犀牛”，意指庞然大物正在向我们冲过来，它当然指的就是房地产领域里要防止泡沫化，防止过热。到2021年的第四季度，这个灰犀牛真的冲过来了，而且冲击的震撼力极大，它却在方向上不是从泡沫化过热的方面冲过来的，是以恒大事件爆雷为标志，整个房地产领域里一片愁云惨雾，风雨飘摇，迅速滑入低迷不良状态，而且这个不良状态让很多担心房地产崩盘，又是冲击我们整个经济生活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合成谬误，非常值得总结经验，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尽心尽力的防范风险，却带来了一种在房地产领域里的系统性风险？中央在经济工作会议以后，迅速有政策重大调整，变为管理部门暖风频吹，一直到现在。最新的中央关于房地产领域里的指导精神，各位一定有深刻印象，这里面就包含着必须纠正这种合成谬误的努力。这样的前车之鉴，我觉得是实践中我们必须上升到理论来很好认识总结的上述两者关系处理中的相关要领。![]()
所以我说，中国金融创新概念之下，寻求成功这必然是非常明确的目标，它作为服务全局和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我们却又面对着它的挑战性。当下不必讳言，比较直率地说，金融领域工作者，他们有很多新的阶段上面临的挑战性问题。社会舆论界有一些说法对他们来讲也有压力，比如舆情上，有人讲“金融耻辱”，是讲金融界里的一些乱象，对这些不同角度、不同的解读，都存在。但总体来说，我们无可回避、别无选择的，就是在以金融界的规范化消除其乱象的旁边，金融创新仍然必须向前推进，必须在改革的深水区坚定不移贯彻中央改革创新大政方针。这样的金融改革创新，我觉得包括一系列非常清晰的要点，比如我们应该进一步强调金融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支持实体经济升级发展--科技金融AI大模型结合着金融赋能，等等，都是在这个框架之下要发挥作用的。金融自己“脱实向虚”的偏差，中央几年之前就反复强调必须加以防范和纠正，我们现在于这方面还要作进一步的贯彻，防止脱实向虚。这个大前提之下，我认为应该直截了当地讲，要消除中国金融领域的过度垄断问题。金融它具有特殊的风险防范要求，所以，它必然带有一定程度的垄断因素。比如说金融机构要持牌，这个准入就比别的行业严格得多，它必然带来一些特许权这种特征的定位上的匹配条件。但是如果这种准入过高，在金融机构和产品的多样性这方面，它的多样性水平过低，那就是过度垄断问题了。对此，我自己这些年一直在强调，我们得承认中国现在的金融系统里存在着这种多样化不足的过度垄断因素，必须在这方面实施金融多样化的深化改革，使金融机构和产品的多样化，能够形成一个无缝连接的供给系统，适应整个经济社会生活中间各种类型的融资投资的需要。在这个改革中要积极地逐步提高中央所要求的直接金融的比重，来适应数字化、人工智能+创新项目的风险类型，从而使我们继续“大踏步赶上时代”。过去中央文件已经说过要大踏步“跟上时代”，最新的表述改了一个字，“赶上时代”就更有紧迫性了。我听到的信息，是在人工智能这方面有了突飞猛进之后，专业界人士讲，我们在大模型人工智能方面和硅谷引领的创新潮流、美国代表的最前沿的成果相比，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有所扩大。领导人也在问，这几年为什么中国独角兽主体增加的数量是往下掉？这些挑战性的问题合在一起，我们还是要注意到挑战的严峻性而义无反顾追求大踏步赶上时代，要把创新所有的潜力活力充分调动出来。那么相关项目的风险类型是什么？这种最前沿的创新，一个一个的项目观察，一定是成功率极低而失败率极高——其实这个特征在互联网+最开始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我印象很清楚，上个世纪90年代，北京公主坟环岛旁边写字楼里就有民间企业租了大量的工位，做互联网+的创新。当时我知道，已经是街上各处的书摊上有《数字化生存》这个外国人写的书。我自己懵懵懂懂，觉得这个概念很新，到底怎么样数字化生存，当时并不知道具体场景，现在越来越多有体会了。那时候我注意到，这些互联网+的创新者中，在那个时候最有知名度的是一家叫瀛海威的公司，现在可能一般人想不起这个名字了。这种很多的分散做创新的企业，绝大部分都没有成功，少数的成功，就是现在中国其实为数超过不了15个的头部企业，一般来说10个左右。最早最有震撼力的阿里，它的成功被人们称为“风口上的猪”，没有翅膀也一飞冲天冲上去了，曾经一段时间内大家说的都是它的好话，当然后来整改中间，很多的污水又往这类企业头上泼。这个剧烈变动的过程中，我们找找阿里成功的源头是什么？马云在最开始，有几轮创业都不成功，后来他说他自己因为不懂技术，所以胆子比较大，下决心走互联网+这条路，到处去求人支持，总是被看作骗子，但是据说他用30分钟左右的时间说动了韩裔日本人孙正义，这个软银的掌门人就拍板给他两千万美元的天使投资，这是最前沿的直接融资形式，支持着这个数字经济的创新项目终于冲过了痛苦的“烧钱”瓶颈期，然后有一飞冲天的成功，带来的是全局皆活，其正面效应的外溢性，现在仍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毕竟要说，在最开始的时候，那种极低的成功率，到底有什么样的金主愿意去支持它？肯定不可能是我们过去所说的间接融资的银行，最有实力的大银行，他们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知道银行的资金来源，是老百姓的储蓄，吸储形成的资金，是所谓人民群众的血汗钱，必须早早就按照明确了的贷款责任终身追索，来控制风险。对这个贷款责任终身追索我也问过金融系统的高层人士，我说怎么理解它责任的落实？如果呆账坏账已经形成了，你扣他那点儿工资能做多少补偿？回答说，那不是扣工资的问题，那是有牢狱之灾的问题。这我就明白了，这是非常严格的风控，由于有这种风控，这么多年来很好保住了老百姓的血汗钱在可承受的风险程度之内让它持续运行，但它这样保证安全的同时，又必须承认，它作为间接金融的一种机制，已经无法适应我前面说到的最前沿的数字经济创新那些项目的风险类型要求。如果我到了银行，担任这个风控环节的签字者，我也一定是马云所说的“当铺思维”，没有抵押物我是决不敢签这个字的。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基本现实。所以，直接融资应该肯定为在互联网+、人工智能+，现在AI大模型日新月异突飞猛进过程中，要以创业投资、风险投资、最前沿的天使投资这样的方式，即更为适合的机制，去支持那种成功率很低的项目争取成功。当然它的特点，也就是一旦成功，其他所有失败的项目，沉没成本都可以被冲掉。这种金主，作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支持一百个项目不求成功十个，成功三个五个，所有的成本回收都不在话下。孙正义他两千万美元对阿里的投入，我后来看到报道，在后面近两年的时间段内迅速扩张为接近600亿美元的财富规模，是三千倍的膨胀，但他这种成功只是在个别的项目上发生，他做的一系列的项目，很多都是失败的——他后来在印度那边又做了个大手笔，最后尘埃落定是血本无归，他不得不卖掉自己手上高质量的阿里股票去填印度的窟窿；现在他在美国那边也是，经常听到消息做了这个投入，做了那个投入，一段时间看着又要血本无归了，有了个什么消息来了以后，又突然可能咸鱼翻身，这种要求神经非常粗、心脏承受力非常高的风险项目，不适合政府资金，不适合国有企业资金，不适合我们大银行的这种间接融资的资金去做支持，这方面的主力，必然是非政府主体的风投、创投、天使投。![]()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大踏步赶上时代？我觉得就要把中央所说的建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行制度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结合为一体，更好引入非政府主体来做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的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包括引进像孙正义软银这种类型的最敢走极端的敢赌服输的天使投资。这样的一个必要性，我想来想去觉得应该挑明，在这种情况下防范风险的问题，当然也就显得重要性和复杂性更为突出。但是要知道，这样一个机制如果按照国际经验运行起来，敢赌服输的这些金主与其支持对象的市场主体，他们主要是自担风险，可否由政府适当帮他们一把？这样就在可持续性这方面有一个探索中的基本判断，在美国硅谷经验基础之上，我们当然还应注意欧洲和中国不约而同在做加码的政府提供的孵化器、政府的产业引导基金，需要积极继续探索——我们不能简单照搬硅谷经验。这样一些“加码”，实际上是在战略层面上必然要认识和积极推进政策性环境建设与融资机制的配套发展，带出的产业集群也必然要包括现在中央强调的普惠金融、绿色金融。这些带有政策性色彩的金融大文章，要和数字科技金融、养老金融等等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效供给体系来呼应创新机制的发展，还应包括最广义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的创新。 作为上述探讨性认识的小结，我愿说到这样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推进金融改革创新中间，我们要按照领导人所要求的思想再解放，工作更抓实，创新求突破，对应到监管更优化——技术层面加强监管，实施预警，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落实问责奖惩机制，等等，都不可或缺，对于AI同样是这样。这些结合着现代信息技术应用的科技创新与管理创新的结合，又必须以机制创新为龙头，作为纲举目张之纲。防范金融风险、实现金融安全的努力，必须是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科技创新、思想观念创新结合的一个系统工程，而且直观上非常重要的金融监管，必须强调要与时俱进地寓于金融改革创新之中。所以，从根本上讲，必须争取的我国金融改革创新的成功，是实现高阶的金融安全、建设金融强国的保障。
贾康，著名经济学家，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1985 年开始在财政部科研所工作，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科研所副所长，于2001-2014年间任所长。在国民经济、财政税收、金融、公共事务等的理论、政策研究领域，有数十年的丰富工作经验。1988 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7年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数十部专著和 数百篇论文、数千篇财经文稿、访谈。2002年6月24日受朱镕基总理之邀座谈经济工作。2006-07年，两次受胡锦涛总书记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2013年后，多次应李克强总理之邀座谈、或按全国政协安排向李克强总理建言经济工作。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之一。参加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 PPP 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财政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西藏、广西等多地人民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21年与刘薇合著出版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又被评为年度“中国好书”和全国党建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
（长按如上所示二维码，关注“贾康学术平台”！）
贾康学术平台|版权属贾康先生，转载请注明“贾康学术平台”，感谢关注与支持！
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也欢迎关注“新供给经济学论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