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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谢谢主持人。尊敬的金剑华总经理和到会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到会专家、嘉宾、市场人士和企业界的朋友，大家好！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各位做个交流。我主要从宏观层面谈一下自己研究者定位，对于经济形势的基本认识框架，大家一定关心的政策调控方面的思路、要领，还有要在对未来我们发展前景做一些考察分析和展望。首先，勾画一下我们所处的发展过程中，中央最权威的决策文件所说的中心任务——就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民族复兴。我们所有的努力是围绕着推进现代化主线，要完成中心任务。这个战略目标在当下的运行中间，有一个阶段特征的“引领新常态”的状态演变。说到这样一个主题，当然现代化的实现和所有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变成现实，必须在中国解决中央所说的“大踏步跟上时代”（现在改了一个字，“大踏步赶上时代”）这样一个历史进步过程。改一个字表现的，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的实现，更有紧迫性了。现代化的内涵其实大家都可以理解，是合乎逻辑地承认我们过去落伍了而必须迎头赶上。已经有走在前面的发达经济体，我们必须于追赶中最后实现现代化。这也是中国在自己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过程中间，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人类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样一个宏大命题之下，对我们实际的进展情况，必须做一个实事求是的认识和相关主要影响因素的考察。我认为在实际生活中，要讨论2010年以来对于整个经济运行四个方面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我们知道，如果考察经济运行的态势、经济景气的水平，还找不到比GDP指标更好、更直观简洁的可用指标。所以看这个曲线——就是年度GDP增速表现的2010年以后的变化情况。往前的回顾是前面还有高点，我国加入WTO以后，2007年曾经出现过相当高的14%以上增长速度，在2010年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的增长速度又报出了当年度的10.6%这样两位数增长的状态，跟改革开放走到2010年30年算总账，年均增速9.8%（四舍五入就是两位数），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和邓小平南方谈话（老百姓所说的“南巡”）后，1992年到2010年，19年间年均增速超过10%，高度吻合。但是就在2010年接近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决策层提出的，是一个带有哲理意味的“稳中求进”的指导方针，从此以后“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就年年讲，季季讲，时时讲，文件说这是我们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最新的要求是又加上了一句话，“以进促稳”，更强调必须要有一个发展运行往前、往上推进的态势。这实际上对应着这几年中央已经屡次强调过的，要把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做最简要的勾画，2010年的时候决策层已经清醒地认识到黄金发展期的特征在消退，而矛盾凸显期所带来的后来文件所说的“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的问题必须加以消除，必须牺牲一些速度，表述为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高速发展要调整为中高速，关键就是原来的粗放型发展要转变为集约型高质量发展，实现这样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这是2010年以来第一个重要的背景情况，它也符合国际经验表明的，一个经济体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告别经济起飞高速发展特征、也要告别粗放发展局面和发展模式的发展方式转换，即必须向集约型高质量发展去实现进步，实现可持续的、更好对接于现代化实质要求的发展。我国2010年那时候，最基本的匹配指标，是人均国民收入按美元计价达到了4000美元水平，稳稳地坐在了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这把交椅上，也就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阶段转换，以求达到更高水平的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在中央的表述上所说的引领新常态，“新”直观的讲就是高速度成为过去时的阶段性特征。实际上，2010年的两位数增长，也就是我们过去高速增长阶段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以后不可能再出现这样一个两位数增长的年度局面了。“新”的后面要达到的“常”，即要由新入常，解决一个软着陆式的速度不能一降再降、落在一个L型转换以后形成的运行平台状态上，那就变成常态了。中高速的运行平台速度区间是多少？中央文件从来没有说，但是我们可以从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个量值区间应该是在5%~8%：8%以上接近于高速，或者可以认为差不多是高速了，5%以下可能就称不上中高速了，那就是中低速和低速的状态了。作为研究者，我们可以把量值放在这个区间看实际情况。在引领新常态这个推进过程中，中央后来进一步明确地说，怎么样实现高质量发展呢？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针，再往后，把它表述为我们经济工作中推进现代化的主线——这是“跨周期”的概念。当下所说供给侧改革和扩大内需的统筹结合，供给侧改革就是跨周期的主线，是在“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实施的全程中间不能变的，而逆周期、反周期的要领，就是扩大内需，因为我们经济运行还是处于下行压力为主、低迷状态特征很明显的阶段，必须是以扩大内需这样的方针来实现逆周期、反周期的政策操作。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在实际生活中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解决整个制度结构优化问题，通过在改革深水区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带出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整个供给体系，就涉及到一系列更复杂的结构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生产力布局、产业结构、技术经济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区域发展结构、收入分配结构，还有，从经济到社会生活的种种具体的结构问题，是一个大的系统，属于一个有机结合的系统工程，要以改革解放生产力为龙头，带出一个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局面。在努力中间，我们可以看到2010年以后，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合在一起，增长速度是两年间就比较快地落到了8%以下，然后有三年，速度相对缓慢地落到了7%以下，2015年报出来的是6.9%，而2015年的下半年到2018年的上半年，有12个季度，也就是长达三年的时间段里面，中国当时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个在6.7~6.9%这个很窄区间内波动的平台状态。那时候我们认为，可以趁势来实现比喻性的“L型转换”了， L的一竖变为拉出尾巴——这个尾巴进入一个平台状态，只要有高质量的伴随特征，就达到了基本的意愿，由新入常，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当时的努力，可能各位朋友还记忆犹新，“三去一降一补”为切入点，地方和企业在经受阵痛的过程中，我们的经济结构确实在得到优化，发展质量在得到提升。但是这时候第二个重大的影响因素不期而至，2018年一季度以后，中美关系交恶，一开始称为是贸易战，大家后来很快就知道，还有叠加上的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甚至是社会上普遍担心会不会出现擦枪走火的热战风险。这样一来，整个市场的预期就明显下调，增长速度2018年当年就击穿了6.7%原来的底线，2019年，落到了只有6.1%，2019年的第四季度，压在整数关口6.0%上面。这样一个影响因素现在还在继续对中国经济的运行产生不可忽视的相关压制作用。再跟着的，是2020年开始的三年大疫，新冠疫情的冲击，使我们在这一期间出现了几十年来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的两个低速度。2020年当年只有2.3%，在2022年又出现了一个3.0%。对这个过程还得再特别勾画一下。2020和2021年有一个非常悬殊的对比，因为前一年基数很低，第二年报出来达到8%以上的增速，但两年复合平均增速只有5.2%，比2019年又跌去0.9个百分点。而且具体分析，增长速度上，中央注意到2021年的下半年出现了明显问题。当时表示为“三重压力”的交织——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2021年的第四季度同比增长速度只有4.7%了，实际上就是已经低于我前面提到的中高速概念的底线了。在这一年接近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大政方针的公布，有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的用语，要求坚定不移地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抓发展硬道理，把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跟着到2022年的两会上，合理区间实际上体现在当年提的引导性经济增长速度的目标是5.5%左右，但2022年两会刚刚开完，就出现了“超预期”的问题，即超出了原来对困难的估计，压力沉重，所以有那个时候组织的10万人大会，紧急动员稳经济大盘，但由于种种原因，那一年的意愿没有能够达到，全年只有3%的增长速度。2023年，可能各位朋友就记得更清楚了，在国际国内所有的预测主体都认为,2023年中国达不到5%增速的情况之下，决策层在两会上提出的是5%左右的增长速度目标，运行到6月、7月之间感觉到一些不利因素越来越威胁这个目标的实现，8月就酝酿了政策方面的调整，到了进入第四个季度的时候，正式出台预算调整方案，增发1万亿国债给地方纾困，加上其他的一些政策措施，2023年实际完成的是在5%以上，报出5.2%。但是2022和2023年两年如果还是按照复合平均增长速度把曲线修匀来看，增长速度是多少呢？统计局没有说，我们自己一望而知，也就是4.1%多一点，从前面的5.2%又跌下了一个百分点。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2023年它却有一个“契机之年”的意义。在2023年开始之前，2022年的11月，中国防疫抗疫的技术路线实现了重大优化调整，现在中央把它表述为“防疫转段”，当时卫健委正式公布的传染病等级方面，把新冠降为乙级，不再实行动态清零，严防死守。随后经济社会生活在全国各地有先有后、但不超过两个月的时间段内，扛过了疫情的高压力期，就开始进入比较正常的状态，以后就是修复疤痕效应、怎么抚平疤痕的问题了。这个前提我认为很重要——2023年在实际努力中又达到了本年度同比毕竟是站在5%以上，以这样一个基础，我们可以争取将2023年作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来实现在5%左右或者5%再高一点的速度重心上的L型转换。我认为这就是实质问题。从前面的发展过程来看，还有一个第四重因素，我愿向各位朋友强调一下，这是官方媒体一般不提、但是决策层有明确表述的一个概念。前面已经说到了发展阶段转换、中美关系交恶、疫情冲击，第四个背景情况，是2021年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作解读的时候，中财办负责常务运行的韩文秀副主任言简意赅、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必须纠正两个谬误，这就是主观方面必须纠偏的问题了：第一个叫合成谬误，最典型的是在房地产领域。2020年年初可能各位朋友还都有这方面的记忆：已经有“三条红线”，然后所有的管理部门、管理环节都强调的是从严从紧防范风险，看起来都在坚定地贯彻中央的政策方针，都在表现自己守土有责，火线立功，出政绩，但韩文秀副主任说，合成的却是宏观上的负效应。到了2021年四季度，房地产领域的所谓灰犀牛真的冲过来了，但它不是原来所说的从过热、泡沫化这方面冲击我们的国民经济，而是以“恒大事件”爆雷为标志，整个业界一下进入冰河期，从社会上人们都恐慌地担心房地产崩盘这个方面，冲击了我们经济社会生活的。所以在2020年经济工作会议之后，房地产领域里的政策180度转向，变为暖风频吹一直到现在。中央现在最新的说法，房地产领域要实现止跌企稳——把这个话直接说出来，其实就是离这个局面的实现为期不远了。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最新的表现，“冰火两重天”格局中火的这一边，在增量政策出大招以后，明显回暖，它会一波一波影响冰的那一边。实话实说，还有一个我们大家也可以注意到的情况，是在当年有关部门的一纸文件，使民办教培行业几乎全军覆灭。这也是一个合成谬误，现在不声不响民办教培又回到了现实生活中。另外一个必须纠正的谬误，是分解谬误。最典型的是当年中央提出的双碳目标，那是一个40年的持久战，但韩主任说在一些场景之下，持久战被打成了突击战，叫碳冲锋，系统工程被碎片化，有的地方政府感觉自己辖区里的绿色低碳指标不满意，不惜以行政手段上阵拉闸限电，这就完全违背了政策理性。所以总结一下，现在实际生活中间，中央指导之下做了纠偏以后，我们的努力更合乎客观规律，更符合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实施的要求。以这样的一个背景，我觉得当下我们可以领会到，2024年运行中间，中央决策之下是怎么样考虑承前启后的。我们今年的开局不错，一季度5.3%超出一般预期，但二季度就落到了4.8%， 把上半年的合计速度拉低到了5%的水平，三季度继续下行，1~9月份合计，上半年的5%落到了4.8%，这个时候按照态势来看，如果没有特殊的政策方面做出一些加码和促进，全年5%左右的增长速度就难以实现了。因为再往下走，4.7~4.6%，称不上是5%左右，那是4.5%左右了。而我认为在这个年度里，我们不是简单地斤斤计较这零点几个点的区别，这个5%左右目标实际上是怎样实现一个由新入常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枢纽。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在七八月以后，政治局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不断地在指导方针方面强调一揽子增量政策概念，这个增量政策的组合，在十一长假之前，以9月24号货币政策放大招为鲜明标志开始出台，随后沉寂多年的资本市场应声而起。9月26号政治局会议、给出明确的指导要领，要求正视困难——前面金总致辞的时候，又重复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正视困难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困难为的是达成共识众志成城地努力，使今年我们引导性的增长目标能够得到实现，跟着还要衔接未来的发展，众志成城地来推进我们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打开新局面。要结合着政策的快变量正面效应，跟上三中全会300多项改革任务部署所形成的改革慢变量带出来的正面效应。这个政策效应和改革效应的接力对接，我认为是当下我们理解整个运行态势的一个主线。对300多项改革任务，中央有要求，2029年要完成，5年为期相对慢的制度变量，它是一波一波都要起到解放生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作用。而当下这个组合政策——新的增量政策组合的出台，显然是要首先把我们的运行局面来做一个在努力向好方面的托底和加固。如果说1~9月份我们是4.8%，从现在来看，已经见到了增量政策发挥效力的明显表现，全年肯定在4.8%以上，很可能大概率上进一步接近到5%，达到5%左右这个状态。当然从年度衔接来说，这是前面2023年“契机之年”的5%以上或者5%左右状态，延续到今年、明后年合乎逻辑的认识——我认为今后一个时期仍然是要争取保持这样一个5%左右、或者争取再高一点儿的这样一种运行表现。
贾康，著名经济学家，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1985 年开始在财政部科研所工作，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科研所副所长，于2001-2014年间任所长。在国民经济、财政税收、金融、公共事务等的理论、政策研究领域，有数十年的丰富工作经验。1988 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7年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数十部专著和 数百篇论文、数千篇财经文稿、访谈。2002年6月24日受朱镕基总理之邀座谈经济工作。2006-07年，两次受胡锦涛总书记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2013年后，多次应李克强总理之邀座谈、或按全国政协安排向李克强总理建言经济工作。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之一。参加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 PPP 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财政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西藏、广西等多地人民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21年与刘薇合著出版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又被评为年度“中国好书”和全国党建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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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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