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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我们愿强调的，是以“金融多样化”的过程形成无缝对接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势在必行。前面说到的温州案例，里面的金融多样化程度是极差的，主要都是间接金融，虽然后来有了一些股份制这种直接金融，但总体来说，还是企业靠贷款过日子为主。而常规金融实情看起来，这种低利贷的贷款支持被边缘化了，反而是中利贷以上、一直到高利贷越来越起主要作用，所以它的多样化上基本是不合格的，所以才会引出前面说的跑路事件危机。从中国全局来看，必须得承认，现在看起来金融机构的数量已今非昔比，全国至少几千家。金融产品也明显多样化了，但是跟现代化发展客观需要来说，差距必须认清。这个金融的多样化，在机构上，产品上，最后应落在一套金融产品的体系化上，即是现实生活中所需要的各种类型的融资，都能够得到对应的金融产品，而阻碍它达到这种全谱系有效供给的，一定是过度垄断因素。所以，我接着愿意强调这样一个观点：中国金融系统的风险因素，包括存在着过度垄断问题，多样化水平不够。以多样化消除过度垄断因素，是我这里说的第二个势在必行里的真问题。应该支持创新创业中的各种类型的融资需求，促使各种市场主体，能够抓取不同产业、不同类型企业发展中的机遇。间接金融概念之下，传统常规金融的低利贷并不可能来包打天下地服务整个全局。常规金融的低利贷旁边，我们多少年的探讨中，认识到要有小额贷款公司，在其健康发展中形成中利贷——它比低利贷的融资成本水平高，但适合于现实经济生活中一些特定的创业创新活动。人民银行过去专门讨论过，小额贷款公司是“资本金融资”，而自担风险，国家在这方面应该给出一定弹性空间。最开始说的小贷，不像咱们比较成规模的银行放贷要走那么多的程序，往往就是决策者听一听申请小贷那个人怎么说话，有必要的话到现场去看一看。比如说，农村有这么个有心人，也是能人，他已经想方设法攒了钱买了一台榨油机，就是在油料作物收获的季节，需要有一笔钱吃进原料，几个月后油产品在市场上都卖出去了，就可以还贷。银行哪敢放开手做这样的事情？而小额贷款公司的人说，看这人直观判断一下，可大概知道靠不靠谱，有必要再去看看他的榨油机，可能也就这么一个程序，就拍板定了，贷款发了以后，创业者原来过不去的事就变成过得去了——小额贷款公司起的就是这样一种作用：自担风险，中利贷而不是走到高利贷。这些发展需要有一定的规模，他们相互之间也有竞争，这才能够出现合意的局面。直接融资概念之下的股权、债权的融资，早就在说，但到现在为止我们发展更是很不充分。在发达经济体美国，直接融资占整个金融供给的比重早就达到80%，这种直接融资机制，很好适应了硅谷引领的数字经济创新大潮。我们国家反过来，到现在为止间接融资占比为80%，直接融资只有20%，这样高下立见，中国适应数字化前沿创新的资金支持严重不足。怎样在中国支持新质生产力，数字经济、数实融合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的十大重点任务，第一条就是产业升级，跟着强调的正是直接融资形式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创业投资中最前沿的，是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当然这不是银行系统做的事，但我们对比心里要有数，这都是“多样化”里面的具体内容。这样说来，有效的金融供给体系，应该是各种类别、各种期限、各种方式的金融产品，各有自己的对应性而无缝连接成一个供给体系，对于实体经济层面的多种市场主体、社会成员的融资需求，这一供给体系都能够满足，而把高利贷边缘化，挤出去——这种成功的金融改革创新，是最有效、最根本的防范金融风险的基本条件建设。如果没有这样一种供给体系，必然在实际生活中出现高利贷在自己的空间野蛮生长。古今中外，谁也不可能完全消除高利贷，总有一些人没有别的办法，就是铤而走险借高利贷，只是，如果金融的有效供给体系处理得尽可能健全，尽可能丰富多样化，那就可以把高利贷边缘化、基本上挤出去。怎么论证中国现在金融的多样化不足，存在过度垄断？其实早早就有不同意见的讨论。多年前我在央行开座谈会时就注意到，那时央行的领导特别不服气，说全国已经1000多家银行和金融机构了，天天在那里竞争，人们还说我们金融系统垄断。但我是觉得，如光讲1000多家，这个还得放到国际上展开来看一下：美国是3亿多人口，1万多家银行和金融机构，我们14亿人，才1000多家。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从数据上（这是2016年的情况），如果从金融系统看直接融资领域里，大家可以“用脚投票”形成股票市值的直接表现，那么看得很清楚，中美之间的对比是：中国A股在净利润的排名上，从第一到第十，清一色是银行，美国方面在净利润方面排名第一的，是高科技的苹果公司，第二家是银行，第三家是实体经济的宝洁，第四家是银行，第五家是微软，它们是穿叉在一起的，绝对没有中国这样银行把净利润最高前十包揽的情况。再看A股上各个行业形成的利润水平，和美国对比来看，我们这边是银行不仅第一位，而且鹤立鸡群，异峰突起，别的行业望尘莫及。从第二位开始还是跟金融有点关系的相关融资服务行业，第三位起才是化工、建筑等等。后面水平差异倒是比较匀称了，由高到低表现为较平滑的曲线。美国呢，第一位是高科技的软件与服务，第二位是银行，第三位又是技术的硬件和设备，总体来说由高到低是相当平滑的，这说明竞争相对充分，换言之，垄断没有过度。中国这个情况没有别的原因来解释，就是一定存在着过度垄断的情况，才可能形成这样的数据统计结果。银行界也有些同志说得比较直率，过去就知道，洪崎同志在民生银行原来是行长，后来当董事长，他曾经说，我们银行赚钱赚得太容易，都弄得自己不好意思了，媒体报道出来以后，大家都觉得他说的是良心话。这种情况怎么解释？由于有过度垄断的存在，所以使金融的机构和产品多样化，达不到意愿中的水平，这是完全可以解释清楚的基本原因。因为有过度垄断以后，日子好过就会不思进取，还要有意无意摁住与它竞争的力量，这必然出现阻碍多样化竞争的局面。这样可以论证：我们的金融领域确实有过度垄断因素。金融是很特殊的行业。如果出了问题，它的风险会迅速传染，所以金融方面实际的准入条件，一定是高于其他行业准入标准的。适当高于其他行业有其必要性：比如说在特许权这个概念上，如果说做金融业务要持牌，拿到一个全牌照可不容易，因为它的准入比别的行业要严格得多——这有道理，于是这就成为相对而言的垄断因素。但我现在抨击的是“过度垄断”，得承认中国现在仍然存在着金融领域里的过度垄断问题，才会有前述在数据上看到的中美对比情况。2016年如此，最新的数据变化不大。这是我愿意强调的金融多样化改革，实际是在改革深水区，要破除利益固化藩篱，消除过度垄断的问题。第三，是在我国要逐渐提高直接金融的比重，这势在必行。前面已经讲到，我们国家现在的金融是间接金融为主，直接金融的股市、债市、私募等等提供的金融业务，仅为20%左右。它关联着一个直观的现象：我国的宏观杠杆率居高不下，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GDP之比，早就到了200%以上，这几年一直在250%上下。所以有些同志就说，要大祸临头了，如此高的宏观杠杆率很容易对应系统性风险，造成极大危机。虽然曾经反复讲这个事情的大有人在，但我跟他们有不同意见：具体分析一下，如以中国宏观高杠杆率跟美国相比，一定要看到金融供给体系结构性上明显的差异。我国大量的间接融资表现为贷款，贷款在一轮一轮发放过程中一进一出，统计中表现出来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必然很高。管理部门把这个信息上报给最高决策层，自然可以使最高决策在这方面始终高度谨慎，防范所谓宏观高杠杆率的风险。这样一来，直接融资、债务资本化的比重不高，整个市场上的要素流动和重组机制不活跃，所以特别不适合互联网+和现在说的人工智能+这个创新大潮中的项目风险类型，因为这种风险类型的项目成功率很低，然而少数成功以后，却可以使全局皆活。现在进入“数字化生存”的状态。上个世纪90年代外国人写的《数字化生存》一书，曾经在中国的市场上风行一时，大家都在议论有这么一本书。当时我听得也是懵懵懂懂，怎么叫数字化生存呢？计算机已发展为电子计算机，是处理数据的，只能从这个角度比较粗线条的去展望。现在可是知道了，没有智能手机，移动互联，我们已寸步难行。方方面面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无论怎么因地制宜，首先要解决怎样数字化生存、数实融合的问题。“互联网+”推到“人工智能+”，它具体的创新成功，在项目上的风险特征，就是实际生活中敢于去试错的这样一些微观的小团队，争取能得到风险投资主体的支持而在成功率很低的情况下闯出来的“以点带面、带全局”。“硅谷经验”不是靠大的企业首先来搞重点创新，而是给出环境空间，由斯坦福大学教授指导下形成的分散小团队，一个个在那里去做自己的奇思妙想或者说胡思乱想。我们到硅谷参观，最早打出局面的、开了头的小组，是在一个平房车库，那个位置前面竖了一块铜牌，这已是硅谷的地标，纪念硅谷最开始的创新创业活动。他们得到什么样的融资支持呢？银行根本不理他们，虽然不一定像中国讲贷款责任终身追索，但人家也是特别注意风险防控的。硅谷靠的是所谓风险投资，有一帮金融精英，到处去打听谁在搞什么，这方面琢磨着找支持对象，有必要的时候，作面谈，以后还发展出来创新主体的路演。如你所说的能打动金主的话，金主会以股权投资、风险投资的方式，最极端地用天使投资方式支持你。这样一种直接融资方式对应的项目，支持100个不求10个成功，成功3个、5个，所有其他项目里面收不回的钱（沉没成本）可以全都收回，还有暴利。这种风险类型，银行是不能沾的。实话实说，银行必须按照过去已经形成的基本认识处理自身的商业性定位运作机制。商业银行提供贷款这种间接金融，资金来源是吸储。储蓄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道德压力非常明显、非常沉重，所以早就说了，贷款责任要终身追索，在风控环节上签字这个人，只要还活着，贷款出了问题就要拿你是问。我也专门问过银行高层领导，我说这种责任终身追索怎么追？呆坏账最后真的已成定局了，他拿那点工资能补多少？人家回答说，那已不是拿工资补亏损的问题，而是牢狱之灾的问题。我就明白了，必须这样严防死守，有这么一个牢狱之灾的威胁，使之慎之又慎，于是风控签字的环节，必须追问有没有抵押品？没有抵押品，这个字谁都不敢签。我到那里也一定这样。这就是马云所抨击的银行“当铺思维”的由来。这样的一个机制，确实很好控制住了银行贷款这种间接金融的风险发生率，保护了老百姓血汗钱的基本安全。但它却实实在在不能适应数字经济大发展、数实融合时代新经济这种风险类型项目的融资需要。怎么解决呢？顺理成章就说到了中央要求说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以公募的股市、私募的各种各样的游说，去争取金主给予支持。中国在追赶硅谷的路径上，确实也有自己的成功。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人在互联网+赛道上努力。我记得很清楚，最开始，90年代北京公主坟环岛旁边的写字楼里，已经有企业租了大量的工位搞互联网+，当时最有名的叫瀛海威，现在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名字了——后来没有做大，不算成功。后来的成功者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阿里的马云，一飞冲天。阿里公司一飞冲天之后，大家有一阵子说的全是赞扬的话。但是你得知道他靠什么冲上去的？马云有几轮创业不成功的经历，最后走到这个赛道上，他后来讲，因为我不懂技术，所以才敢拍板，就闯出来了，另外一个意义上讲，就是蒙对了。当时走互联网+赛道时，他也是到处去求资金支持，一般人都觉得这就是个骗子，看着人也不对头，听话也听不懂。但是他用30分钟出头的时间，说服了软银的掌门人孙正义，孙正义给他2000万美元天使投资支持，靠这个，他冲过了“烧钱”痛苦阶段的瓶颈期。等到一飞冲天之后，受益最大的其实是孙正义——后面接近2年时间里就报出来，孙的2000万美元股份，爆炸式地成为接近600亿美元规模的财富，那就是3000倍的暴利。这样一个模式，可叫敢赌服输，没有什么“老百姓血汗钱”的道德压力，是自己想方设法凑钱来做这个事。做成了，一单成功，把几十单不成功的全部抹掉。不过做大了以后，有时候一单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听说孙正义后来到了印度又是大手笔，结果最后尘埃落定血本无归，必须把自己手上高质量的阿里股票卖掉去填补印度那个窟窿。这是自担风险。风投、创投、天使投就是这种机制。显然，数字经济时代创新的这个风险类型，不适合我们银行系统去作为融资支持的主力，也不适合政府直接上阵。虽然有个别政府敢赌服输，像合肥这样“政府投行”的例子，政府做“产业投行”，的别处简单地模仿，风险极高，而风投创投常年干的就是这个事。孙正义在美国又有一笔投资，据说开始看着又不行，结果碰到一个机缘，似乎现在是要咸鱼翻身——这都是大起大落，考验心脏承受能力的事。这不是我们体制内理解的能适应风险的承受机制。所以得承认，现在到了新质生产力最前沿的创新上，直接融资里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极端的风险投资、天使投资，是唱主角的。原来的间接融资，是企业家得想方设法找抵押物去求银行给钱，他的精力用在这方面有点浪费，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现在如果直接融资能够跟上，企业家敢于冒风险的精神跟金主独具慧眼的认可（也是要有冒险精神），合在一起才有可能在成功率极低的这个概率里面，打出一些影响全局、把全局激活的成功案例。我们中国，现在真的特别需要在追赶硅谷的过程中，使这样一种让要素充分竞争性流动、实现扩大创新的弹性空间形成，以直接融资为主支持前沿突破，释放供给侧的潜力。前段时间总书记在座谈会上问了，为什么中国独角兽企业的数量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看来这个事领导上也知道了。相关的原因，与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直接融资的发展受到种种问题困扰有关。发展之中必须要有的头部企业的整改，又出现了一些社会上否定“两个毫不动摇”的错误言论的干扰（中央要求“亮明态度毫无含糊”，予以批驳）这都是有关系的。当然，也跟我们体制之内早就根深蒂固的“宁左勿右”的行为模式有关。我一直都听说，实际操作中，虽然中央有新一轮鼓励两个毫不动摇、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等指导精神，但到了具体环节上，真正把他们看作自己人可不容易。项目贷款的风险类型就是不一样，跟着显然要区别对待。给国有企业融资怎么做，都没有更多的顾虑。如果发现自己给贷款的那个国有企业苗头不对，可以马上去商量，出主意，银行在这方面的支持，类似给它吃药、打针、挂点滴，没人觉得不对头。民营经济方面呢？话就得另说了。2018年11月总书记说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央行随后要求给民营企业的支持贷款，必须年度上升达到30%幅度（以后没听到央行再提这个事了），但对民营企业贷款出去以后，就非常紧张，盯着看，如果发现苗头不对，不是像国有企业那样赶快给他出主意救助，而是大眼看小眼，谁也不出手，风控签字人干着急也没用，谁也不敢在这方面出手去救它，说是怕“说不清”，最后心照不宣，干脆给他直接送去天平间。这样一种结果，就还不是真正能够看作是自己人。如果更多依靠银行贷款之外的直接金融，包括全球市场中的风投创投天使投，客观上就会绕过一些上述障碍因素。总之中国解决这个事情不容易。但全局来说，提高直接金融的比重是势在必行，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看得越来越清楚。那么，在银行要支持“数实融合”发展的同时，怎样让与银行形成呼应，并作为主力对于最前沿、低成功率、高风险的这些创业项目给予支持的直接融资，能够在中国更好地一展身手，确实是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我在成都参加论坛时，曾经说过这个意思，后来跟我联系的同志告诉我，会议报道的时候，金融办同志讲，关于金融风险类型的观点就别说了，看来还有顾虑，对于我的观点不大认同。我自己想来想去，觉得基本事实如此。须知我国冲在数字经济创新最前沿的头部企业，这几年间全球人们“用脚投票”形成的市值，他们是一落千丈的。合乎逻辑地在后面跟着的独角兽，新增的数目又是明显不如以前，不仅被美国国等比了下去，那些追赶我们的发展中经济体，也表现出比我们独角兽的数量增加得快，显然对这个事情，我们要充分注重。第四个方面，以健康、可持续的政策性融资体系，来匹配金融创新支持超常规发展，我认为是势在必行的。这是我一贯的观点。也是我所说金融发展、金融安全通盘考虑，要在战略层面上来清楚认识到位的一个重要问题。实话实说，中央管理部门的文件在这方面曾有进有退。最早政策性金融这个概念，在80年代后期就有内部讨论，因为80年代中期之前端已经开始形成了我们比照国际上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中央银行制度基本经验，把中国人民银行确立为金融管理机构，作为宏观调控部门。中国人民银行所有原来的具体金融服务业务脱离，交给下面的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按商业银行定位，再以后越来越多地淡化业务在特别领域上的严格划分，大家可以交叉竞争，一同发展起来。在已经有了工农中建相互之间竞争的局面之后，就听到他们说有一个苦衷：每个年度快过春节的时候，当地省长、市长、书记找上门来，还会表现得特别热情，握握手、拍拍肩膀，说行长，一定要给我们在哪几个重点企业支持一下。要过春节了，你得贷款支持，我们这个事情才过得去——当时地方对银行的影响力比现在大得多，一般银行总得顺应一下地方一把手们的意愿。那么这些贷款发下去了以后干什么呢？实际上是“安定团结贷款”，那是当时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概念——过春节了，这个企业哪怕一塌糊涂，也得拿出钱给大家发工资、发奖金，要让人家买肉、买面、包饺子过年，否则员工要闹事，这就叫安定团结贷款，而这违背了商业金融基本的规则。商业性金融必须于“在商言商”立场上，考虑资金出去以后要有效益，要能够安全回流。把这个钱由银行，打到企业里做了安定团结贷款，后面一定是跟着会有很多呆账、坏账。这样一种情况比较普遍发生之后，引起决策层的讨论，认为必须把这种特殊政策目的的融资和商业性金融、在商言商立场上的融资分道扬镳，各行其道。之后就形成了专门组建政策性银行与金融机构这个思路上的方案，开始是组建了国家开发银行，这是政策性金融国家级银行机构的旗舰，后面又有农口的农业发展银行、外贸方面的进出口银行等。地方层面也有自己的体会。曾经各地普遍成立政策性信用担保公司，现在有些还在坚持，还在努力。以后遇到很多的困难，做起来颇有难度。其实这种政策性金融，一定要以财政为后盾。国家开发银行成立的时候，财政给100亿元资本金，当时承诺每年再给补一部分资本金，连续多少年。实际运行中，却有协调方面的不顺：把它定位为一个正部级单位，跟财政、央行平起平坐，到了国务院联席会议上是平级的，大家可想而知无形之中心理状态上如何，财政和央银、更多的商业银行，开始挑开发银行的毛病。国家开发银行自己不吸储，靠国家给的特许权发金融债券，实际上是准国债，拿到钱以后做大刀阔斧的开发，而开发了以后，有些可以让商业性融资跟进的空间，仍然倾向于还是由自己拿着——当然希望政策性的好处拿着，商业性的也在自己这里，打开了的局面要继续下去。这样一来，矛盾都就来了，越来越多的指责是说他脚踩两只船。后来国开行自己的领导人表述为，我们不是政策性金融，是开发性金融，这样避免一些矛盾。其实从学理来讲，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如果归类，归在哪一类？如果金融有商业性、非商业性之分，肯定得把政策性金融归在非商业性的这类之中，非商业性的定位从粗线条来说，就是有政策性特征的。国际上开发性的金融机构，世行也好，亚行也好，都是主权国家财政作为后盾的资金注入进去后配上专业团队来维持运行，财政作为后盾提供资本金以支持它运行，这是离不开的支持力量。但中国要在这方面把关系理顺，是很不容易的。温家宝同志当总理的两次金融工作会议上，都说国开行要做市场化转制，已经不用政策性银行概念了。但留了一个尾巴，“侧重于长期投资”。但也没有让它吸储（中国也不缺靠吸储过日子的大银行），仍然是延续原来发金融债券而筹得资金，这样实际上就形成了新的矛盾——所谓长期投资，大都是带有强烈政策色彩的，又紧跟着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要让国开行支持“走出去”，支持国内的棚户区改造，乃至支持助学金贷款，一大堆政策性融资任务给了它。到新的领导集体形成以后，很快领导人批示来了，是国开行市场化转制之说存疑。这么高的领导说存疑，那其实就是否定原来的思路。再以后中央的文件里，大家都知道，政策性金融、开放性金融并提。现在“五篇大文章”，没有单列政策金融，但你说普惠金融没有政策性吗？绿色金融没有政策性吗？显然还是混合在里面的，这都是金融创新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我自己的认识和态度非常鲜明，就是所谓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道扬镳以后，不在于各自的块头大小，在于都具有战略性的意义。中国发展中，除了“比较优势”之外，一定要强调还有比较优势原理碰到天花板时要解决问题的“追赶-赶超战略”的一套原理。一说赶超，有的学者就不认同，像北大颇有影响的林毅夫教授和他的助手，专门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过论文否定赶超战略，我们是不同意他们这个认识的。林教授认为依靠比较优势战略，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走向现代化了。现在看，比较优势战略显然碰到了失效问题：在芯片、航空发动机等等（其实列出清单至少是好几十项核心高端技术）的天花板位置，你出天价人家也决不会卖的，谈何比较优势互通往来？这时候没有别的办法，必须是以新型举国体制，就是“华山一条路”上，由我们自己的自主攻关求突破。当然这些项目为数不太多，意义却是战略性的。新型举国体制不能简单沿用过去两弹一星的经验。两弹一星搞出了成功的实验品、样品，就开始确立制约。以后有洲际导弹的投送能力，核威慑形成的核战略平衡就得以实现。但高端芯片，你说搞出几个样品，那还不行，有了小批量也不行，一定是要对接全球市场，最后要以性价比上的优势，以自己大规模生产时的良率直接相关地形成全球市场上依靠竞争力达到超过临界点的份额，这时候这个新型举国体制才算成功。支持这样的创新，显然必须有政策性金融。其他更开阔地考虑，支持小微、支持三农，都有这种类似的必要，政策性金融要发挥商业性金融不能充分发挥的作用。这两条轨道上的金融，我认为将是长期并存的，这也就否定了林教授等关于中国要消除一切双轨制的主张的合理性。金融的双轨制为什么将长期存在？如果咱们先不说高端的，就说大家关心的房地产市场，现在中央明确说先要托好底，保障房的供给已经有贷款支持等具体要求，匹配了很多融资支持条件，而且一定是具有明显政策性的。住房领域长期的双轨统筹，必然要求金融以双轨来配合。所以我说第四个势在必行的政策性金融的发展，也是整个金融创新、金融发展、金融防范风险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战略高度上是直接对应中国现代化大战略目标的实现。其实西方学者早已经有过“蛙跳模型”等等研究。学术界注意到了，发展不平衡必然表现为，历史长河里，不是谁走在一个阶段的前头，就永远处在前头，后面的追赶和赶超，是几轮发生的。最早西班牙被荷兰赶超、后来荷兰被英国赶超、英国又被美国赶超。我们现在先要追赶，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在这个战略层面上，除了前面我说的新型举国体制以外，还要落到更广泛要求的三农、小微等很多创新活动上。绿色金融、普惠金融这方面的政策性色彩都相当浓，注定离不开政策性金融。对政策性金融怎么样处理好？早就有国际经验，英国、美国早就有财政预算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局（或译为中小企业署），他们多年来的经验并不注重对外宣传，但你要问他，也会告诉你确实一直存在和发挥作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总领事，曾经在上海举行的中国担保业界的大会上介绍他们的经验，他说美国财政预算面对中小企业局的工作，主要就是以贴息和政策性信用担保对中小企业给予支持，这明显不是“华盛顿共识”轨道上的事情，明显不属于“需求管理”，而是一种“供给管理”，是区别对待的政策性支持机制。这种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美国人早就在用。英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发祥地，在前几年专门组建了绿色银行，明确地说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性银行，也是政策性金融的案例。在实际生活中要把这个事情处理好，还有日本人的经验特别值得我们看重。日本是东方大国，二战以后基于种种原因，6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以后确立了发达经济体的地位。它战后发展中称为“财政投融资”的政策性金融，在财政预算之外，有好几十个公库，分门别类、区别对待又突出重点地去支持行业创新发展等。这个故事如要说起来时间很长，今天不展开，只是强调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中国自己把这个事情处理好，要特别注重日本人总结的风险防范经验。我曾在维也纳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培训班，拿到当时日本专家写的工作报告，强调了日本财政投融资体系有两个基本经验：第一，要有专家集体决策，不能少数人拍脑袋，是透明的由专家团队参与的阳光化集体决策。第二，要匹配多重审计监督，给阳光化和规范化加码，才能尽量避免出较大问题，因为双轨制搞得不好会乌烟瘴气地大家拉关系、处关系，形成扭曲——经济学上称作“设租寻租”的腐败问题。日本人后来总结财政投融资经验，在肯定之外，也特别注意到后来还是出了一些问题。最早在二战以后美国的帮助之下，首先支持恢复国民经济，钢铁业、矿山业作为政策融资的支持重点，后来转到50年代初的造船业发展，当时世界上出现一个机遇，日本人的造船业曾经突飞猛进。到50年代后期，又意识到要搞半导体，还要支持自动化机械，使机器人得以发展，以后日本后来一段时间内的半导体行业也是风生水起。再到了70年代已经成为发达经济体，转为更接近准公共产品的保障性住房建设，等等。这个脉络是很清晰的，各个阶段突出的重点可以不一样，但始终存在着金融的双轨运行。处理不好，则肯定会引出偏差，日本人在这方面也有总结。总结中可形成的基本看法，是小孩子和洗澡水不能一起泼掉。政策性金融会出毛病，有时候会带来一些拉关系、处关系造成的利益输送、腐败、损失，但总体来说，我始终认为，中国就得在比较窄的夹缝里走通这条路，光靠商业性金融，不能真正解决中国追赶、赶超的问题——换句话说，这绝对不是贬低商业性金融，而是强调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的呼应。它们都应该发展得更充分、更健全。虽然中央文件有时候讲政策性金融，有时候不讲，但实际生活中少不了政策性金融。如果政策性金融这边健康化、清晰化了，商业金融那边就没有必要不断背负着讲政治、以人民为中心、支持扶贫等的压力而专门去搞特别的一些比如乡村振兴有去无回的融资。这也是保护商业性金融的健康发展。这是我认为要说清的全面观点。具体机制上，应是“政策性资金，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杠杆式放大”，时间关系点到为止说一下。可总结的支持小微、三农、创新增长点等等，财政为后盾的政策性金融，首先是产生第一推动力，先打开突破口，必须是政策性资金作资本金，来自财政；跟着市场化运作，指一定要对接市场机制；专业化管理，如开行过去陈元同志要求该行专业化管理水平要对标国际上的最高水平；杠杆式放大，政策性贴息也好，政策性信用担保也好，都是放大，一定还使商业性金融可以随着政策性金融跟进。这种放大在贴息上，是贴息的那几个百分点的倒数，可以马上计算出它的放大倍数。比如说，2020大疫之年，中央特别国债1万亿元里面，有2000亿元是筹资后直达基层做财政贴息，支持疫情冲击之下的小微企业，特别是靠门店过日子的小微企业能活下来，进而稳定经济、社会、就业的基本盘。给贴上那几个百分点，使解决了问题，商业银行可以跟进，把贷款发出去，目的就达到了。如果是贴上5个点，5%的倒数是20，那就是财政以5%的资金，有去无回地作贴息，而带出来100%规模的商业性银行贷款资金的跟进，达到了政策目的——这就是20倍的放大。哪怕需要贴10个点解决问题，也是放大了10倍。政策性信用担保，则是把高高低低的一堆项目打个包，政策性担保机构只要控制住那几个点的代偿损失，整体上就达到了放大效果。这也是上海美国总领事专门说到的，我一听，觉得说得特别清楚——贴息和政策性担保是一个机理，只不过贴息是一个一个地对项目，而政策性担保是一个专业机构对一群项目，就是这样的机制。现在我们的普惠金融，当然靠信息技术已有在商业性金融轨道上实现了小额贷款业务的运行和扩展（比如阿里小贷），政策金融方面就没有必要在这个范围内去跟他竞争，但政策性金融可以在三农等阿里小贷仍然不能够有效解决问题的地方，去发挥作用。我到阿里的北京大楼看过，大屏幕滚动播出的线上“零人工干预”式批准小额贷款，是软件都设计好，网上每一个申请来了以后，所有的电子痕迹马上可搜出来自动给出判断——风险度能不能达到控制要求。一笔小贷最高可为20万元，最低的我看到还有3000元，就这么一笔一笔批出去了。这是商业性小贷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大数据、云计算支持之下，终于解决了的问题——我们政策性金融要解决的，则是类似三农领域里面的情况，对申请人，怎么搜也搜不出什么像样的电子痕迹而拿不到贷款的，政策性金融可以给予适当支持。另外某些经济活动在初创阶段需要第一推动力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性金融可以依据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给予倾斜支持。（未完待续）
贾康，著名经济学家，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1985 年开始在财政部科研所工作，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科研所副所长，于2001-2014年间任所长。在国民经济、财政税收、金融、公共事务等的理论、政策研究领域，有数十年的丰富工作经验。1988 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7年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数十部专著和 数百篇论文、数千篇财经文稿、访谈。2002年6月24日受朱镕基总理之邀座谈经济工作。2006-07年，两次受胡锦涛总书记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2013年后，多次应李克强总理之邀座谈、或按全国政协安排向李克强总理建言经济工作。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之一。参加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 PPP 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财政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西藏、广西等多地人民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21年与刘薇合著出版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又被评为年度“中国好书”和全国党建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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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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