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认识框架之下，就要再强调一下更长远的考虑。中国的发展中不排除现在面对的困难所带来的一些严峻性，在市场信心仍然还不够提振，企业预期明显还不能够符合我们说的向好意愿的情况之下，中国长期发展的根本动力和资源供给的可持续这方面，应该做什么样的基本判断？不必讳言——可能各位朋友也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说法，国际方面的预测，总体来说我看都是跟随性的，他们确实对中国情况缺乏一些综合了解，虽然努力用一些模型方法，但是你看看国外的这样一些重要的预测主体，每一次预测出的结果都是跟随，而不是前瞻。中国情况向好了，他们调高中国预期量值，情况看起来有些不愉快的因素，他们便作调低，从来没有给出过前瞻性的、给市场人士展示引导性的这样一种前景。
而我现在试图跟各位朋友汇报中探讨的，就是从更长远的前瞻这个视角来看，怎么认识中国未来的发展？如果说对于短期的预测很难做到精确，因为有种种难以量化的变量，不论全世界的研究者用了多少年努力，发展多少模型方法，谁也不敢拍胸脯说我可以准确预测整个宏观经济的短期前景，半年以后、一年以后如何作精准的指标估量，但是要说到看10年、20年，我觉得不确定旁边一些确定性因素却相对清晰，我想汇报的就是这样一个认识框架。
如果我们说现在努力地把去年到今年实现在5%以上增速的运行，衔接到明后年，仍然追求5%左右，那么更长远地来看，“新的两步走”所要求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中国自己客观的成长性和应该加强的主观努力，会带来未来中国的一个什么样的可前瞻的基本情况？我想在这方面比较直率地谈一下自己的认识框架。
我认为这个问题所讨论的内涵是什么？就是我们所承认的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性的，认识和顺应规律是人生在世所需要做出努力的动力源。如果不承认有规律，那么我们没有必要在今天大家一起来交流认识——那就是宿命论的框架，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
在原理上来说，我们知道哲学上有一个说法，所谓客观规律，是大千世界里无数的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这种必然性在具体的、短期的、局部的观察上，很难看准。但当你把整个全局放在一起，却相对清晰地可以来提炼这种必然性的基本取向，或者于提炼中形成它的基本概念。我自己的人生经历里，想从一个切入点说起：那是在1977年的10月份，我在北京矿务局机电厂做产业工人，在此之前农村和部队，都有过自己的生活经历，就是在社会中可以说草根层面的摸爬滚打，我都有体会。在矿务局虽然是装配钳工，但是动不动支持高产日要下井，掌子面上的活儿也都干过。我对这些的体悟，当然对于以后的人生发展有非常宝贵的一些经验积累。当时自己特别想实现的一个人生目标，是圆个大学梦，因为有强烈的求知欲。那时虽然原则上说是“工农兵推荐上大学”，我每年在班组和车间的推荐通过，都不成问题，但是到了厂部，门儿都没有，厂领导手上有厚厚一沓子白条，那时候已经“走后门成风”，根本轮不着我得到这种机会。但这时候传来消息，后来知道是复出的邓小平拍板，当年恢复高考！传来消息的时候已经10月份了，年底之前就要高考，我心里很兴奋，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高考的途径，去实现自己学业的梦想，就赶快跑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去看展览，准备参加文科考试。展厅中间看到一幅展出的孙中山先生当年海宁（钱塘江大潮最佳观潮点）观潮之后所写的一幅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我看了以后非常有感慨。以后终于走上了求学之路，几十年学习和研究过程中间，我在反复想：孙先生当时面对着一个满目疮痍的中国，率先提出要振兴中华，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现代化，而他同时告诫国人：要认清存在着一种只能顺应不能违拗的世界潮流，那么这个世界潮流指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客观规律性所决定的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流。
这几十年来，我反复思考提炼出来这样一种世界潮流，有六个概念，是一个都不能少的：首先是工业化、城镇化。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推进工业化必然要完成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我们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就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后严重落伍，不知道被甩下多少条街，现在必须急起直追；工业化是一定要完成的，没有任何别的可能选择。完成工业化，又必然伴随着中国要完成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两个概念上，对接着中国经济的成长性，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实事求是的判断：工业化走到什么地步了？我不同意有的学者套用一些西方指标所说的，中国工业化已到后期——不对，中国工业化总体来说是从中期向后期转变的过程，只有沿海个别的高地有后期特征，比如说深圳南山街道，它的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其他的沿海地区，更不用说中部西部，根本不是这个境界。中央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即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我们的这一国际地位没有变。当然国际地位必须改变，至于现在还没有变，直观的表现就是工业化特征，是我们的制造业已经在规模上全球第一，但是“大而不强”——中国必须把“中国制造”经过努力升级为“中国创造”和“中国智能制造”，这是个工业化方面的基本判断，即一方面认识我们有发展的成就，但同时还有明显的不足，我们认识到不足，同时也就意味着后面还有非常可观的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发展纵深、潜力空间。工业化后面潜力空间的发掘和对发展的支撑力，一定伴随着城镇化继续的演进。中国的真实城镇化水平，绝对不能看有些人士特别强调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现在已经67%，按照国际经验与70%转变点就差不多了——那时城镇化高速发展就要转入比较低平的发展状态。而我们中国的特色，在全世界很独特的（据说只有三个经济体——我们，北朝鲜，还有一个据说是贝宁）存在着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制度，我们不掺水的城镇化率，首先是要看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现在最新统计数据只有48%，换一句话说，14.3亿中国人里的大多数还没有取得市民身份，已经进城的将近3亿人，被称为“农民工及其家属”——这个说法是很荒唐的，只是反映了他们的户口迟迟不能进城。但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把户口进城？就是我们实际的城镇化有效供给能，托不起来给他们那种一视同仁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待遇，他们的养老、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是必须入另册的，没有别的办法。那么，这一方面又表现跟工业化一样，我们有明显的不足，另外一方面则表现在，后面我们必须补的欠账，和我们必须进一步调动的发展潜力，相当可观。工业化、城镇化两个概念合在一起，总体来说对应的，就是客观因素决定的我国经济继续发展，在超大规模经济体发展路径上的韧性、回旋余地——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基本趋势没有被颠覆，这是客观的支撑点。
后面跟着还有四个概念，一个都不能少：
“改革开放”四个大字所说基本国策的市场化、国际化——二十大再次重申，我们要在推进深化改革中间，打造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开放，必须是从原来的商品、要素型的开放转化为制度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再有的一个概念，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数字经济创新或者叫作和整个产业合在一起的数实融合——信息革命的信息化或高科技化。还有二十大反复强调的“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治民主化。六个概念合在一起，后面四个概念主要是属于主观努力的方面。只要我们不犯低级错误，便可以在客观成长性的支撑之下，按照“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来实现我们中国梦的梦想成真——这方面的确定性，却是相对清楚的。
虽然有种种的不愉快，市场人士现在还感受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从长期来看，中国大地上最大可能性的前景是什么？直观的说，3000个左右的行政区划，从四个一线城市一直到所有的县级，其中有1/4不到的700个左右的大中小城市，具有是明显的增长极特征。
这700个左右的中心区域，未来主导性的发展态势，是它们的城乡结合部要往外推，还要建一些新区、新城，要准备在未来继续接纳仍然有3亿多人要从农村迁徙到城镇区域，还要给原来已经进城的将近3亿人补欠账，直观的表现，就是我们要有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设施的升级，要有这些中心区域更好的互联互通，要有新区更好的建设开发，跟着是一轮一轮产业互动、产业升级，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培育。中央给出一个指导方针，就是构建以我们的内循环为主体而绝不放弃外循环的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继续推进中国的和平崛起，把它整体地作为一个我们的前景来看，动力来源放在这个框架里，不断形成超大规模经济体的需求释放，以和全世界做生意来获得供给侧的充分回应，那么可以来做一个客观和主观两视角的通盘把握：首先是客观上的成长性——这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进而主观的努力，便是很关键的。
从大概率来看，未来的“新的两步走”发展过程中间，会有这样一种中国场景上不断的供需互动。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我们绝对不放弃外循环，并要以多边关系制约中美双边关系，现在还有很多的作为空间，应继续地运用来实现千方百计和美国的“斗而不破”、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美之间已经形成的（自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访美就实际上在打造的）共享全球产业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一个格局，又在基本盘上决定着美国的个别政客要走极端化的脱钩断链之路，是难以得逞的。虽然会有困难，会有波动，但总体来说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这一全球发展的主潮流，不会被颠覆，我们要利用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来考虑，在不确定旁边抓住我们的确定性，自然而然就得出一个以前面的论据引出的市场人士、企业人士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行为模式的基本认识——当然是应该选择中央现在强调的“耐心资本”式的长期主义行为模式。
在这几年的困难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大地上有不少的企业，不一定非得是高科技企业，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各个赛道上的企业，都有一些耐心资本式的长期主义行为模式成功的例子。时间关系这里不展开说。回到今天的命题，在短期政策的快变量产生效应的同时，我们大家要一起努力促进攻坚克难的改革的慢变量真正形成一个基本面支撑，使我们的资本市场在一轮一轮波动甚至剧烈震荡的过程中，改变原来简单的政策市、消息市、板块轮动投机市特征，争取对接一个波动中间的“慢牛”特征。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希望我们能够乘势在今年达到5%左右，明后年继续来做 出L型转换，对接到未来十几年间“新的两步走”第一步实现。这一过程的保证速度其实就是5%左右或接近5%，这样一个发展前景，我觉得是在不确定性旁边，可以相对清晰勾画的确定性。
在这个方面，我们的宏观面要继续来掌握好，物质生活的视角上，要消除大气污染、水流污染、土壤污染等等对于民众生活质量严重的不良因素制约；人际关系的视角上，要注意优化收入分配，积极理性地促进共同富裕。实际生活中如果说中国的发展升级一定要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贯彻中央要求建设统一大市场，首先是保护产权，公平竞争。我们从上海自贸区开始的企业负面清单加政府正面清单这些原则，应该得到更好的贯彻。
在微观层面，要把企业焕发活力这个事情真正落实。数实融合是紧密结合着新质生产力概念，适用于所有行业、所有赛道的。抓好数实融合，首先需要我们数字平台这种头部企业“完成整改”之后，抖擞精神继续坚定不移去追赶前沿；整个产业集群从专精特新，到大量的中小微企业，要跟着一起来实现一个追赶前沿水平的态势。在投融资创新这方面大有可为，包括现在大家越来越看重的发展直接金融、优化间接金融，还有“供应链金融”——核心企业可以依仗自己比较好的信用水平带动上下游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一起增信，来实现共同的发展。要切实贯彻中央“两个毫不动摇”的大政方针，让民营企业继续吃好定心丸。国有企业应更合理地在实现功能定位上发挥自己的相对优势。现代企业制度的代表形式——股份制的形式之下，应该讲所有的企业，是共存共荣共同发展的前景，不存在着谁进谁退的问题。
再往下讲，在现在政策的快变量和改革慢变量正面效应相对接，来实现扩大内需和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统筹结合的这样一个大方向之下，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和做好现在的增量政策落实，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直观的升级发展？就是“微笑曲线”上，我们要越来越多地把中国的产能，从中部托升到左右的收益高端。我国早就在世界工厂概念之下，生产全球儿童玩具的85%以上，但这么多年来，有一个本土叫得响的儿童玩具品牌吗？大家可能接触到的，是那几十年长盛不衰的芭比娃娃，是到处看到小孩在玩的乐高积木。中国人加工为主，有中国人通过加工进入全球供应链里边的必要性，但是长此以往，不是升级的前景。怎么样能够把自己从“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开始切入而形成的这样一种中间位置的低收益地位，托升到左右的高端？那就要有全要素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支撑才行。
人们的现代生活，谁都离不开智能手机，世界头牌的苹果手机，大部分的产量是实际上实现在中国本土加工线上的。我前几年去郑州看过他的生产线，当时说根据订单要有30万人以上的就业，24小时三班倒连轴转，实际场景非常宏大和给人震撼。当地政府当然非常高兴，除了30万人以上的就业，同时还带来了政府自己履职必须要有的税收、自己政绩必须伴随GDP、经济繁荣的种种因素，但是对不起，中国人干的还就是中间低收益的活——微笑曲线是大量经验证明的这样一种收益水平状况，左右的高端是牢牢掌握在人家国外主体手上的。
但是我们也已经看到一些新的亮点，比如说汽车产能现在已经实现了新能源汽车概念之下的弯道超车。广州的生产厂家过去生产的广本，市场口碑很好，我过去长期在财政部科研所当所长，坐的广本，开到60多万公里里程了，不必大修，平常基本不出毛病，口碑好是必然的，但是高收益是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我去这家工厂调研的时候就知道，他们说要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要形成自己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系列。这个目标现在正在实现中。前几年就听说他们自己的产品系列里有一款广汽传祺，每年出货几十万辆，我当时就说如果能稳定住这种竞争中的相对优势，应该实现一个升级版的战略选择——把生产线迁到东南亚去，这其实就是汪洋同志在广东主政时所说的腾笼换鸟，以一个新的跨国公司的架构，更好压低自己的综合成本，而牢牢掌握着左右的高端收益。现在最新的消息，是他们已经决策，把生产线迁到泰国，这就是实际上中国生活中直观来看升级发展的一个可观察案例。当然各个领域、各个赛道上，不是说拿一个什么模式生搬硬套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总体的道理上是相通的——我们需要有自己越来越多的中国创造和中国智能制造，来升级发展原来的中国制造，这就是要在我们升级发展中以全要素生产率、新质生产力支撑出来的新局面，对接到我前面所说的稳中求进、以进促稳行稳致远，去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基本路径。当然，这也是我们所有市场人士人生选择的一个必然考虑的主要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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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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