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以载道，道赖经传。经典从来就是儒家道统的承载者，是儒家立论的 依据，是儒学发生发展的源头活水。所以，作为原始儒学和宋明理学这两个 范式的最主要的确立者，孔子和朱子构筑各自儒学范式的路径虽然存在这样和那样的差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都将建构儒家核心经典系统作为基础性工程。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于是孔子论次《诗》《书》、 修起《礼》《乐》,晚年又整理《周易》,并因史记作《春秋》,从而创建了“六 经”系统。先王先圣们的传道之迹见于“六经”,而孔子之确立“六经”作为 儒家核心经典系统，实为传道也。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但事实上，孔子是寓“作”于“述”的，就是说他是借解释发挥“六经”来建立自己的儒学体系的。
秦火以后，《乐经》不存，故汉武帝只立《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五经”遂成汉唐传统经学的核心。至东汉，增《论语》《孝经》为 经，连同“五经”,合称“七经”。据皮锡瑞《经学历史》,“唐分三《礼》、三 《传》,合《易》《书》《诗》为九”,称“九经”。据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唐文宗太和年间，复刻“十二经，立石国学”。所谓“十二经”,即“九经”外 加《论语》《孝经》《尔雅》。及宋代，随着孟子地位的提高，《孟子》一书又 被列入经，遂有“十三经”之称。这些儒家核心经典系统皆以“五经”为核心，皆由“六经”系统演化而来，故可归为“六经”系统。
朱子对经学的最大贡献，是根据他对道统的重新确认，将上述以“五经”为核心的传统经学，改造为“四书五经”系统，并将重心由“五经”转移到“四书”。对此，钱穆早有定评：“《语》《孟》《学》《庸》四书并重，事始北宋。而《四书》之正式结集，则成于朱子。朱子平日教人，必教其先致力于《四书》,而《五经》转非所急。故曰：‘《语》《孟》功夫少，得效多；《六经》功夫多，得效少。’(《语类》十九)其为《语孟集注》《学庸章句》,乃竭毕生精力，在生平著述中最所用心。朱子卒，其门人编集《语类》,亦《四书》在先，《五经》在后。《语类》一百四十卷，《四书》部分共占五十一卷，当全书篇幅三分之一以上。《五经》部分二十六卷，仅约四书部分篇幅之半。其他《语类》各卷，涉及《四书》,亦远胜其涉及《五经》。亦可谓宋代理学，本重 《四书》过于《五经》,及朱子而为之发挥尽致。此后元明两代，皆承朱子此一学风。清儒虽号称为汉学，自擅以经学见长，然亦多以《四书》在先，《五经》在后；以孔孟并称，代替周孔并称。虽有科举功令，然不得以科举功令为说。则朱子学之有大影响于后代者，当以其所治之《四书》学为首，此亦无可否认之事。”
就这样，随着孔、曾、思、孟道统的确立，《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系统也形成了。朱子的理学体系博大精深，代表着中国哲学的又一个高峰。它不但源于“四书五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四书五经”的诠释、发展。
不过，朱子所建立的“四书五经”系统虽主导中国思想达六七百年之久， 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乃至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儒家核心经典系 统已经不能满足我们时代的需要了。也就是说，重构儒家核心经典系统，即建立第三个儒家核心经典系统，仍然应该是构建第三种儒学范式的基础性工程。
我所理解的儒家核心经典系统应该指儒学孕育和奠基时期最重要的儒学 经典。“五经”为孔子所手订，乃夏商周三代的文化积淀，隐含着中国文化基 因，孕育着儒家生命，其经典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从孔子到孟荀，为儒学的 奠基期。这个时期的儒学，群星灿烂，学派林立，著作迭出，繁荣之至，世称 显学。朱子从中选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构成“四书”,反映了 他的立场和时代需要，但对于建构当代新儒学来说，这个“四书”系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根据上文对儒家道统的重新判定，愚见以为，现存儒学奠基期最重要的 经典可新编为七：《广论语》《子思子》《公孙尼子》《性自命出》《内业》《孟 子》《荀子》,总称“七典”,与“五经”合称“五经七典”。在作为两系道统集 大成者的孔子之下，《子思子》和《孟子》属天人统和性本派，《公孙尼子》《性自命出》《内业》和《荀子》归人天统和教本派。笔者试图在“六经”系统和“四书五经”系统的基础上，将儒家核心经典系统重构为“五经七典”系统。
一个世纪以来，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出土，人们对先秦文献的认识已经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这些简帛资料使许多佚失两千余年的先秦 典籍重见天日；另一方面，根据这些资料，学者们进而重新审查传世文献， 得出了与前人不同的判断。近期引起学术界巨大震动的主要有20世纪70年 代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90年代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和最近公布的上 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这几批简帛资料涉及先秦儒家的尤多，可以说从根本 上改变了先秦儒家文献的版图。这一切，恐怕是八百余年前的朱子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根据本书《从〈论语〉类文献看孔子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部分的考察， 只有综合研究《论语》类文献，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孔子思想。这样一来，将 今本《论语》和其他《论语》类文献合编成一本《广论语》,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了。
战国末期的韩非子在其名篇《显学》中告诉我们，自孔子死后，儒家有八派之多，其繁荣景象，不难想见：“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 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 有乐正氏之儒。”近人蔣伯潜亦在《诸子通考》中不无感慨地说：“战国初，为 儒家全盛时期。”然而，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中所 说：“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之岁，六国以次称王，苏秦为从长。自此之后，事乃可得而纪。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叁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在儒学发展史上，这段空白期正相当于孔孟之间。由于文献不足， 人们对这个被称为“全盛时期”的儒学发展期所知甚少，以致当今的大部分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儒学史著作略过了孔孟之间的历史，从孔子直接跳到孟子。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令人遗憾的事情。谁也预料不到，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为揭开孔孟之间儒学发展的真面目提供了契机。
首先，这批竹简让所谓的“子思之儒”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当今学者对子思著作在历史上的流传情况所知甚少，误解甚多。我考察的结果是，从先秦至南宋，子思名下的这部著作先后出现过三种传本，分别代表其演变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先秦至刘向校书前的《中庸》四十九或四十七篇，是为祖本；第二阶段为《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子思》二十三篇”,是为新编本；第三阶段为《隋志》和《唐志》所著录的《子思子》七卷，是为重辑本。
那么,子思书的原始状态如何呢?我认为，子思书本来至少包括三类文献。第一类是子思所记孔子言论，包括原本《中庸》《表记》《坊记》《缁衣》 四篇，它们属于《论语》类文献。梁时的沈约早就说过这四篇出自《子思子》。另外郭店简《穷达以时》可能也属于这一类。第二类为子思的著作，包括《五行》《天命》和《大学》。另外，现存古籍中可能还保存了一些子思著作的佚文，例如《淮南子·缪称训》的主体部分很可能就是子思书《累德篇》的佚文。第三类为子思门人所记子思言行。这一类或属于子思书，或散见于其他典籍， 这正如孔子门人所记孔子言行或见于《论语》,或散见于群书一样。郭店简 《鲁穆公问子思》为鲁穆公和子思的对话，当为子思门人所记，它很可能也是子思书中的一篇。
这样，将上述原子思书残卷辑录在一起，新编《子思子》一书，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其次，这批竹简为我们提供了探索儒家八派之一的“孟氏之儒”的新途径。
王瑗仲说：“孟氏之儒当谓孟子门下。《史记·儒林传》云：‘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则其授受之广可知。《圣 贤群辅录》曰：‘孟氏传书，为疏通致远之儒。’赵岐称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 书，则《群辅录》谓传书或有所本。”郭沫若也说：“孟氏自然就是孟轲，他 是子思的私淑弟子。”但是，韩非子在这里谈论的是“自孔子之死也”“自墨子之死也”儒、墨两家的情况，而三墨皆墨子直传弟子，故八儒的时代离“孔子之死”亦当不远。从年龄上看，孟子应属第五代儒家。但在我看来，八儒多属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最晚也不超过三传弟子，正处在孔孟之间。
那么,韩非子所提到的“孟氏”到底是谁呢?我们可以从有关思孟关系 的纷争中找到一些线索。汉代以来，学者们或认为孟子学于子思本人，或主张其学于子思之弟子。根据笔者的新考，子思在世92年，约生活在公元前 504年到公元前403年之间，但这仍不能与孟子的时代相接，而多种典籍中有 关孟子受业于子思的说法乃至有关子思、孟轲相见的记载又难以置疑。实际情况是：孟子虽然深受子思及其门人的影响并与之构成思孟学派，但他既非 受业于子思，亦非受业于子思门人。《子思子》《孔丛子》等书所载的那位姓 孟、名轲、字子车的儒者，并不是孟子，而是一位与孟子同姓名的子思弟子。有关孟子受业于子思的说法皆由此衍生，有关孟子受业于子思门人的说法都是由思孟时不相值的事实和《史记》衍文的影响所导致的误解。
这位孟子车并非等闲之辈，而是先秦时期卓越的思想家。早在幼年第一次拜见子思的时候，他就得到了子思的高度评价：“言称尧舜，性乐仁义，世所希有也。”(《孔丛子·杂训》)孟子车既为“世所希有”的大儒，那他一定有相当多的著述。然而，随着他的名字为后来同姓名的孟子所掩盖，其著作 也丧失殆尽。值得庆幸的是，郭店简的出土，为追寻孟子车佚文提供了可能。窃以为，郭店简中的《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六德》《尊德义》《唐虞之道》 《忠信之道》六篇，很可能就是孟子车的遗著,而孟子车很可能即《显学》所谓之“孟氏之儒”。在儒学八派中，孟子车是辈分最低的一位，也是唯一的孔子三传弟子。
如果这种推断不误，那么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将上述六篇郭店简合编成一书，并按先秦古书惯例，名之曰《子车子》。为谨慎起见，暂以其中的核心文献《性自命出》总其名。
在儒家八派中，有著作传世的还有“孙氏之儒”。
关于“孙氏之儒”,自清代就有荀子和公孙尼子二说。顾广圻曰：“孙，孙卿也。《难三篇》云：‘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皮锡瑞在《经学历史》 中说：“刘琳以《缁衣》为公孙尼子所作，沈约以《乐记》取《公孙尼子》,或即八儒之公孙氏欤?”其后二说并行，如日本学者津田凤卿曰：“‘孙’上恐 脱‘公’字。《汉书·艺文志》《公孙尼子》二十八篇，注七十子弟子。《太平 御览》引公孙尼子。一曰‘恐公孙丑也’。或曰指孙卿子，非。”梁启超曰：“孙氏即孙卿。或指孙氏为公孙尼子，恐非。”陈奇猷曰：“此孙氏以指公孙 尼子为是。盖本篇乃诋儒者，谅韩非子不致诋毁其师。且韩非对其师颇爱护，《难三篇》云：‘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戮。’燕子哙非孙卿，韩非即出此愤慨语，岂在此又指其师而诋之，于理不合。且公孙氏本可省为孙氏， 王先谦《荀子集解》卷首云‘孙卿者，盖郇伯公孙之后，以孙为氏也’,即其例。《圣贤群辅录》云‘公孙氏传易’,当即此人。”今按，荀子的时代离“孔子之死”实在太远，“孙氏”当以公孙尼子为是。公孙尼子系子夏弟子，卓然大儒，堪称一派。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载有《公孙尼子》二十八篇。这部经刘 向整理“定著”的二十八篇本《公孙尼子》流传时间并不长，大概在汉魏之际 就佚失了。《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类著录有《公孙尼子》一卷，很可能是 在二十八篇本佚失以后，有心人将佚文辑在了一起，但篇幅不大不足以分卷， 故合为一卷。因而，一卷本的出现，从侧面说明二十八篇本在隋以前确已亡佚。这部一卷本，在宋以后又亡佚了。
二十八篇本和一卷本《公孙尼子》虽然皆已散佚，所幸的是其若干佚文保存至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今本《礼记》中的《乐记》篇。
关于公孙尼子的其他著作，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说：“《缁衣》 是公孙尼子所制。”其在《礼记音义》中又说：“《缁衣》,郑诗，美武公也。刘琳云：‘公孙尼子所作也。’”但按照沈约的说法，“《中庸》《表记》《坊记》《緇衣》,皆取《子思子》”(《隋书·音乐志》)。清人黄以周考证道：“《文选》 注引《子思子》有‘民以君为心’一事、‘昔吾有先正’一事，《意林》载《子 思子》有‘小人溺于水’一事，则《緇衣》篇出自《子思子》明矣。《释文》引 刘璁说：《缁衣》,公孙尼子所作。’不足据也。”看来，《缁衣》为《子思子》 中的一篇，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它是否也曾出现在《公孙尼子》中呢?这种 可能性也是不能排除的。此篇所记悉为孔子言论，属《论语》类文献，既非子 思手著,亦非公孙尼子亲撰。和其他许多《论语》类文献一样，它为不同古书所共采，是完全可能的。
在《公孙尼子》二十八篇中，除了《乐记》和可能的《緇衣》外，可考的 篇名还有《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中提到的《养气》篇。另外，马国翰《玉 函山房辑佚书》还辑有不可考篇名的《公孙尼子》佚文十二条。除了马氏辑本外，洪頤煊也曾辑录过一本《公孙尼子》,收在《问经堂丛书》中。
《汉书·艺文志》载儒家类有“《内业》十五篇”,注曰“不知作书者”。著名的《管子》四篇即《心术》上下、《白心》、《内业》,实为其佚篇。论者多以为此四篇为道家著作。其实，四篇虽多用道家概念，但价值取向却是儒家的，当然为儒家著作。
除了“自孔子之死也”这个时间范围外，韩非子选择儒家八派的学术标 准，在我看来可以用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和“成一家之言”二语来表达。也就是说，只有建构了一套独特的哲学体系的早期儒者，才可以入选儒家八 派。既入选八儒，当各有著作。虽然我们现在只能读到子思之儒、孟氏之儒和孙氏之儒的著作残卷，但我们仍能从中领略其哲学体系之大概。至于其他五派的哲学体系，因其著作无存，我们就很难详细推测了。曾子、子夏和子游 等当时很有影响的儒家派别之所以未列入八儒，并不是韩非子的疏忽，而是在他看来，这些儒学流派未曾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故不符合入选条件。
“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仍然应该是我们今天选择儒家核心经典的标准。我认为，上面讨论的《广论语》《子思子》《性自命出》《公孙尼子》 《内业》以及传世的《孟子》和《荀子》这七部先秦儒家经典，都是符合这个标准的。
总之，两脉道统，见于“五经”,存于“七典”,博观约取，庶几可得大道之全矣。出于对道统的不同看法，唐代以前的经传中，常以周孔并称；唐宋 之际以后，代之以孔孟并称；现在看来，以周孔孟荀并称，或许有更强的概括性。
我之所以将《论语》等七部原始儒家最重要的著作称为“典”,而没有像“四书五经”系统那样称之为“书”,是因为“典”指可以作为典范的最重要的“书”,与“经”字相当，地位远远高于“书”。《尚书·夏书·五子之歌》 载：“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孔氏传：“典，谓经籍。” 汉王符《潜夫论·赞学》曰：“是故索物于夜室者，莫良于火；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典者，经也，先圣之所制。”《论语》等七部书，正是照亮人类精神世界的火炬，正是“索道于当世”的向导，故谓之“典”。而“书”, 指装订成册的著作，是普通名词。其实，朱子本来称《论语》等四部书为“四子”。《朱文公文集·卷八二》有《书临漳所刊四子后》一篇。《朱子语类·卷一〇五》载：“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称“子”,乃因孔、曾、思、孟皆属先秦诸子。虽然他也将《论语》等合称为“四书”:“如《大 学》《中庸》《语》《孟》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朱子语类·卷一四》),但从行文看，“四书”二字不过指“四部书”,尚非专用名词。朱子对《大学》《中庸》的注释 称“章句”,对《论语》《孟子》的注释称“集注”,后人合称之为《四书章句集注》。故“四书”之称，盖出于后人，不一定符合朱子的本意。
上引钱穆之说，谓朱子之重“四书”远胜于“五经”,这也是其后学列“四书”于“五经”之前的原因。今“五经七典”之序，非重“五经”而轻“七典”之谓也，只是考虑到一方面在时代上“五经”早于“七典”,另一方面在人们用语习惯上“五”先于“七”也。至于“七典”在“五经七典”系统中的地位，大致与“四书”在“四书五经”系统中的地位相当。
诚然，我们今天建构当代新儒学，除了要回归先秦元典，还要继承历代大儒的思想，因为他们都是道统的承担者。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有董仲舒、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王夫之、戴震、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人。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作者：郭沂，首尔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文选自“尼山儒学文库”之《儒学何以反本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