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明 | 当今时代怎样读《论语》？
文摘
文化
2024-11-07 15:59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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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论语》对于中华民族文化、中华民族品格影响之深远，是其他任何经典都无可比拟的；《论语》对于中国社会影响之深刻、作用之重大，无论给予其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但是，实际上，很多人对《论语》的地位评价并不高。以往很多人认为，《论语》是孔子的代表作，把《论语》和孔子画上等号。当然，如果我们真能读懂、读通《论语》的话，那么它当然可以代表孔子，两者可以画上等号。问题在于，人们在读《论语》时，同样一部《论语》却往往读出不同的结果，对孔子有着不同的理解。曲阜师范大学高尚榘先生把《论语》每一章不同的解释纂辑在一起，著成厚厚两册的《论语歧解辑录》。那么，为什么人们对《论语》会有这么多的歧解呢？大家往往通过阅读《论语》来了解孔子。但是，阅读《论语》以后，大家心目中的孔子可能差别很大。这里就出现了问题：到底哪个才是真孔子呢？当今时代，我们应该怎样读《论语》呢？为什么要强调“当今时代”？因为今天读《论语》遇到的不少问题，具有当今的时代性特征，在以往的时代中也许并不存在。比如，我们近百年来的传统文化教育，我们今天的国学教育现状，就有许多时代性特征。不可否认，不同个体的传统文化素养差异较大。专门学习孔子儒学的人，关于孔子的相关材料看得多了，有时觉得《论语》只能这样读而不能那样读，这句话只能这样理解而不能那样理解，你那样理解我认为是不对的，我不同意。那么，根据是什么呢？这里就有怎样读的问题，有阅读经典方法的问题。我们认为，今天的人们要读懂《论语》，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关于《论语》的编纂者，许多人思考过、研究过。之所以强调要思考、研究《论语》的编纂者，是因为要正确地理解《论语》与孔子。这样的思考、研究有助于明晰《论语》编纂的背景、动机、目的，有助于明确《论语》的性质。众所周知，《论语》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言行的记录。这本书的体例与其他著作不太一样，它看起来就像一些语录的集合。因此，读《论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本书是谁编纂的。换句话说，你要更好地了解《论语》这本书，就应该思考、研究《论语》是谁编纂的，以及为什么编纂《论语》等问题。《论语》是谁编纂的？这个问题历来有人探讨。表面上看，《论语》到底是谁编纂的，这似乎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实际上，读《论语》者应该知道的是，一定有那么一个人，他想到、提议、编纂了《论语》。那么，编纂《论语》的背景、动机、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果弄清楚了，我们就容易把握《论语》蕴含的思想内涵。孔子的思想学说有一个特点，用孔子自己的话说就是“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开篇记载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指的是继承、传述。那么，他继承、传述的是什么呢？应该就是《中庸》中所谓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所谓的“述而不作”，意味着孔子不再进行“理论重建”。《论语》具有“正实而切事”的特点很容易理解。我们应该对汉代孔安国认为《论语》所具有的这个特点给予足够的重视。孔子注重即事言理，就具体的事物去谈论其中的道理。因此，孔子后来作《春秋》时，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意思是说，我与其用空洞的话来谈这些问题，不如通过春秋时期的历史来表达。孔子对春秋时期的历史有着与其他人不一样的表达，即在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比如，同样的一件事情，可以用这种方式表达，也可以用那种方式表达。表达的方式不同，代表着孔子对某件事的看法与其他人不一样。比如，同样是杀人，可以说“杀”，也可以说“弑”。弑，就是以下犯上，用这样的词语表达的贬义取向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是打仗，可以用“攻”，也可以用“伐”，用词不一样，表达的意思就有不同。《春秋》记述的是历史，也表达了编纂者的思想。孔子没有自己的论述，孔子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孔子生前长期从事教育实践活动，有很多学生；孔子去世以后，“儒分为八”。“儒”分为八派以后，每一派都认为自己得到了孔子的真传，都以正宗者自居，所以《韩非子》说孔子之后“儒分为八”，皆自谓“真孔子”。那么，到底谁才是“真孔子”呢？为此，就有必要把孔子的言论重新编排，就要有人站出来担当此大任。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笔者认为应该是子思。当然，这个人是不是子思，曾有过各种讨论。通过对各种材料进行考证，笔者认为是子思。子思是孔子唯一的孙子，是战国前期影响非常大的思想家。子思或者在想：如果要表达孔子的思想，那么最好用孔子自己的话。如果用孔子自己的话来编成《论语》这本书，那么《论语》在编排上是不是应该有一定的顺序呢？孔子的很多言论，哪个放在前面，哪个放在后面，一定要用心编排才行，因为这里有重要次要的层次问题，有孰先孰后的逻辑问题。当然，首要的问题是要知道《论语》由谁编纂的，为什么编纂？既然要编纂，就要表达孔子的思想。那么，这样的表达难道没有逻辑、没有顺序吗？我们认为，《论语》一定有其内在的逻辑，有其内在的顺序。如果《论语》有逻辑，那么其逻辑是怎样的？如果《论语》有顺序，那么其顺序是什么？我们以做讲座作比，做讲座的时候，你首先得有一个概述，简明扼要地介绍本次讲座的主要内容。这就像写论文的时候，有必要引出问题，或者开宗明义，讲清楚问题的重要性、必要性。因此，《论语》第一篇要表达什么？第二篇要表达什么？我们可以首先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如果读《孔子家语》，可能就会理解其中的逻辑，发现其中的顺序。当然，其他人理解的逻辑可能与你的不同，发现的顺序也可能与你的不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不同，实际上是因为一个人对孔子思想理解的程度深浅不同，对孔子思想把握的能力高低不同。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论语学史必须首先懂得《论语》，懂得《论语》产生的时代。如果仅仅研究论语学史，那么不一定真正懂得《论语》。同样的道理，如果仅仅研究尚书学史，那么也不一定真正懂得《尚书》。因此，经学史的研究一定要注重经学思想本身及其产生时代的研究。《孔子家语·大婚解》载，鲁哀公问孔子：“人道孰为大？”孔子说：“人道政为大。”意思是说，人生活在世界上，就要按照做人的方法去行事，这就是为人之道。怎样在社会中践行为人之道呢？为人之道“政为大”，“政”就是管理，就是对天下社会进行正确的引导与引领。人们能不能按照该做的去做，管理很重要。由此，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向孔子问政。孔子认为，人处在天地之间，就应该做一个真正的人。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道，即为人之道。你想这样做，他想那样做，那么到底该怎样做呢？于是，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管理必须经由政府，必须经由为政者才能实现。因此，《论语》第一篇是《学而》，第二篇就是《为政》。《学而》从整体上谈如何做人，相当于《论语》的一个总论，从《为政》开始就展开了详细论述。我们认为，《论语》的开篇十分重要，它是理解整部《论语》的一把钥匙。笔者主编的《论语诠解》，对《论语》首篇有一个新的诠释。笔者相信，只有这样诠释、理解《论语》才会更加顺畅。从整体上谈论为人处世的问题之后，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为政的。为什么呢？因为人是社会中的人，人组成社会以后，社会如何管理就成为最根本的问题之一。《为政》整篇谈论的都是关于为政的问题。比如，如何为政以德，怎样理解《诗》三百，为政的目标是什么，怎样实现为政的目标，如此等等。你如果仔细思考为政的问题，也许就能体会《为政》篇各章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政的关键是明理，让每个人都明白理当如此。因此，《诗》三百就显得很重要了。《孔子家语》中说：“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诗》《书》。”《大戴礼记》中说：“夫子施教，先之以《诗》。”在古代社会中，孩子七八岁入小学，十五六岁入大学。十五六岁的孩子进入青春期，就有正常的生理和心理活动。《孟子》载，告子说：“食、色，性也。”“食”是人的物质需求，“色”是人的精神需求。人的需求无非涉及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人在解决温饱问题以后，就需要满足精神层面的需求，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么，怎样理解和掌控自己的精神需求呢？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下引只标篇名）试想，《诗经》为什么把《关雎》放在第一篇呢？这不难理解。十五六岁的孩子进入青春期，他们要面对情感问题。在情感问题上，孔子儒家主张“发乎情，止乎礼”，要正确处理情与礼的冲突，就需要情感的教育，需要明理正心的教育。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老子》中说要“以正治国”，民众要正，就要从小走对方向，就要“无邪”。因此，《论语》中所说的“《诗》三百”，也可以理解成孔子常常言及的《诗》《书》等经典。众所周知，《为政》第一章讲为政以德。所谓“德政”，就是教化人心，人心教化最好的内容之一就是先王之道，此所谓“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第二章讲诗教，就是“思无邪”。第三章则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要让人明白：第一，为政以德，为政者自己很重要，为政者自己做好了，就“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第二，为政要开启明礼之教，要重视诗书礼乐；第三，明礼要追求道德自觉，一个人真正明礼，礼就在自己心中。礼既然在自己心中，人就会自觉循礼而动，自觉循礼而动，就无须靠刑罚来控制；如果依赖刑罚，人就可能“免而无耻”。所谓的“免而无耻”，就是钻法律的空子，心中没有底线，没有是非界限，没有荣辱感。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免而无耻，就是一个人可能心中有“贼”，为人不够坦诚，处世不走正道。为政要让人有耻辱之心，即孔子所说的“行己有耻”。由此可见，《为政》篇前几章的内在逻辑是很清晰的。第四章中，孔子现身说法：“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者管理社会，如何才能让一个人明礼有耻呢？“十有五而志于学”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志于学”就是志于道，就是有正确的追求、远大的志向。孔子所说，就是强调为政要从培养正确的信仰开始。刚刚十五岁的孩子就志于道，这就是一种志向，就是明耻，就是《论语》开篇所说“学而时习之”的志趣与追求。再往下读，你只要读懂了其内在的联系，就不难发现，这里所说其实就是让为政者成为一个有德的人，为政者自己端正了，天下孰能不正？《论语》第三篇是《八佾》篇。《八佾》篇讲的是什么呢？主要讲的是礼。为政者具有德性之后，就要为国以礼。换句话说，国家治理必须有国家治理的章法，这就像我们平时所说的“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当然，这里的“法”是法则，是德与法高度统一的礼。中国的礼乐文化博大精深，礼乐制度产生得很早，周代时就已经形成了完备的礼乐制度。孔子儒家主张礼治，其实是主张人们遵道而行，循礼而动。因此，接下来的问题就很清楚了：国家有了规章制度以后，规章制度怎样才能得到遵守，这就是《论语》第四篇《里仁》篇中涉及的内容。众所周知，“徒法不足以自行”。先秦时期的思想家说：“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商君书·画策》）《里仁》篇中所说，就是如何把礼法贯彻到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即如何改变人心，使人们自觉地去遵守法则法规。显而易见，法则法规仅仅贴在墙上没有用，只有进入人们的内心深处才管用。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一个人有仁德，才能自觉地遵守法则法规。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以礼治国，其基础就是人的素养与仁德。行文至此，《论语》中的内在逻辑就显现出来了。《论语》中一篇一篇、一章一章的编排，其中确实有内在的逻辑，而且逻辑是比较清晰的。如何理解《论语》中篇章的顺序，实际上是如何理解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的问题。我们把《论语》和其他的典籍对照阅读，深入思考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的产生，深入思考它们的特性，才能明晓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的真谛。理解儒家学说也很简单，实际上，儒家之学就是大人之学。“四书”中有《大学》，《大学》中所讲的就是大人之学。《大学》强调培养有境界的人，培养能担当的人，培养引领社会风尚的人。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儒家之学是关于社会管理的学说，是培养社会管理人才的学说。或者说，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致力于培养为政治国的人。按照传统的说法，周代时，孩子一般八岁入小学，除了贵族子弟，其中自然也包括庶民子弟。百姓家的孩子从八岁到十五岁左右，不仅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还学习“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贵族子弟和“民之俊秀”到了十五岁，可以入大学，学习穷理、正心、修己、安人的大学问。古代小学中学的是小艺、小节，大学中学的是大艺、大节。也许在那个时期中，大学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去上的，只有贵族子弟和百姓家的少数优秀子弟才有可能去上。当然，这里所谓的“大学”和今天的大学不同。古代的大学指的是学习为政之学、大人之学之处，重点培养一个人为政治国的能力，即管理社会和引领社会风尚的能力。可以说，后来科举时期的经典教育，实际上是之前教育的一种延续。有这样一个例子。一辆货车，车上装满橘子。车拉的货多，路不好走，不小心翻倒了。人们围上去以后有可能抢橘子，也有可能帮着拾橘子。这其实是一个并不复杂的是非判断。车翻倒以后，赶来围观的前三个人的行为非常重要。如果前三个人招呼大家去帮忙，去唤醒其他人的善心，其他人就可能跟着去帮忙；反之，如果前三个人争着去抢橘子，其他人就有可能一哄而上也跟着去抢。这个时候，需要有人进行正确的引领。儒家学说要培养的引领者，就是前三个主动去帮人家的人。前三个人就是大人、君子。《论语》中经常出现“君子”“小人”的说法。君子就是有格局的人，就是大人。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他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颜渊》）真正的君子一定是有道德的人，一定是有境界的人，他们懂得道义，懂得引领。“义者，宜也。”（《中庸》）“君子喻于义”，事情应当这样做，君子会按照该做的去做。“小人喻于利”，小人心中想的大多是利，一般不太去关注是非，没有强烈的荣辱感。大学之道给我们的启示是，社会风尚一定要有人引领。由此可知，整部《论语》其实重点之一就在于强调培养大人、培养君子。比如，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这里，孔子谈的就是人的成长问题。《论语》中，孔子的很多话耐人寻味。比如，孔子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一个人如果到了四五十岁时仍然无所作为，也就不值得敬畏了。孔子又说：“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阳货》）一个人如果到了四十岁还被人厌恶，那么，这个人一辈子也就算完了。这些话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要有属于这个年纪的境界。比如：十五岁时，要树立正确的人生方向；三十岁时，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四五十岁时，要有自己的名声。随着年纪的增长，境界越来越高，那么这个人的人生就是有意义的。由此可知：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论语》体现了社会管理的思想；对于管理者、被管理者，乃至社会上其他的每一个人来说，《论语》则提出了修身的主张。读《论语》时，我们首先要明白，《论语》不是单纯在讲述知识，而是在讲述道德，讲述价值。《论语》属于一个知识体系，但它更属于一个文化体系、价值体系，前者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道术”。《庄子》把学术区分为道术与方术。何谓道术呢？道术包含天地之美、万物之理，就像孔子的学说。孔子主张，人处在天地之间，应该效法天地之道，为人处世必须诚实守信、宽厚包容、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儒家思考人，思考天、地、人三才之道。儒家主张要顺应天道。子贡曾问孔子，老师您怎么不说话？孔子回答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阳货》）上天说了什么呢？春夏秋冬照样运行，万物照样生长。我们要遵道而行，这个道就像天命运行一样，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如果违背了道就会出问题。“道”说到底，就是一个人为人处世的方法与原则。一个人如果违背了天道、地道，就会遇到麻烦，就会招致失败、遭到惩罚。既然这样，我们就应该遵道而行。道就是理，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它“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也”（《礼记·礼运》）。《礼记·礼器》中说：“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礼记·丧服四制》中说：“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可见，所谓“道”，就是人们应该具有的信仰、追求的价值，就是人们应当走的正路。所谓“天道”，就是那些天然的规定性。所谓“天然的规定性”，其实很容易理解。比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父母给了我们很多关爱，如果没有父母，就没有我们今后的一切，所以我们应该孝敬父母。因此，在中国的智慧、思维中，父慈子孝就是一种天理。孔子说：“人有十义。”这“十义”就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人之为人应该做到：作为父母，就要慈爱孩子；作为子女，就应当孝敬父母。人遵从天理，遵从道，就像孔孟所说的“礼门义路”。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雍也》）我们离开房间、离开家的时候，一定要从门里出去，如果从窗户里出去，如果翻墙而过，那么一定是不正常的情况。孟子明确地说：“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孟子·万章下》）显而易见，我们要做遵道而行、循礼而动的人。夏商时期与今天不同，夏代尊命，商代尊神，人们信天命，信鬼神。到了周代，人们尊礼，遵从礼义和礼仪。孔子不是也谈鬼神吗？那可不一样。孔子谈鬼神，叫作“神道设教”。用神道来设教，这实际上不是迷信。周代时人们也谈命，但谈的这个命，是人们要遵守的天地规则。《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论语》也记录孔子之言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所谓“畏天命”，就是敬畏天命。天命可以解释为天道的意志，即天道主宰众生的命运。《尚书》中有“先王有服，恪谨天命”之类的说法，这个“天”实际上就是自然，就是道。这样看来，问题其实并不复杂，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比如：一名老师，他的使命就是要做一名好老师，诲人不倦，授业解惑；一名医生，他的使命就是要做一名好医生，救死扶伤，为病人着想。我们理解的畏天命，就是敬畏自己应承担的使命，如果人人如此，就不难实现孔子“大道之行”的社会理想。有了这样的思维，许多问题就容易理解了。比如：有人向孔子请教“学稼”，孔子说“吾不如老农”；向他请教“为圃”，孔子说“吾不如老圃”。曾经有一段时期，人们据此来批判孔子轻视劳动，轻视劳动民众，这可是一个不小的误解。实际上，一名老师、一名医生、一名航天工作者等，他们都应该致力于自己的教学、治病、航天事业等，而不应当专注于“学稼”“为圃”这类不属于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比如，老师授业解惑，可以不如老农、老圃之懂种菜、养花。孔子哪里是在轻视劳动，他的意思是：你如果学的是航天技术，就应当致力于航天技术的进步；你如果是一个君子、大人，就应当致力于社会风尚的引领。因此，孔子强调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孔子谈天命是如此，谈鬼神也是如此。孔子多次谈及鬼神，如《中庸》说：“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孔子谈鬼神绝非迷信。有人向孔子请教，询问人去世以后有没有知觉，孔子并没有直接答复他。孔子认为：“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死者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不葬也。”（《说苑·辨物》）孔子的意思是：我想说死者有知觉，担心孝子顺孙伤害自己的生命来为死者送葬；我想说死者没有知觉，又担心不孝顺的子孙遗弃死者而不埋葬。所以，孔子说：“欲知死人有知将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说苑·辨物》）死者有无知觉，并不是急着要解决的问题，以后会慢慢了解的。那么，到底有没有鬼神？孔子是怎么看待鬼神的？孔子认为：“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意思是说，既然举行祭祀活动，就要有真心诚意，如同祭祀的对象就在跟前一样。由此可见，《论语》中谈鬼神、天命、祭祀，实质上体现的是一种人文文化，并不是所谓的“迷信”。孔子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论语》体现的就是这样一个体系。我们要把孔子思想放在道术的意义上去理解，它不是方术。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孔子儒家思维宏阔，他们思考人与人性的价值，把人立于天地之间，效法天地之道，主张每一个人都力求做一个君子、大人。孔子是历史的孔子，孔子也是现实的孔子。站在今天的角度去理解和发扬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我们必须知道，孔子思想的产生有一个历史过程，而且，孔子思考的是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是他以前历史发展的结果。孔子“述而不作”，他的思想本身就凝聚了他之前数千年的思想文化精华。研究历史要知人论世，《论语》中的很多话语往往即物穷理，离开了孔子及其生活的时代，离开了孔子之前的历史文化背景，就难以更好地理解孔子和《论语》。正因如此，如果不懂得中国历史，就很难读懂孔子，可以说，很多对孔子产生误解的人，历史知识往往相对欠缺。包括《论语》在内的孔子遗说，许多内容与历史联系在一起，与孔子那个时代的历史典籍相承继、印证。如果不懂得中国历史，也就不懂得中国文化，钱穆先生特别强调这一点，说：“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众所周知，孔子之前的中国文化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历史地看，在孔子之前，甲骨文的文字体系已经相对完善。甲骨文是一种有着特殊用途的文字，祭祀占卜的时候才会用到。商朝时期，中国的文字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有甲骨文，也有青铜器上的文字。孔子之前的中国文化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孔子学说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孔子对他之前的历史文化非常了解，他站得很高，思考得很深刻。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对孔子及其学说就不会说出一些连我们自己都觉得明显不对的话来。比如，孔子不会说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当然知道那是一个标点错误，应该读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要知道，西周时期的人们懂得敬德保民，孔子又整理了《尚书》，《尚书》中有着丰富的敬德保民思想，周公之后的孔子绝不会说出主张愚民政策的话来。类似的情况很多。比如，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阳货》）有人据此认为孔子轻视妇女。孔子如果真的瞧不起女子，还说小人难养，那么多数人就会站在他的对立面。就孔子思想的高度和深度来讲，孔子真的会有这样的主张吗？笔者的意思是，我们往往以为儒家很笨拙，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有问题，是我们没有真的读懂孔子及其思想。再如，孔子说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这样的话，有人据此以为孔子强调君权、父权。其实，孔子注重家庭伦理，他讲的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讲的是双向的义务；他强调的是作为父母应该慈爱孩子，作为孩子应该孝敬父母，父母慈爱孩子，孩子孝敬父母，家庭其乐融融！君臣关系其实就是工作关系，就是上下级关系，这样的经典语句可不能误解。《大学》中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有人不仅把它理解成强调君权和父权，而且推论出所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样的理解其实经不起推敲，因为无论在何种制度下，都不会存在动辄君让臣死、父让子亡的情况。把君权、父权绝对化，别说是孔子、孟子等圣哲，即使在历朝历代其他先贤、先儒那里，我们也找不到类似的主张或者表述。读《论语》的时候，我们要理解它的内在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会了解其内在精神一定是德性，即德性精神。德性就是道德性，德性精神强调正名。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子路》）在社会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相应的社会身份，每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身份做好分内之事。如果深入理解《论语》的内在精神，我们就会处处可见德性精神的光辉。所谓“人义”，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孔子儒家所倡导的正是这些伦理道德，孔子儒家的德性精神就体现在这些为人之义中。《中庸》提到“五达道”，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达道”就是大道，就是根本之道，具体说就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之道，然后是朋友之交，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都要面临这五种关系。回顾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历朝历代都致力于妥善处理这五种关系，孔子之前是这样，孔子以后同样如此。孔子站在当时社会的制高点上，思考历史，观察现实，深刻总结反思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学说。我们了解到了这一点，就会更加明白孔子为什么思考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关系问题。每个人都做好自己，按照社会角色定位自己，尽自己的义务和责任的时代，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时代。孔子尊崇古圣先贤，推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正是对历史与现实深入思考、全面认识的结果。孔子把他之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融会在心中，所以他的思想学说才如此博大精深。孔子所处的时代天下无道，礼崩乐坏，他希望恢复周公之制，向往“郁郁乎文哉！”（《八佾》）的周代礼乐。了解了这些，我们就可以更好地了解《论语》；了解了这些，再熟读《论语》，我们的境界就会大不一样。以上各个方面，是研究《论语》的基础，是研究《论语》一定要思考的基本问题。了解了这几个方面，我们读《论语》的时候就会有更高的格局。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一定不要孤立地去读《论语》，越要对《论语》展开深入研究，就越需要将《论语》与其他典籍进行相互参验。比如，我们打开《论语》，读到开篇的“学而时习之”，可能会按照传统的理解，以为这是在谈学习的问题，这样理解自然没有问题。但是，这句话具体怎样理解，分歧很大。我们如果用心去梳理，就会发现对此句有很多种解释。不要小看其中细微的差别，这些差别涉及对《论语》关键问题的理解。如果就某一问题有了争论，不知道谁对谁错，就可以结合其他典籍来判断，其他典籍会带给我们很多启发。《论语》中的很多语句，与其他典籍的记载往往神韵相似、道理相通、内涵一致。比如，《论语》开篇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很多典籍中的表述与此句的内涵一致，甚至多处关键用词、用语可以互相参照、对读。这句话意思是说，我的主张（或学说）被社会认可。那么，这个“学”可不可以作为名词解释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礼记》中有《学记》，《学记》讲的恰恰就是大学之道如何实现的问题，其中有一句话说：“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那么，这个“学”与“道”有什么关系呢？另外，我们在读《礼记·学记》中的“乐其友而信其道”时，是不是会联想到《论语》开篇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呢？是不是要认真揣摩两者的相通之处呢？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这其实也是“夫子自道”。一个人没有理想信念，没有正确的价值追求，当然不行。然而，仅有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不笃定实践也不行。真正的君子、大人，一定是意志坚定、努力践行的人。孔子一生好学，以君子自许，这当然很容易理解。不过，我们如果不读其他典籍，对其他典籍了解很少，就会对孔子自称君子产生疑问。我们如果读过《孔子家语》，读过其中的《在厄》篇，就不会怀疑这一点了。孔子在开导弟子时，明确地说：“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孔子家语·在厄》）孔子指出，历史上有很多人博学深谋，却没有遇到好的时代、世道，不仅仅只有我孔丘一个人。我们读到这句话，再结合《孔子家语·五仪解》中的语句思考，就不会再以为孔子以君子自许是不谦虚了。一个人在成长和学习的道路上，除了老师还有朋友，所以“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这句话非常重要。《论语》开篇说“学而时习之”，接着又说“有朋自远方来”，其实都是在谈类似的问题。至于这个“学”，人们能不能理解到这样的层面，也许就取决于读书的多少了。“读书未到康成处，安敢高声论圣贤。”因此，笔者有时候读书常冒冷汗，常为自己的一些不深入的理解而自惭。不过，笔者有时候也为自己的正确理解而感到欣慰。比如，《孔子家语·子路初见》载，孔子曾问侄子孔篾：“自汝之仕，何得何亡？”意思是，自从入仕从政以来，你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孔篾说：“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龙，学焉得习？是学不得明也。”此处的“学”是名词，还是动词？肯定是名词。很多人认为“学”不可能做名词，“学”怎么不可能做名词呢？我们举这些例子，就是想说明：在《论语》研读中，将《论语》与其他典籍结合起来对读十分重要。如果不读《孔子家语》等相关典籍，仅仅就《论语》而读《论语》，我们就不会这样解读《论语》的首篇首章，就不会有这样深刻而全面的认识。（整理：闫保秋）
【整理者按】2018年12月12日，洙泗学堂师生就当今时代如何研读《论语》求学于杨朝明先生。杨先生垂爱后学，于百忙中挤出时间给予悉心教导。本文就是根据当时的录音整理而成的。
本文选自《论语学研究》（第二辑）
作者：杨朝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