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次大分流”谈到中西文明的走向
张国刚
一 问题的提出
东西方历史在前近代时期发生大分流，是美国加州著名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提出的看法，彭慕兰把工业革命之后中欧历史不同走向，称之为“大分流”。他的著作就叫做《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1]。
所谓“初次大分流”，是奥地利学者沃尔特·施德尔（Walter Scheidel)在《从“大融合”到“初次大分流”：罗马与秦汉的国家构造及其影响》中提法。该文收入沃尔特·施德尔主编的《罗马与中国：比较视野下的古代世界帝国》会议文集中。施德尔的主要观点是罗马帝国、秦汉帝国之后，中西历史发生不同的走向。[2]
严格地说，“分流”的前提是合流，即此前东西方历史的发展是“合流”或者至少是“合拍”的。如果不曾“合流”“合拍”，哪里来的“分流”呢？大约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施德尔的文章从“大融合”说起，想把东西方历史的早期“融合”在一起。再说了，如果有过第一次分流了，第二次从何处又再次分流呢？分流的概念委实没有量化史学严谨。
但是，尽管如此，用“分流”来描述东西方历史的差异，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它的目的在于做出比较，比较中西历史走向中，有过两次“分道扬镳”的重大差异性。因此，我们就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来讨论。
二 中西文明发展的不同逻辑
首先，中西方第一次大分流的前提完全不同。
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起源于公元前8世纪，正值周平王东迁（前771）时代[3]。对东地中海地区更早的影响，来自于西亚、北非，即埃及文明（影响到克里特岛）、西亚文明（影响到迈锡尼）。外来文明对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之后一拨又一拨的印欧民族大迁徙。
中华文明是具有原创性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与其他文明古国的不同是，中华文明具有极为突出的连续性特征。埃及、苏美尔（巴比伦）、哈拉本（印度）等文明的早期发展，时常因为政权的更迭、残酷的战争而中断。但是，中华文明以黄帝为始祖、以华夏文化为基本特征，经历了漫长而连续不断的过程，即使政权发生更迭，但是华夏文明内涵却在稳定成长。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黄帝到尧舜时代的历史，见之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考古文献。夏朝的建立，表明华夏文明已经奠基。“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4]三代之礼存在因革关系，孔子认为是可以探知的。周制尚德礼，秦制重政刑，经过汉初黄老之道的折冲，将二者调和、整合起来，就成为汉家制度。汉宣帝告诫太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5]。意思如此显豁的表述，其实是通过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一系列制度建设完成的。这就表明中华文明的主体内容以“汉文明”的标识完全定型。汉朝末年即公元2年，汉代全国编户齐民大约六千万人。
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版
商鞅的改革与希腊、罗马的改革完全不同，希腊（梭伦改革、伯利克里改革）罗马（格拉古兄弟改革、马略改革）的改革，重心都是解决现实治理困境，商鞅改革则是着眼于国家制度建设。
虽然罗马帝国的盛世人口也有5000-6000万。但是，罗马的人口具有不同的等级身份。罗马公民是最有特权的那部分人；其次是拉丁公民，没有罗马公民那样的选举权，其他一样。再次是行省居民。最后是奴隶。与汉帝国相比，罗马帝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汉代中国总体而言，士农工商，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都是平等的国民。以民为本的“民”，主流是这些人。这在中西“初次分流”之前，就已经是分流了的。
“初次分流”之前另外一个差别是，汉帝国中央集权体制是建立在郡县制、乡里制基础之上的。罗马帝国的行省主要是靠驻扎军队在当地维系安全[6]。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谈论最多的就是，罗马几乎每天都在打仗，打仗就是罗马人的生意，“罗马既不是一个王国，也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由世界各民族组成躯体的脑袋。”[7]换一句话说，罗马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汉朝却是一个民族国家。尽管汉朝周边也有非我族类的夷狄，但是，汉帝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及其主体文化汉文化，则是高度稳固的。
其次，中西初次大分流的结果完全不同。
上述特点影响了中西初次大分流的结果。在西方，蛮族入侵之后，罗马帝国瓦解了。在中国，五胡乱华之后，中华文明却仍能在逆境中涅槃重生。
任何一个古代文明，其空间环境都有非我族类的其他种族及其文化所环绕，并且有可能发生冲突，在世界范围内的几次游牧民族冲击，就是其突出现象[8]。在罗马帝国的场合，是蛮族入侵，在中国中古时代有“五胡乱华”。只是各古文明政权如何与周边民族相处、相处的结果如何，则是有巨大差别的。
罗马帝国崩盘之后，至少有数百年的混乱和黑暗时期，大约8-9世纪之后，欧洲经历了封建体系下王权和领主的斗争，以及普遍神权下王权与教皇的斗争，14世纪之后（以英法百年战争为标志性事件）逐渐走向民族国家，大约十七世纪三十年战争（1618-1648）才逐渐形成民族国家的秩序，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为标志，欧洲从此再也没有走向统一，相反欧洲国家之间的条约秩序，成为维护欧洲秩序的特征。与此同时，17世纪之后，西方国家之间的竞争开辟了另外一条战场，那就是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到18世纪“七年战争”其间，欧洲的全球霸权体系基本确立。19世纪的争夺只是余响而已。
中国中古时期的历史发展完全与此不同。五胡乱华造成的北方十六国，以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南北分裂而结束，5世纪末期冯太后和魏孝文帝推行的“太和改革”以及引发的“六镇起兵”的反拨，从正反两个方面加速了北朝的胡汉融合。隋唐王朝就是“六镇军将”后裔建立的新的大一统政权，而且成为中古盛世的高峰。隋文帝的“圣人可汗”、唐太宗开始的“天可汗”（后世唐朝天子仍用此号），就是其时“胡汉一家”的政治文化符号。中华民族用一种不同于西欧的方式，处理着中原文明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张国刚《治术：周秦汉唐的经世之道》，中华书局2020年版
第三，中华文明的历史逻辑，充分展现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而欧洲的历史逻辑是单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史，辅之以殖民地扩张的历史。
我们定义的“国族”的内涵，在中文是很清楚的，这就是中华民族，即以汉族为主包括其他多民族在内的一统多元格局的国家共同体。这与西文中Nationstate表示单一民族国家的概念不同。
在西文中追溯各种对应翻译（诸如nationstate\tripe\people\country\nationality）就会混乱。原因是因为，欧洲传统是单一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的多民族统一意义上的“国族”是不同的演变逻辑，因而中华民族多民族国家的历程，在西方世界里成为难以理解的事件。这是造成对于现实中国发生错误认知的差异之一。
三 中西民族国家形成的不同路径
关于中华民族多民族发展逻辑与西方单一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的差异性，在盛唐之后，表现得更加鲜明突出了。为了说明这种差异性，我把讨论稍稍展开一点。
在西方历史叙述中，希腊罗马是古典时代，1500年以后通常被称为近世或者近代。古典时代与近代之间一千多年的历史，被称为中世纪。
为什么叫中间的世纪呢？其原本的意思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复兴以后的重建古典之间的那个世纪[9]。这种历史分期隐含着对于历史发展线索的理论阐释。即希腊罗马古典时代被基督教的中世纪切断，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的兴起以及启蒙思潮等连续的历史过程，基督教神学退潮，人类历史的现代性逐渐形成。从这样一种总体历史观来看，中国与欧洲的历史确实是大异其趣的，二者之间的可比性差异由此洞然可见。
基督宗教究竟在欧洲历史上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是一个近乎无限广阔的课题。但是，如果从国家制度层面讨论，那就是它既妨碍了又促进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
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地区陷入空前的无政府状态，至少在八世纪中叶加洛林王朝立国之前，四分五裂的欧洲是依靠基督教维持着表面的联系。法兰克王国等蛮族政权与基督教会互相借重，维护着脆弱的统治[10]。十一世纪之后，欧洲逐渐进入胜境，基督教的权威不仅在神圣罗马帝国引起长期的主教叙任权的斗争，而且在英国、法国等民族国家也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加冕仪式的涂膏礼，充满神学色彩，必须有教皇或其代表主教主持。教皇的权威严重地制约着独立王权的发展。宗教改革、三十年战争的背后，都有民族国家摆脱教皇权威的因素在起作用。
另一方面，几乎与加洛林王朝同时兴起的“封建制度”（feudalism）也在混乱的世界中，成为维护秩序的力量。西欧封建制度最初是在法国（西法兰克）成型的，比唐玄宗小三岁的查理·马特（688-741）是其重要推手。也就是说比秦汉统一更盛大的唐朝统一时代，欧洲正在建立贵族自治的封建制度。就这种封建制度的两个基本要素而言，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的强者对贫弱者的庇护传统，以及日耳曼扈从军的封赏和效忠传统。具体表现就是封主（seigneur）封臣（vassal）制、封土（fief）制的形成和变化过程[11]，以及自由农民的农奴化依附化过程。1066年诺曼征服后，诺曼公爵威廉成为英国国王，带去了欧陆的封建制度，而英王家族在法国境内仍然保持大片封地。这种既是此国封君、同时又是彼国封臣的封建地产制度，也是妨碍民族国家形成的障碍。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的直接原因就与此有关，英勇抗击英军的法国圣女贞德，其人被塑造成民族英雄，其事被视作是法兰西民族意识觉醒的标志性事件。总之，斩断封建制度赋予的依据王室血统继承封地的传统，是欧洲各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的必然。十八世纪一系列王位继承战（奥地利王位继承战、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等等），本质就是以战争方式终结王权跨地域跨民族继承封地的旧制。
张国刚《文明的边疆：从远古到近世》，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
简单归纳一下，欧洲走向近世的过程中，伴随着冲破普世教权、冲破封地血缘继承制度。这种冲突的过程与结果就是民族国家的建立。中国文明的发展逻辑完全不同于西方，有着自己独特的道路。
就在9世纪维京人南下、伊斯兰势力扩展起伏之时，正是中国唐朝经历安史之乱之后，步入晚唐五代和辽金政权新的南北分裂时代。
安禄山、史思明都有胡族背景，其崇奉的宗教是祆教，俗称拜火教。近几十年在陕西、山西、宁夏等地发现了许多汉化了的胡祆教遗迹和墓葬，证明了北朝以来胡汉融合的深化。安史在洛阳和幽州建都的燕政权，只能是地方割据势力。经过五代时期的燕云十六州的割让，在两宋时期，竟然形成了与中原王朝对立的分裂政权，出现了新的南北对峙局面。从安史之乱到辽金对峙，断断续续几百年，是继南北朝之后又一个胡汉冲突与融合的激烈时期。辽金政权都不同程度地、因地制宜地推行汉化政策，完成大一统的元朝同样如此。
元明清的三朝大一统最具有说明意义。元朝统一（1275-1368），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南北分裂局面。元世祖仍然尊崇华夏主体文化，也创新了很多新制度，比如地方上的行省制度；比如1315年之后恢复的科举考试中，以朱熹《四书集注》为评判标准；元朝巩固了对于周边地区的统治，西藏地区第一次纳入中原政权的直接管辖之下。当然，元朝蒙古贵族的汉化并不彻底，要消化掉蒙古统治者带来的胡族文化是需要时间的，这个工作留给了接下来的明朝（1368-1644）。
明朝继承了行省制等元朝制度，号称衣冠华夏，引领着东亚地区的文明发展。可是明朝对于周边的统治毕竟不如元朝那么强固，于是清朝（1644-1911）的统一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清朝奉行“五族共和”[12]的政策，无疑比较元朝是很大的进步。清朝对于蒙古、新疆、西藏和东北的统治政策更加强固和成熟。1865年，新疆分裂势力叛乱，钦差大臣左宗棠（1812-1885）代表清政府平乱，经过激烈的战斗，1878年平定了新疆叛乱。他上奏朝廷设立新疆行省，得到批准。1884新疆行省正式建立。这件事表明汉族精英与胡族精英在经营边疆问题上达到了高度的一致。
在中华民族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进程中，有两个特点非常突出。第一个是不论是胡族还是汉族建立的政权都追求大一统下的多民族统一；第二，不论是胡族还是汉族建立的政权都将通用文字（即汉语）作为主要的官方语言文字，都以中华民族的主体文明（即汉文化）的治理手段如郡县制作为主要治理方式。这两点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多民族统一的共同体意识根深蒂固而且十分强烈。
四 最后的结论
中国与欧洲分别处于欧亚大陆的两端，早期历史发展，已经很不相同。中国是率先发生农业革命的国家。欧洲也有农业，但是，不曾发展农业革命，早期的希腊罗马，其粮食严重依赖埃及、西亚地区的进口。中国则是稻作栽培农业的开山。农业文明都发生在大河地区，这一点与印欧人迁徙而形成的希腊城邦国家依托于大洋，早期社会发展形态就很不一样。但是，当罗马统治地中海周边的时候，居然与远东地区的秦汉帝国发生了许多的相似性。其实，如本文所述，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秦汉帝国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格局。罗马帝国最多是给欧洲国家留下了一些文明的元素，而且这种元素还有后来经过文艺复兴而重新构建的嫌疑。因此，说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与中国发生了大分流，实际上也是不得要领的论点，因为它掩盖了中西方文明发展中完全不同的轨迹。今天中国走上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之路。改革开放，就是为了适应于工业化、现代化而进行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向更好的技术更好的社会发展水平前进，这其实是人类自身本能的属性，不需要外加太多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徒生枝蔓的理论探究。从这一点看，量化史学的探索，倒是更显得质朴可爱。[13]
张国刚《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
注释：
[1]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南京：江苏出版社，2003年。该书英文版200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当年费正清奖。
[2]沃尔特·施德尔《从“大融合”到“初次大分流”：罗马与秦汉的国家构造及其影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0-24页。该书是2005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次会议论文结集。关于初次分流的解释特别见第11页及页下注。
[3]考古学上的希腊历史很古老，但是古希腊罗马文明主要创造于古印欧移民（参见下书第五小节）。《剑桥古代史》作者认为：“大多情况下，不断涌入的民族的名称并未保存在古老文明国家文献中，也未保存在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书写的文献中。最早移民使用的语言属于不同语系和语族。但是多数来自北方，可以确定的最早的移民出现在约公元前2000年之后，他们使用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见《剑桥古代史》第一卷第二分册第27章，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参见约翰·朱利叶斯·诺威奇著、殷亚平译《地中海史》上册第二章，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
[4]《论语·为政第二》。
[5]《资治通鉴》卷27宣帝甘露元年（前53）正月，第880页。
[6]奥古斯都之后的行省有元老院行省、直属皇帝行省，前者一般不驻军或者驻军比较少。三世纪末，戴克里先一律收归皇帝直管。
[7]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婉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46页。
[8]吴于廑《历史上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民族的三次冲击》，《世界历史》1983年第1期。
[9]中世纪的出口、近代的起点，西方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如把1453年东罗马灭亡视作中世纪的结束，有把1500年前后开启的大航海看做近代的开端。中国大陆学术界把1640年英国革命看做近代的开端，是继承了前苏联学术观点，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五个社会形态理论，即希腊罗马是奴隶制社会，欧洲中世纪是封建社会，英国革命之后是资本主义社会。
[10]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克里斯·威科姆：“事实上，国王和教皇需要彼此的帮助，教皇需要在敌人进攻时寻求保护，而国王需要获得合法的权威。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们从7世纪80年代起就已是法兰克最强大的贵族家族，但是直到连续两位教皇认可后，他们才拥有了王室身份——重要的是，这两位教皇代表着来自外部的、非法兰克人的道德权力。”参见所著《罗马帝国的遗产：400-1000》（《企鹅欧洲史》2），余乐译，第16章，《加洛林世纪》，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512页。
[11]关于加洛林王朝封君与封臣的关系，参见[法]乔治·杜比主编《法国史》上卷（吕一民、沈坚、黄艳红译）第九章“封建主时代”，尤其是第333页（执笔乔治·杜比），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
[12]“五族共和”的口号提出很晚，但是，乾隆时期的“五体清文鉴”就是其实践的一个范例。
[13]本文是作者2023年7月15号在上海交大“量化史学”国际学术会议上的报告，有增补修订。
2023年7月6日初稿
2024年8月22日修订
【张国刚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本文原刊《中国文化》2024年秋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