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波、李长春、娄林 | 论古典学（上）

文摘 2024-11-08 16:55 山东

【编者按】什么是古典学，古典学具体包括哪些范畴，中西古典学有何异同，古典学如何成为文明互鉴的纽带……11月6日至8日，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举办。在大会召开之际，光明日报以专版形式，集中刊登我国古典学学者撰写的文章，孔子研究院微信公众号特别推送，以飨读者。

古典学与文明传统的价值传承

董波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

公元前5世纪，在中国、希腊以及其他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人类实现了一次精神上的巨大飞跃。孔子、苏格拉底等圣贤先哲开始有意识地思考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他们留下了奠定文明基础的思想和经典作品，影响着人类精神的发展历程。直到今天，人类文明的创新和进步始终受惠于古人的智慧与经验。每个时代，甚至我们每个人都是某种传统文化塑造的结果。

每个时代都会遇到新问题与新挑战，面对当今世界遭遇的现代性难题，古代的伟大经典应当成为启迪我们智慧的源头活水。在西方，古典文明传承的脉络曾经中断，借助古叙利亚人的百年翻译运动，西方文明的火种才得以保存。在中国，我们也曾经把自己的传统文化视为社会进步的障碍，但中华文明的内在生机确保了它自身的传承不绝。古代的思想家不但是已逝的先辈，也应当继续成为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朋友，和他们的对话应当持续进行下去，这样才能确保人类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古典学是在现代历史处境中对古代传统经典的整理、校勘、翻译、义理阐释与思想研究。古典学研究的目标不仅在识读古代文本，还应当思古人之所思，理解他们的精神创造和价值观。只有把他们的思想成果当作活的经典，把古人当作可以对话的朋友，我们现代人才能够从古典学研究中获得最大的教益。

古典学通过研究古代经典而对当今时代面临的挑战作出回应。现代世界是人类文明传承发展的新阶段。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革新，人类文明的确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当代世界所面临的技术宰制、气候危机、地缘政治矛盾等问题则蕴含着文明冲突与失序的危险。如何激活古代文明中的智慧力量，以应对现代世界的文明处境及思想挑战，构成了古典学的当代价值，也是全世界古典学研究者所面对的核心课题。为此，我们应当尊重古人的智慧，扬弃片面的“进步主义”，打破“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就是落后的”这一观念，以古典意识来弥补现代立场的缺陷。

古典学虽然在18世纪末才在西方的大学中成为一个正式的学科，但从文艺复兴开始，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重新发现就在为西方文明注入新的活力。对古代哲学、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的大规模深入研究，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思想先驱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使他们获得了思考的动力。可以说，数百年古典学术的积累，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命脉所系；现代西方文明的每一次自我修正，都离不开对其古典文明的深入发掘。

中国古典学的发展是中华文明传承与创新的必然要求。中国的传统经典源于先秦，其后经历了汉代的整理与考证，宋代的思辨与诠释，清代的考据与梳理，从而确立了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可以说，中国的经史传统汇集了古人最杰出的智慧，体现了中华文明独特的思考方式，凝聚了传统中国的核心价值。这一传统并未经历西方古典文明曾经遭受的中断，而是以不断焕发的新活力应对危机，体现了中华文明精神内核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以古典学传承人类文明是大学当然的使命与职责。近百年来的中国大学建制曾经遗漏了古典学，但若干有远见卓识的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正在积极弥补这一缺憾：在传统文、史、哲院系架构的基础上，或成立古典学研究中心，或组建以古典学为重点的研究团队，或在教育部备案自主设置古典学作为二级学科。可以说，中国特色的古典学研究正在迅速成为新的学术重心，将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作出特有的贡献。

那么，应当如何在当下建设好古典学？古典学首先需要确立自己的核心目标与使命。古典学不仅要扎扎实实地完成文献的整理、校订与解读，还应当深入考察人类古典文明所确立的基本价值观，把传承高尚的文明价值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使命。无论孔子、孟子还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和希腊的古代哲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美德为核心的成人之道，他们强调通过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来培养习惯、塑造人格，最终成长为道德完善的“君子”或“优秀的人”。我们应当跟随先哲思考幸福与德性、友爱与正义、理智与情感等人类的基本价值观，让古典美德转化为有益于现代社会的价值力量。

以传承文明传统中的优秀价值观为使命，古典学将有助于反思并完善现代世界。人类文明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繁荣，传统的生活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数字经济、通信技术，乃至人工智能已经大大改变了人们面对世界和联系彼此的方式。技术文明在极大地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给人类的人文传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基于经典传承的文明认同面临瓦解的危险，甚至经典本身也在后现代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下变成了一个可疑的概念。经典何以是经典？经典所传达的价值观是否能够阐发对现代世界的反思性批判？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古典学需要成为人类现代性的一面镜子，深入思考现代人的生存处境，为应对现代世界的难题与挑战提供古典的思想资源。

古典学实现价值传承的途径必然要立足于教育。古典学不仅仅研究经典，也传授经典。我们希望经典的价值在新一代学生中得到发扬，让年轻人亲近经典，阅读经典，得到古典心性的陶冶。这样的古典教育并不仅仅是智性的教育，它同时是一种内在的情感教育。同时，古典学研究一方面必须以扎实的语文学训练为基础，另一方面又总是指向文本所蕴含的义理问题，需要对经典作品提出深入的诠释与理解。古典教育应当激发生活的意义感，“尊德性而道问学”。只有这样的古典学才能够培养出“兼通中西之学，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的新时代栋梁之才和文明担纲者。

通过价值传承，古典学的长远目标是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古典学应当扬弃文明的界限，从仅限于古希腊罗马的古典学到面向世界的古典学，从“小古典学”拓展为“大古典学”。这样的古典学尊重古典文明价值的多元性，鼓励古典文明研究的交流互鉴，将大大丰富古典学研究的范畴与内容。我们应当充分挖掘各古典文明的历史文化和经典文本的丰富内涵，在多元、包容的文明观视野中，通过更整全的古典文明研究，探索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我们应当以古为鉴，在继承人类文明优秀的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结合经济、技术的不断进步，努力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新形态。

古典学是现代世界对文明传统加以研究和传承的学问，它承载着其所属文明的特质与价值，维系着受其滋养的民族身份认同，也构成了人类文明相互理解的深厚基础。如果我们舍弃了古人的智慧，忘记了文明的传承，就会“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自大而孤独的现代人只能“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古今的时间是相同的，但时间中的人是变化的，今人与古人的生存处境已产生了极大的差异。人类文明在取得巨大的进步的同时，也会遇到每个时代特有的问题与挑战。古典学应当回溯人类文明传统，推动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古典的智慧资源。我们应当与古人携手，让古人重新成为我们的良师益友，让文明经典常伴我们左右，让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价值观得到一代代的持守。

经史传统与古典研究

李长春
中山大学

何谓“经史传统”，学界有不同认识。有人用它来指称清代学术中经籍整理、文献辨伪、史实考订、书志编纂的学术传统，这样理解显然过于狭隘。有人会把它视为经部之学和史部之学的总和，这种理解望文生义。显然，经史传统的“经”不能直接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经学；经史传统的“史”也不能简单粗暴地看作现代所谓的史学。经史传统和经学、史学密切相关，但并非二者的简单拼合；经史传统当然要靠经部、史部的典籍来承载，但又不是作为典籍的经书、史书所能直接呈现和完全呈现的。

如果把“经”理解为经籍，把“史”理解为史书，经史传统首先是指经与史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紧密关联的发展历程。中国经学的起源一般追溯到孔子。孔子“点史成经”，通过搜集、整理和裁断三代的历史遗存开创了六经，从而成为中国经学的唯一源头，奠定了中国思想的共同根基，塑造了中国文明的基本品质。司马迁“融经入史”，考信于六艺，折中乎孔子，阙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在继承、消化和转化六经传统的前提下开创了中国正史的基本体例，创制了中国历史书写的基本模式，也形塑了中国历史认知的基本视野。此后，从《汉书》《后汉书》到《明史》，历代官修史书虽然各有损益，但是无不沿用。透过这一事实不难发现：中国的文明理想是孔子借助三代的历史才得以初步阐发。对三代历史的诠释形成的价值信念和文化观念，又构成了中国历史观的核心和要义。

如果把“经”理解为儒家经典，把“史”理解为历史本身，经史传统的第二层含义就是经典的理想性与历史的现实性之间的巨大张力，以及它所转化出的精神活力与历史创造力。以六经为核心的经典世界，究其本质是一个价值世界，承载着中华文明的价值理想，它既对现实的历史有着批判的意义，又不断生成对历史的规范性力量，进而将其精神融入滚滚向前的历史进程之中。《春秋》成书于世卿世禄制的东周末年，解释《春秋》的《公羊传》却说“世卿，非礼也”。这里所说的“礼”，显然不是春秋时的礼制，而是理想中的礼制。这显然是经学价值观理想性、批判性的表达。讥世卿逻辑上必然导向倡选举，或者说汉代以后倡选举逻辑上关联着《春秋》讥世卿。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经历了察举征辟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并从隋唐沿用至清末，其理论根源很难不追溯到《春秋》讥世卿。

经史传统的内在张力，不仅体现在经典世界对历史进程的批判和范导，也体现在历史进程对经典系统的丰富和完善。经孔子整理而成的六艺经战国至秦汉产生了大量的传、记。这些传、记的内容，因撰述者的历史境遇，呈现出各自的时代风貌。五经立为官学之后，一方面要直面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存在内部的今古文学派竞争和各自学说整合的需要。两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汉唐经学发展的基本动力。而《五经正义》的形成，可以视作由汉魏至隋唐历史文化结晶沉淀后进入经典系统的成果。它反映了中国文明在其社会建制方面极其质朴庄重的一面。隋唐以后，旧的经典系统已然无法应对新的问题，两宋儒者为了重建心灵秩序和政治秩序，于五经系统之外又建立了四书系统。四书系统的建立，不是儒家凭空的创造，而是中国历史“转向内在”的标志。自此以后的宋明时代，中国文明高度发展了其体现于精神世界中极为细腻优雅的一面。

此外，经史传统还有第三层含义。它是指存在于经典之中，但需要在历史进程中受到时代变迁的激发才能展现出来的创造性阐释的思想潜能。这些潜能一旦被激发出来，就会成为经典中由隐而显的文明特质，成为历史中生生不息的精神之火。试举例：《春秋》本来依托周末文敝、礼坏乐崩的历史。但是，经历战国到秦汉的变迁，《公羊传》通过对经文“元年春王正月”的创造性诠释，揭示出“大一统”这个《春秋》第一义。经过董仲舒等汉儒的不断阐释，“大一统”的内涵日渐丰富和饱满。它包含了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张大一统：时间上强调兼采和融贯不同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政治传统；空间上强调包容和转化不同地域和族群因其历史差异而形成的不同文化传统。自此之后，“大一统”就不仅仅是经学义理，也是历史精神。

从经史传统再出发，就意味着古典学不能简单等同于“国学”。“国学”与西学相对而言，强调对中国固有的典籍与文化进行研究。古典学研究的对象是作为整体的古典文明，其研究进路则借助于核心经典的重新阐释。即便我们只从事中国古典的研究，也需要对其他西方有起码的了解，需要构筑起一个从事文明研究所需的整全视野和比较视野。对于古典文明的研究，不可能平行地看待各个种类的典籍，只能是以经史为中心向子集辐射。对于古典文明的研究，也不可能等价地看待各个时期的典籍，只能以经史传统的形成期为中心向其他历史时期辐射。古典学虽然没有特别清晰的边界，但是却有特别明确的中心和边缘。古典学的各部分之间不是并列关系，古典学的方法更不是各种现代学科方法的叠加。

从经史传统再出发，就意味着古典学不能被简单等同于“解释学”。解释对于经典固然重要。但是，解释之于经典的形成，既非必要条件，更非充分条件。并非所有的解释都会形成经典，也不是所有经典的形成都依赖于解释。从表面看，经史传统和解释传统似乎就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称谓，但其实质并非如此。解释学仅仅关注解释行为本身，而古典学却关注解释所连接的经典和历史。换言之，各种解释都在解释学研究的范围之内；但并非所有解释都会在古典学中得到同等的重视。作为古典文明研究，经典和历史既是思考对象的两极，也是衡量解释的两个相互交叉的标准。古典学会选择性地关注因其切中根本问题而成为“新经典”的解释，或者因其理论成果产生了社会行动生成社会建制从而创造了“新历史”的解释。

从经史传统再出发，还意味着古典学不能被简单等同于“古代学”。流行的看法是：只有综合运用文史哲的方法才能达到全面研究古代的目的，所以才需要建设中国古典学。这种认识对于古典学的性质、目的、意义都存在误解。就其性质而言，古典学是对文明问题的探究。之所以把文明研究的重心放在“古典”，乃是因为各大文明在古典时期已经发展出它的基本要素。今天建设中国古典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古今中西交汇的大视野中，理解自身文明属性和文明特质。古典学的意义不在于更为全面更为细致地掌握关于古代的知识，而是要建构一个整全的文明视野。这种文明视野无法通过综合文史哲的古代研究而获得。这种文明视野的获得也无法取代现有的文史哲的古代研究。但是，它可以影响、刺激，甚至引领现有文史哲的古代研究。

古典学和各种“古代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古典学研究“古典”，却不是面向过去，而是面向当下、面向未来。经史传统不是一个封闭的传统，而是一个开放的传统；不是一个僵死的传统，而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传统；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过去的传统，而是一个向当代和未来延伸的传统。从经史传统再出发，建设中国的古典学，既是建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需要，也是完成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使命的需要。

古典学的“非学科”性质

娄林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古典学是一门亟待建设的学科，我们需要从古典语言、古典文本、政治史和思想史等各个层面思考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但是，我们在着手建设之前，有必要留意古典学身上强烈的超越学科的“非学科”特征。古典学作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是现代的事情，但就古典学的实质内涵而言，它既古且新。所谓古，是因为古典学意味着一个文明的奠基性开端，其后只有一直绵延不绝，这一文明方能“斯文不丧”。所谓新，是因为奠基性的古典若不能因时损益，难免陷于故步自封乃至于面对文明危机时手足无措。文明的形成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但就其自然而言，必有其根本与源头，也总要经过艰苦卓绝的物质实践和思想努力，才能呈现出“文明”的面貌。只有当一个文明依据自己的历史与思想并超越具体自我——作为个体的自我与作为现实政治体——的局限，开始深切地理解、解释作为整体的世界，并将这种实践和思考传之后世，塑造出一种可以不停返回其开端而返本开新的传统，这个文明才可以称之为具有古典传统的文明。文明奠立的开端时期所形成的基本观念和思考方式，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其内核就凝结于被确立为经典的典籍。这种源初的奠基，包括精神德性、思想品格和智性深度的奠基，也是古典自身的确立。

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古典逐渐被遗忘。清季民国鼎革之际与之后，西方的学科与文教制度遂为民国所效仿，古典文教被切割多方而无所归依。唐文治先生编修《国文大义》《古人论文大义》等书，试图以“文章”（即唐文治所谓“国文”）存“人情风会之变更、历史掌故之记载、礼教法律之沿革”，因为，如果“今乃一切扫除之”，“纲维政治者，将何所措其手”“主持人心世道者，更将何所措其手”？唐文治预言了废除了根本典籍与文章之后可能的情形：“藉令文化日漓，修辞立诚之要义淘汰而糜遗，我国民之心思将日以粗，志气将日以浮，知识日以卑浅，气象日以萎苶。”唐文治所言，与我们今日所言的古典学并不完全等同，但是，借助他所经历的历史、借助他的眼光，我们能够清楚发现古典学的“非学科”特征。古典学若为文、史、哲和各种社会学科所割裂，或者依照惯有的学科建设思路建设一门看似全新却在理据与形式上与任何一门学科无异的新学科，那么，这种古典学的“心思”“志气”“知识”和“气象”都有可能限于狭窄。因此，当我们谈论古典学作为一种学科或者其学科建设时，首先应该明晰古典学的“非学科”性质。

哲学是这种“非学科”性质最近似的例子。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上，哲学被视为一切知识和学科的前提和根本统摄，但是，在学科化日益发达和哲学及其理论日益普及化的今天，哲学早已成为一门学院内的学科，形而上学更是常常被逐出哲学这门学科之外，柏拉图的《理想国》曾经预言了这种情形：“哲学受到流放，遭受遗弃，无法完满。”按照尼采的说法，就是关注于琐碎的学者取代了哲人，成为西方现代精神的象征。古典学也有类似的危险。为了避免步上作为学科的哲学的后尘，在具体讨论古典学的学科建设之前，我们有必要关注古典学与哲学类似的完整视野。

所谓古典学的完整视野，首先是为了恢复被现代学科固化所遮蔽的视野。我们目前的学科设置几乎完全依凭于西方现代的学科体系，以文史哲和社会科学割裂了原本具有整体性的经典本身。以中国学人最熟悉的《论语》为例，无论探求《论语》中的哲学、文学还是历史考证，或是构建某种古代生活，都非《论语》编纂者的目的所在。宋儒所称“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或者汉人以《论语》为通往六经之“传”的做法，背后的古典视野都是以人的最高可能（君子或圣人）和政治生活的最佳可能为统摄，朝向一种人与人、人与政治和自然之间更加完整的思想和政教体系。这种完整性首先要求我们对经典本身持有完整的理解，不以其片段章节为叶而不见泰山之全，更不能以后来者的思想偏见而无视经典作品自身的脉络与思想整体。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切入古代经典本身蕴含的思想世界的完整性。这种完整性不是一种呈现在某位古典思想家的某部著作中的知识体系，或者古典作品共同构建出一个秩序严密的思维之网，我们通过勤奋学习或者高深的思辨即可掌握。相反，这种完整性以人自身的不完整的本性为前提。从研究形态来说，柏拉图的对话常常会被形而上学、伦理学或者知识论的研究所分割。从我们今天的视野来看，柏拉图对话的动态性恰恰避免为某种现代学科所捕获。对话意味着苏格拉底的对话者和作为潜在对话者的读者，能够在每一篇细致的对话中通过其脉络进入柏拉图的整体哲学思考尝试，而非接受某种教条。以对话者自身的不完整参与柏拉图对话的完整，通过参与对话进程中的思考，从而指向某种完整的可能性。

由此出发，我们才能够理解古典教育所指向人的自然目的。无论中西古典，古典教育都是以完整的人格教育为目标。人内在的欠缺和不完整，是人的出发点和现实，但人最终要实现成为人的自然目的。人不是要被还原为某种动物，人性也不是要还原为恐惧、激情等动物性或准动物性。相反，古典教育的期待就是人实现人之为人的自然目的，一种“属人的卓越、属人的伟大”，“探索有关最重要、最高级、最普遍的事物的知识”和生活。

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并非所有古代作品都可以称之为古典。古典除了时间性的“古”的含义之外，更核心的是“典”：可训为“经”“常”或“法”，即只有最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品才可谓之为典。六经、《庄子》或柏拉图对话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之为古典，就因为其中的典范意义。我们作为后来者，很容易轻易接受这些古典作品的典范意义，将其中的内容视为一种教条或者某些规范性的知识加以接受。这就有可能导致一种思想上的怠惰和危险，将古典的确立及其前提视为不需要思考的事实加以接受。《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孔子在面对春秋乱局时之所以删定六经，实出于其“忧患”。这种忧患不仅仅是对当时政治现状的忧患，更有对当时文明危机的深切忧虑。一方面，孔子以“不可得而闻之”的《易》与《春秋》为“性与天道”的自然与哲学根基，以重整智性及其界限，又以《诗》《书》《礼》《乐》为人心政治与教化之资，构建了完整的智性、人心与政教秩序。但另一方面，孔子之所制作，皆依古传经典而有增删，表面上看，孔子未有新作。中国古典中的保守性与革命性尽在于此。与之对比，同样面临希腊文明危机的柏拉图，虽然在《理想国》中提出删改荷马史诗，但终究写作了大量对话作品，而非增删荷马史诗或者之前的悲剧与史书。这也许是由于经过前苏格拉底自然哲人尤其是智术师的启蒙，柏拉图必须从言辞论证中重新为正义、灵魂和哲学等最根本的问题重新奠基，对话体写作或许是他能找到的最佳思考形式。当我们致力于古典学的研究时，就必然要思考孔子、柏拉图面对文明困境时如何制作了他们的古典，而非简单地将他们接受为古典。

来源：《光明日报》2024年11月6日第10版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wMjQzOTEwNw==&mid=2247525467&idx=2&sn=32523520129ac21f8de5fc04a7dcc7eb

孔子研究院

孔子研究院最新动态，儒学研究与交流成果，著作刊物精彩文章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