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光宇 |《朱子家礼》中的祠堂及其意义

宗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承载，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它对增强家族乃至民族的凝聚力、稳定基层社会，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唐宋以前，宗祠又称宗庙或家庙，仅皇家、望族才能够设立。天子、诸侯的祠堂称宗庙，其他名宦家族的祠堂称家庙。但宗庙也好，家庙也罢，其主要功能都是祭祀先祖。那么老百姓该如何祭祖呢?“庶人祭于寝”，即一般民众祭祖只能在自己家里举行。

“庶人无庙，祭于其寝”的状况在民间持续了很长时间，但在唐宋年间，也有少数家族修建了祠堂，如建于唐末的莆田方氏祠堂、建于宋代的休宁黄氏宗祠等。这一时期，民间所建的祠堂为数不多，其原因多在“礼不下庶人”的传统观念依旧通行，以及民间鲜有人通晓烦琐的古礼。

到了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的《朱子家礼》（简称《家礼》）问世，民间建祠才渐成风尚。朱熹的《家礼》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贵族之礼”，而是颇具普适性的“庶民之礼”，所以它能够在平民阶层中普及开来。其实，自唐代儒释道三教并立之后，佛老思想渗透进民间社会，使儒学深受冲击，因此，儒家不得不放弃“礼不下庶人”的古制，将原属上层社会的礼仪世俗化、平民化，推广至民间。北宋时，司马光即著有《书仪》，为家礼的平民化开了先河，然而《书仪》对古礼的改造颇为有限，难以深入大众。朱熹的《家礼》较之《书仪》，文字简洁，节次分明，易于实践，一改《礼经》文义古奥、仪节繁缛的贵族面孔，成为当时一部最为简明适用的“庶民之礼”，故很快便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以至宋元以降，成为一般家族的治家规范和婚丧嫁娶的行为准则。

朱熹在《家礼》中将“祠堂”一节置于卷首，足见祠堂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朱熹认为，祠堂之所以重要，在于其“以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守，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朱子家礼·通礼》）。至于祠堂的位置，朱熹也在下文中做了说明：“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为四龛，以奉先世神主。”可见，朱熹所说的祠堂还属于家祠，而非宗族共建的宗祠。

宗祠真正得到普及，是在明清时期。明代，朝廷允许民间兴建祠堂，民间掀起了修建宗祠的热潮。以明代徽州为例，据弘治《徽州府志》记载，当时徽州的宗祠有15座；而在嘉靖《徽州府志》中，徽州的宗祠已增至213座。就宋元明三朝整个徽州的宗祠建造情况来看，虽然有些宗祠建于宋元时期，但大部分还是在明代建造的。到了清代，宗祠已遍及全国城乡，而且建造规模也越来越大。

那么古代的祠堂有什么功能性质呢?

第一，是宗族祭祀祖先的场所。人们在宗祠里供奉祖先神主（即牌位），存放家族亡故先辈的牌位，定期举行祭祀仪式，故而祠堂被视作家族血脉传承的象征。

第二，是族人聚会、商议、处理宗族事务的场所。

第三，是调解族内纠纷、执行族规家法的场所。有的宗族规定族人间若发生争执，则要到祠堂中裁决，所以祠堂在一定意义上又成了调解中心，甚至是“法院”。

第四，是修编宗谱、订立家训族规的场所。

第五，是族内举行各种仪式、活动的场所。族人的冠礼、婚礼、丧礼等，基本上都在祠堂中举行。

可见，祠堂集神权与族权于一体，体现着“家国一体”的特征，不仅迎合了儒家传统宗法礼制及宗族本身发展的要求，而且满足了国家的治政需求，故而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青睐。历代统治者都希望通过建立宗法组织，来强化对百姓的控制，就北宋而言，宋太祖以立法的手段来遏止子孙别财异居，从而恢复以宗子为核心、余子秉命于宗子的宗法组织与制度；宋太宗在出巡时经常亲自接见宗族族长，以示关心。此外，一批官僚士大夫也热衷于构建宗法组织，如范仲淹创置范氏义庄，使范氏宗族得以在“天下崩裂”“流寇祸乱”的动荡岁月中绵延不绝，贵盛甲天下；欧阳修与苏洵分别编写《欧阳氏谱图》和《苏氏族谱》，开宗族修谱之先河。南宋时，重建民间宗法组织、强化对百姓的控制的思想更为流行，朱熹顺应这一趋势而作《家礼》，认为宗法制度下的家族礼仪，对人人谨守名分、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大有裨益，是“附于孔子从先进之遗意。诚愿得与同志之士熟讲而勉行之，庶几古人所以修身齐家之道、谨终追远之心犹可以复见，而于国家所以崇化导民之意，亦或有小补云”（《家礼序》）。

值得一提的是，朱熹《家礼》在问世后不久，便迅速传到东亚儒家文化圈中的朝鲜半岛与日本，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当代韩国，祠堂多被称为“家庙”，仍然发挥着以祭祀为主的功能。韩国学者卢仁淑曾说：“《文公家礼》之流传，在中国所发生之影响，实未若韩国之深远。是书于韩国视若圣经，奉为圭臬（见稻叶岩吉《丽末鲜初家礼传来及其意义》）。韩国李朝之士大夫始终墨守此书，根据书中之仪礼，以为日常生活之规范。由于普受韩国朝野之重视，当时学术界关于家礼之研究亦风行一时，导致礼学派之形成与发展，遂成显学。”可见，朱熹《家礼》在朝鲜半岛产生的影响，在很多方面甚至超过了中国。

韩国于高丽末期就开始设立家庙，士大夫依《文公家礼》的规定，修建家庙祭祀祖先。李朝初期，朝鲜太祖李成桂下令修建宗庙，用以供奉朝鲜历代君王及王妃神位，这座位于首尔的宗庙，作为当今世界具有儒家底色的最古老的皇家神社，于1995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每年五月的第一个周日，该宗庙都会举行祭礼，祭礼的音乐是朝鲜宫廷乐的一种，被称作宗庙祭礼乐，宗庙祭礼和宗庙祭礼乐于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李朝初期不仅建立了宗庙，政府还以颁布政令的方式强制民众建立家庙。如李朝太祖四年（1395），知事闵由义上《请立家庙疏》，声言：“立家庙，畜鸡豚，养老病，供祭祀，禁僧寺。”（《朝鲜王朝实录》，又称《李朝实录》卷八《太祖实录》）

李朝太祖六年（1397），谏官上《上书十事》，其中有：“一、定都之初，首建宗庙以奉时祀，以荐时物，报本之诚，无所不至。然四时之享，每命大臣以摄行，愿自今除无时荐新之外，四时大享，必须亲裸，以明奉先之礼，以尽报本之诚。二、士大夫家庙之制，已有著令，而专尚浮屠、谄事鬼神，曾不立庙以奉先祀，愿自今刻日立庙，敢有违令、尚循旧弊者，令宪司纠理。”（《朝鲜王朝实录》，又称《李朝实录》卷十一《太祖实录》）可见，李朝初期统治者排佛崇儒建家庙，其目的在于“以明奉先之礼”。

目前，韩国境内的家庙保存得比较完好，特别是在乡村，家庙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韩国的乡村，村民们往往是合族而居，族中大宗的长子即“宗子”，便是该族的首领，宗子永远居住在有家庙的老宅子里，守护着家庙，主持着各种祭祀典礼。居住在同村的小宗一般都会参加宗子主持的各种祭礼，而迁徙至较远地方的小宗，其长子为这一宗的宗子，建家庙，进行常规的祭祀活动，但每年至少要返乡一次参加准宗子的家族祭祀活动。人丁稀少的家庭虽未必设立家庙，但大都在正厅设一个四龛的神龛，供奉着上四代，即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的牌位。

韩国乡村家庙的祭祀活动比较多，如时祭（现在一般是寒食节和中秋节，含吉祀、祝祭）、朔望参、茶礼、荐新等，保存着朱熹在《家礼》中划定的祠堂的各种祭祀功能。

在韩国的乡村，有几种规模较大的祭祀活动是整个家族都要参加的，即春秋时节的茶礼、中秋节的省墓，以及重阳节的祭祀。一般的小家庭都有忌日祭，在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的忌日举行，也就是说，忌日祭祀礼每年要举行八次，但也有不少家庭将高祖父母一并、曾祖父母一并、祖父母一并、父母一并，把祭礼简化为四次。

在祭祀过程中，韩国国民也会焚香、烧纸钱。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烧纸钱须按一定程序进行，并且要烧在特制的盆子里。

韩国的安东，山清水秀，宗祠、书院林立，是该国儒家文化保存得最完好的地区，朝鲜时代著名儒学家李混的故居就在这里。李混，号退溪，其故居是韩国著名的文化景点，被称作退溪宗宅。退溪宗宅中，家庙的位置是严格按照朱熹《家礼》设定的，即“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前来拜访的族人，一般是在家庙前的亭内，由宗子带领着参加祭拜仪式。

笔者曾旁观过安东一大户人家的忌日祭礼。忌日祭礼是在傍晚举行的，宗子（嫡长子）带领着族中其他子弟，身着祭服，神情肃穆，将母亲的神主（牌位）从家庙中捧出，放到大厅正中的神龛上。供桌上摆放了很多祭品，大厅四周挂满了赞颂母亲的诗句。宗子主祭，跪拜、读祝、焚祝。之后，所有人都退到厅外、关上厅门并保持肃静，其目的是请母亲的神灵享用祭品。大约一刻钟后，宗子轻咳两声，意在告诉母亲的神灵，子孙们要进来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祭神如神在”。最后，宗子带领着族中子弟，将母亲的神主（牌位）从大厅中捧出，放回家庙，整个祭礼结束。

在当代韩国，最重要的节日是中秋节。在中秋节，工作、定居于外地的人都要带着妻儿回乡祭祖，并和族人团聚。祭祀的种类分家庙祭和墓祭，家庙祭的一般程序为：首先，宗子和族中子孙身着祭服，拜家庙，请神主（牌位）；然后，宗子将神主捧至大厅，在大厅中举行祭祀活动。通过中秋节的祭祀活动，韩国的青少年受到了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进而回归“本根”、回归精神家园。

韩国的释奠礼影响力更大。释奠礼，也叫释奠大祭，是指在成均馆大成殿祭祀孔子等圣贤的仪式。成均馆是朝鲜高丽和李朝时期的高等教育机构，相当于中国的太学与国子监。如今的成均馆，是韩国儒学思想研究与传播的中心，在每年5月11日（孔子忌日）的春期释奠大祭与9月28日（孔子诞辰）的秋期释奠大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韩国的释奠大祭一直沿袭着中国释奠礼的传统，整个流程相对完整，故而是韩国第85号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

当前，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我们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自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文化建设相当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就在多种场合多次强调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并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

宗祠与祭祀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部分，在现代社会中，其价值何在?

第一，涵育忠孝仁义之心与尊老爱幼之心。

第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第三，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建构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中国的乡村可谓中国传统文化的蓄水池。遍布乡村的私塾和书院孕育了中国数千年耕读传家的传统，乡村里的祠堂则是乡民的安身立命之地。如今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表现为经济上的差距，而且表现为文化和教育上的差距，这不仅导致大量年轻人离开乡村，亦使得乡村逐渐变为“文化沙漠”。

针对当前农村的文化“沙漠化”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法生先生曾说：祠堂是传统中国最为普及的信仰场所和文化场所，具有慎终追远和人生礼仪教育的功能，传统中国人的一切人生礼仪，像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都是以祠堂为中心来进行的，所以它非常重要，现在的乡村儒学讲堂，可以在重建家庭伦理、组建老人互助组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统祠堂的某些作用。赵法生先生多年从事乡村儒学教育，对农村的情况非常了解。笔者非常赞同他的观点，即宗祠文化与乡村儒学是共融的。从儒学与祠堂的关系来看，祠堂是使儒学功能得以发挥的一个实践基地，有了祠堂，乡村儒学才有了传播的场所，而祠堂也在乡村儒学的传播中，发挥出了建设当代农村文化的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