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健谈宋史：治学，非问不可
刘子健（1919—1993），曾就读于北平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终生尊洪业为师。二战结束后，曾作为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中方法律代表团成员。后赴美从事政治军事研究，在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任教，是世界公认宋史专家。
宋史专家刘子健先生说：“治学，非问不可。”纵观其学术著作，鲜明的问题意识、简洁的行文论述、理性的观点判断，无一不给人以深刻印象。《宋史测度》不同于刘子健完整的学术专著，而是数篇散论的集合，文章篇幅有限，遐思反而深远，贡献诸多真知灼见。正如他自己所言：“历史只是近乎情理的测度。它的实用是有助于思考，使思考活泼起来，从多方面的关系去看，贵在周详细密，使人不至于陷入盲从、轻信、简单化、教条式的武断与误断。”
南宋始终以江浙地区为重心，文化、经济都高度发展，但从靖康之变到建炎中兴，高宗能够维持半壁江山的局面，其实颇有值得分析之处。
首先，士大夫心中有忠君和正统的观念，金人不具备统治北方的能力，于是成立傀儡政权。高宗为提升自己的号召力，选择了“兼收并蓄”，一方面尊崇元祐太后，另一方面吸纳前朝蔡京手下的官僚们，前者为收拾人心，树立正统性，后者为财政来源。
刘子健认为，“理财”对于南宋立国干系甚大。高宗初期任用的汪伯彦、黄潜善，二人风评极差，但高宗看重他们熟悉淮河一带的漕运。同时，国家财力雄厚，可以供养士大夫，南宋的官多、士多，也是一种安定天下的策略。南宋官僚不做现任官职，多半还能领取补助，太学、州学的学生也都由国家供养。正如徽宗所言：“世知以官为冗，而不知多士以宁之美。”
当然，这些财政支出建立在重税政策之上，所以南宋百姓的税赋很重。按政治学看，将养士负担转移至普通百姓，是统治者所选择的执政基本盘问题。宋代有“官人世界”的称呼，我们在感叹读书人的美好境遇时，也应想到他们的衣食，均是靠千百万农民的劳作而来。
对南宋而言，百姓是财源但非兵源。南宋士兵往往来自对盗贼的转化，正如王夫之所言：“绍兴诸大帅所用之兵，皆群盗之降者也。”这也是个一箭双雕的好策略，一方面消弭盗贼，保证安定，另一方面扩充兵力，加强国防。
招安策略也引起一系列问题。南宋中兴四将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招揽甚众，各自都有五万军队，而朝廷直接指挥的军队只有三万人。强敌压境之下，高宗自然保持默许，可长此以往，高宗必然要考虑怎样“杯酒释兵权”。岳飞是其中失败的案例，高宗对他的忌惮，最终促使“莫须有”的冤案；相比之下，张俊便要求赋予其经营商业的权利，甘愿放弃军权交换经济利益。
宋刘松年绘《中兴四将图》（局部）
总之，刘子健认为，南宋半壁江山的中兴，并不容易——士大夫的拥护、充分的税收、盗贼编入军队、夺取大将兵权，缺一不可。用他的话说：“南宋从中兴起就有一种政治作风。凡是现存势力，尽量收容，尽量安排。就是不肯被利用的，最好也暂时忍耐，将来再说。”
“包容政治”有玄机
由南宋的收拾残局，刘子健提出“包容政治”的概念。在笔者看来，非常具有启发性。包容政治至少需要具备四项条件，一要名实兼顾，名义上说得过去，事情上也办得通；二要讲求统治方法，以名、以利、以武力，或是兼而有之；三是充足财力；四是思想信念，各种妥协，彼此容忍，了解利害，同舟共济。
包容政治模式让南宋渡过难关，但是也有很大弊端。其一，循规蹈矩、墨守成规，惰性愈来愈强，直到失去弹性；其二，姑息纵容，不愿纠正，错误陋习逐渐变成惯例；其三，上下欺瞒，得过且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皆怕滋生事端。在古代皇权社会中，包容政治可以说时常出现，而它所衍生的问题，更具有极强的周期性。
刘子健首先讨论君权与相权的关系。高宗当政35年，参知政事（约等于宰相）前后更换40余位，其中唯有“奸佞”的秦桧掌权10年以上。究其原因，高宗最大的需要是有人帮他决策，并能够执行，镇压群僚，担当不利批评。
宋高宗
宋代已经没有贵族豪强势力，亦鲜有地方割据，所以相权或者说皇帝之下的所有权力，都处于君权的控制之下。在专制制度中，相权没办法一手遮天，即便是秦桧谋害岳飞，也只是高宗授意，他和多数官僚在尽量维持“包容”的局面。秦桧在死后遭到诋毁，也可以说是老谋深算的高宗，早已设计好的“归宿”。简言之，相权受到皇权的辖制。
此外，皇权又借相权约束群臣。南宋政局逐渐演变为到宰相府邸议事，许多官员名额，都由宰相和大臣推荐，于是便具备操作空间，破格通融，受贿舞弊，成为常事。因此，相权控制众官僚最直接的“武器”就是任免权。
言官由北宋到南宋的没落，也很有代表性。南宋言官往往和宰相勾结控制其他官僚。言官进言内容是否可行，倒是其次，而勇于直言本身成为“政治正确”。比如皇帝要罢免某人，便可先授意言官，上奏弹劾；遇到紧急事项，告诫言官不必提出。言官可以说什么呢？无非是“正确的废话”，言官进谏的策略是“抑言奖身”，敢于说胜过说什么。皇帝也乐得一个“从善如流”的美名，正像时人卫泾所言：“然受言之名甚美，用言之效蔑闻。”君主自以为控制一切，却造成了虚伪的氛围，上下相蒙，人心涣散。
刘子健在官员与胥吏的关系上，谈及根本性矛盾。儒家读书人崇尚君子、贬斥小人，儒家经典教人成为道德高尚的圣贤，但具体做事的经验却寥寥无几。儒家主张德治，然而现实状态还是要以法为本、以例为要，最终只能是以德治的精神来执行法令。
法律针对具体问题而来，想要判处纷繁复杂的案件，就要依靠不断积累的条法事类，这类似于“判例”的概念。官员审理案件，了解基本案情后，往往倾向于遵循旧例，这样不容易出错，引起争议也少，长此以往，便要依靠胥吏。官员本来就不熟悉刑名钱谷、田亩灾荒等法令，三年一任，更是对旧例成规，没有办法统统了解，于是必须依靠本地胥吏，不怪乎时人讥讽“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说的就是本地人世袭盘踞胥吏之位。
按部就班，遵循惯例，相互推诿，官官相护，这便是包容政治的氛围。谁都怕出错、谁都不承认错，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满朝皆是好人”，假如出错，也是皇帝的错，或者皇帝用人的错，大家只是安稳度日便好。
包容政治盘根错节，祸福与共，若是承平日久，算是一种“死气沉沉”的稳定结构；可一旦遇到外来冲击，那么其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早已在墨守成规的惯性中消亡，失去希望。
南宋高宗《书七言律诗》
道统信仰有渊源
儒家道学或者说理学，经过南宋中、后期的曲折发展，最终确立了自身正统地位。关于理学的研究甚众，刘子健则从宗教信仰的角度，进行探究和讨论。
中国古代“教”的观念，指一切应该信服实践的教导，包括崇拜神的宗教、代代相继的传统、文化延续的信念，也包括不以超世神为主的信仰。因此，中国的信仰体系呈现复合状态，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社会的礼教、团集的崇教、别教、大众宗教。前两类并非西方文化所定义的“宗教”，但是中国人信服极深。
礼教是关系行为和仪式规范，是大家对于习俗和制度的信仰，没有超世神，但约束着众人的生活。崇教则辅助礼教，家庭团体要祭祀祖先，职业行会要祭拜“祖师爷”，核心就是将过去的人、当地的人、重要的人加以神化，当成神来崇敬。
自古以来，中国多有宗教信仰，然而无论佛、道，都没有排斥礼教、崇教，为了信仰传播，反而尽量沿用复合方式。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窥见到这种叠加状态——各式宗教在中国本土化之后，都不免染上华夏色彩，归根结底是人们用自己的生活模式来接纳某种宗教，而不是宗教全然赋予生活意义。
在此意义上，理学具备宗教信仰的特征。首先，朱熹卷入政治纷争，起因于韩侂胄和赵汝愚的争权。宁宗即位后，赵汝愚被道学派赞许，韩侂胄拉拢不成，于是诋毁赵氏吸引朋党、培植势力，随后，韩侂胄以伪学、逆党之名，打击理学众人。此次庆元党禁的处罚不算严苛，朱熹等人被贬谪各地，史籍记载此事，很像被迫害的圣徒经历。实际上，这些人的远走也确实造成了理学声名的传播。
其次，理学的门人师友喜欢讨论学问，在地方上创办学校，排定功课日程，重视经世致用，在乎具体的体验和实践。于是，他们也在生活上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织乡约以及公共福利，鼓励在本地建立祠堂，祭祀与本地有关的道德高尚之人。
朱熹本人非常推崇礼教，强调用礼来节制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他的日常衣冠都有规定，一望便知是道学先生，他认为读书便是“维持此心”。这些生活方式再加上讲学、静修，确实非常类似宗教徒的生活。
再次，朱子学派对道统有特别追求，肩负接续传统、保存国粹的目标。在金人占据北方后，南宋格外需要文化正统性，以汉抗夷。朱熹追溯韩愈旧说、北宋五子，企图建立一套体系，对抗佛、道，将宇宙看法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使人们的全部所思所行都有永恒的意义。
朱熹生前主张的正统性，最终在南宋垂亡之际得以实现。理宗昏庸，却要用道统理学收拾人心，以至于忠于宋朝的儒者，在蒙元一朝多有不仕之人。理学在宋亡之后，反而在社会各方面推动起来，奠定了儒家笼罩全盘的局面。
回到历史现场，其实朱子学派看不起科举“时文”，也对官僚制度感到不满，他们在朝为官，往往急流勇退，不希望自己同流合污。面对黑暗的环境，大体上有两种态度，一则躬身入局、力主改革，一则以退为进、明哲保身，而朱熹等人在后一种倾向下，仍希望通过自身的道德力量，唤起他人的觉悟。从事实看，这只能是儒者一厢情愿的期待。
“匹夫而为万世师，一言竟成天下法。”儒家理论与士人儒生的生存位，多体现为当政者的包容式笼络和装潢——名义上尊崇儒者，甚至给予高官厚禄，而实际上切要的军国大事却我行我素。南宋理学的发展脉络，正是这种现象的绝好例证。
刘子健认为：“皇朝权力，并不真要实行儒家的学说，而儒家的思想权威也始终不敢对皇朝作正面的对抗。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中国专制历史，正统也罢，道统也罢，绝大的失败。”这便是儒家与政治的深刻内在矛盾。儒家、儒教是国家的理论权威，但又依附、支持和凭借政治权力而存在，依附权力又要保持卓然之姿，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悖论。（本文原载《北京晚报》2024年7月5日第2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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