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即将在北京开幕。围绕古典学与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的发展历程、如何发展中国式古典学等议题，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了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分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小枫。
“古典学不是一门象牙塔里的学问，因为古代经典不是在象牙塔中产生的，其中包含大量实践智慧。”刘小枫指出，21世纪的中国学术若要有所成就，涵养未来中国学术的底气，必须深入掌握西方传世经典，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中国传世经典。
中新社记者：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刘小枫：西方的古典学专指古希腊罗马研究，具体在四个方向展开。首先是古典语文学，即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研究，具体落实在古籍整理和文本校勘，这是西方古典学的基础；然后是古希腊罗马哲学、文学和史学三个方面的研究。
中国研究古希腊哲学的先驱是陈康先生，他在20世纪30年代留学德国，40年代初获博士学位归国，将当时新康德派的古希腊哲学研究取向引入中国，起点很高也很专业。他在抗战后期带出的弟子中，学术成就显著的是后来执教于北京大学的王太庆教授和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的苗力田教授，他们的成就主要是翻译古希腊哲学原典。
中国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先驱是罗念生先生，他曾游学美国和希腊，20世纪30年代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50年代后期转入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罗念生先生翻译古希腊文学经典成就斐然，对引介古希腊罗马文学厥功至伟。
新中国成立后，曾派出屈指可数的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古典学，而学成归国者更少，后来作出卓越贡献的仅王焕生先生，另一位是陈洪文先生，他若非过早离世，也会卓有成就。
史学方向的展开在新中国成立后，先驱人物有两位。第一位是自学成才的林志纯先生（笔名“日知”）。严格来讲，他展开的是世界上古文明史研究，尤其注重翻译积累文献，古希腊罗马史仅是其中一部分。日知先生在东北师范大学任教，改革开放后虽已年近七旬，仍借助研究生制度培育新秀，形成了难得一见的学术传承。
第二位是王以铸先生。他是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但对开拓古希腊罗马史学的贡献，迄今让后学感念。王先生早年考入北京大学，他告诉我，当时北京被日军控制，他受不了日伪统治下的北大，就退学了。新中国成立后，王先生利用编辑工作之余做翻译，改革开放后再度发力。
此外，水建馥先生也是出版社编辑，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后与罗念生先生一起编撰了《古希腊语汉语词典》。张竹明先生是学俄语出身，但他拜师自学希腊语和拉丁语，改革开放后翻译古希腊文学作品，成就引人瞩目。
值得一提的是杨宪益先生，他早年在英国牛津大学曾专研希腊罗马文学和法国中古文学，回国后的主要成就是将中国古典文学经典译成英文，在古希腊文学经典翻译方面也独树一帜。
我在20世纪90年代转向西方古典研究时，中国的西方古典语文学几乎是空白，仅有肖原先生的《拉丁语基础》，这是单纯的语法书，不涉及古罗马文史和经典作品。2003年起，我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开设西方古典语文课程，先是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各上一个学年，每周6学时，自己编写教材；之后古希腊语上了三个学年，古典拉丁语上了两个学年，不断修订教材。我期望将语文（语法）知识与文史知识和经典阅读结合起来，于是有了《凯若斯：古希腊语文教程》（2007）、《雅努斯：古典拉丁语文读本》，前者在2013年增订再版，后者迄今还在抽时间修订。晚近十多年来，各种或翻译或编写的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教材已经出版不少，但与文史知识和经典阅读相结合的仍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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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却历经3000年传承，未曾断绝。唐诗宋词、《诗经》《史记》......这些如星河般繁盛的古文经典是一代代中国人血液中无法抹去的存在，也是它们，塑造无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国民性格.
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意在强调诵读《诗经》的重要性。
然而，在消费主义和享乐思想统治的当下，我们只顾着追求眼前的欢愉，忽视对自身内涵的培养。以至于在和其他人交谈时，我们苦于腹中墨水不足，只能使用一些十分浅薄的词语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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