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应镠（1916年11月4日—1994年7月25日）
程应镠先生曾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向来以史学名世。随着岁月的磨洗，他的作家那一面影已鲜为人知。最近问世的《程应镠文学文存》，为他的这一身份留下了雪泥鸿爪。
程应镠出身于江西新建号称“一门两督抚”的官宦世家。七岁入家塾习学《诗经》、“四书”与《左传》，而后进读《古文辞类纂》，自忆“一些经史子集的知识，都是从这部书得来的”。十四岁，赴南昌改受新式教育，课余沉迷俄国小说、古典诗词与《世说新语》《论衡》等古籍。高中阶段热衷“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先迷上郁达夫的小说与散文，最终为沈从文所吸引，做一个像《边城》作者那样的作家，萦绕着他的梦思。
一、想得燕京读书日
1935年秋，程应镠考入燕京大学，民族危亡已迫在眉睫，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由美国主办的燕京大学，校园氛围相对宽松，学生文学社团与艺文刊物蓬勃多元。他既忧心时局，又醉心文学，同时投身于学生运动与文坛活动。正如他在《略论燕园文坛》里说：“跟着伟大的一二·九运动，燕园作家坚强地踏上了民族抗战的路。”
程应镠的文学创作始于1936年，作品不时登上燕园与平津的文学报刊。他先后用过徐芳、流金、沈思、旒珍、仲思、况自等笔名，流金用得最多，也最为人知。每个文学青年都做过诗人的梦，他也最先以新诗而知名燕园。
1936年初，程应镠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参与救亡活动同时，也参加了北方左翼作家联盟。燕园近五十名文艺青年成立“一二·九文艺社”，他作为负责人主持社刊《青年作家》。为争取名作家加持，他作为代表往谒仰慕已久的沈从文，从此维持了终生的友谊。《青年作家》聘请沈从文、萧乾、林徽因、陆志韦、陈梦家、闻一多、曹靖华、孙席珍、杨刚、齐同（高滔）、谢冰心、郭绍虞等三十人为特邀撰述人，沈从文为创刊号撰写了《对于这新刊诞生的颂词》。
这年春夏之际，程应镠与同学王名衡（笔名天蓝）筹建“大学艺文社”，社员均为燕京大学等北平诸高校与浙江大学的学生。5月1日创刊《大学艺文》，仅出一卷二期即因经费而终刊。
这年夏天，清华大学创建北方文学社，程应镠代表燕京大学“一二·九文艺社”与“大学艺文社”参加了成立大会。他在燕大订交而后来知名的作家有宋奇（即宋淇）与天蓝等。1937年2月，他邀集宋奇、夏得齐（即周游）与葛力在《燕京新闻》上创办《四人行》专栏，每月一期，由四位加盟者轮值编辑。专栏共出四期，另出三期增刊，因抗战爆发而中断；他编了第二期与5月的散文增刊。
程应镠有《略论燕园文坛》，对燕园文学作鸟瞰性评论，最后疾呼：“把眼睛看一看。世界，人物，自己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从事文学的人，绝不难找出自己所应走的路。我们需要真实的作品。”他在《对作家间新的运动的一种看法》里揭出自己的文学主张：“以真实的事作骨干，而寄以作者自己的理想，心匠独运，成而为文，这类作品，我们似嫌太少，而我们所需要的却是这一类。”
燕园时期是程应镠文学生涯的发轫期。他怀揣着作家梦，尝试各种文体，以故乡旧事与个人感怀为中心，以散文与小说为主打。小说《秋收》《荷姑》《吃新》《扫墓》都取材于故乡见闻，颇有沈从文乡土小说的韵味；其中《玉石井的风波》传奇而凄美，初具自己的特色。他感悟到文学应该关心民族的命运，也有类似《从北平到百灵庙》那样报道察绥抗战将士的成功之作。但燕园文学毕竟只是他的啼声初试，可借其诗句“尚余春梦足清谈”作为概括。
二、南北此心系烽火
1937年的卢沟桥炮声，让程应镠深切感受到自己的前途与民族的命运从此彻底改变。这年，他颠沛流离，在武汉大学借读期间与赵荣声、刘毓衡（即陈其五）创办了名为《活报》的刊物，将文学活动与抗战烽火自觉联系起来。12月，他北上山西，进入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任宣传员，负责编印战地油印报，同时在汉口《大公报》副刊上发表关于八路军的报道、散文与小说。1938年夏初，他前往延安，随即奉命南赴武汉，办理火线通讯社登记事宜。待命期间，他结识了臧克家。
南下流亡，山西抗敌，延安行历，闾里闻见，程应镠的文学创作刻画了国难当头时的社会众生相。他写了《流亡之一页》《陕行杂记》与敌后抗日、故乡蒙难等系列作品，以《汾水的西岸》《夜行》《黑夜的游龙》《姑射山中的风雪》等报道最具社会影响。1938年3月13日，《大公报》记者陈纪滢有《寄文艺战友——流金》，对他的战地报道大为推许：“姑射山中行军的一段很雄壮，这也是你个人历史创造的首页，我盼望从这页起，一页比一页好，不再写姑射山，汾水，风陵渡！而重写吕梁山，平型关！”
创办火线通讯社受阻，程应镠间关赴滇，继续入读西南联大。联大学习之余，他与徐高阮、丁则良等创办了壁报《大学论坛》，作为论政论学论文的公共阵地，成为联大壁报的靓丽风景线。沈从文时正执教于联大，师生过从远较燕大时频密。程应镠课余坚持写作，昆明、重庆、香港等报刊文艺副刊频频可见他的散文与小说。因沈从文推荐，他从1939年5月起为昆明《中央日报·平明》副刊撰稿，其《澄江小记》颇受凤子的赞赏。与此同时，他受沈从文之命编辑《平明》副刊，组稿对象包括汪曾祺与袁可嘉等。1940年6月1日，毕业在即，他在《平明》上刊载《告别》，交代了投稿与编辑的经过：
去年五月十八日，《平明》创刊后一期，我即为《平明》写稿。十月底，帮忙凤子先生编几个特刊。十一月底凤子先生去渝，至今年四月，我又帮孙毓棠先生看稿，四月以后，我始正式负编辑之责，至本月底，为时不过两月。此外，《星期综合》自二月创刊，是一直由我编着的。总计，我和《平明》的关系，共一年又十三日，先后编过散文、翻译、批评与介绍共三期，《星期综合》十四期，《平明》两月。
联大时期，他的散文创作与纪实报道依旧围绕着抗战主题。散文《乡思》仍以故乡为题材，刻画了异乡游子与故里老人遥隔数千里的互相思念，双方异地的情景切换，行文清隽而凄美，情感细腻而真切，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5）《散文卷》。《夜行》描写八路军夜行军，调动了他在山西亲历的素材，经沈从文笔削，先刊于其主编的《今日评论》文艺栏，后英译转载于《大西洋杂志》传播海外。
1940年夏，因沈从文之介，程应镠编选了近作《一年集》，列入章靳以主编的“烽火丛书”，1942年由烽火社在重庆出版；其后又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编入“文季丛书”，1949年初在上海再版。《一年集》收散文十三篇，着力书写了这场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悲欢离合。姜德明在《流金的〈一年集〉》里说：“书为战时流离之作，甚至是一气呵成，读来很有感染力。”他还指出：“《一年集》是一本抒情意味浓郁的书，也是一本文笔质朴，充满了抗战气息的散文集，尽管书内没有一篇是直接写战争的。”其中写故乡的篇什，“乍看这一组散文，不过是写静止的故乡和亲子之情，实际笼罩在人们心头的仍是那场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这不是一般的伤离别情”。他的结论说：“在我们的抗战文艺史中不应任它湮灭掉。”在《程应镠的散文集》里，倪墨炎从文学角度评说：“作者的文字优美而不艳丽，清秀而不平淡；不论写景还是叙事，都富于抒情色彩。”他还点明了程应镠散文个性的来历：“沈从文始终是他敬重和追慕的老师，几十年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的散文，总觉得和《湘行散记》《湘西》在血脉上有相通之处。要说他的散文的个性，恐怕也要从这里说起。”
联大时期，程应镠依然耽读旧体诗，对中国古典诗歌独具体悟，发表了《门外谈诗》。针对西洋将诗两分为叙事与抒情的说法，他提出中国诗应该划分为说理的、言情的与写景的三类，力主说理诗同为中国诗最宝贵的部分。针对聚讼纷纭的唐宋诗分野，他认为，唐诗“充满了音乐的快感”，宋诗则“给我们一种图画的鲜明”，唐宋诗区别“一个是身在其中，一个是身在其外；一个令人近乎沉醉，一个令人近乎清醒”。他强调，诗的艺术，“一为言语的艺术，一为文字的艺术”，而“从《诗经》以至唐诗，是从运用言语入诗到运用文字作诗的阶段”。对这篇诗论，诗歌翻译家许渊冲在《续忆逝水年华》里大为推重：“其中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从中可以看出流金的综合能力和分析能力，他也像唐人一样对人生和世界能看其全了。”
抗战前期是程应镠文学生涯的成熟期。南北烽火，勇赴国难，所见所闻，刻骨锥心，为文学写作积储了感人的素材；燕园时期觉悟的文学创作与民族命运之关系，这时才有笔与火的实践；重返西南联大的复读岁月，让他既有反刍咀嚼这些经历与题材的余暇，也获得了文学活动的人脉与平台。这些正是他在纪实报道与小说、散文等领域写出最好作品的原因，倘若用他的诗句作提炼的话，那就是“哀时俱作不平鸣”，这也契合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
三、血写文章论本原
1940年夏秋之际，刚从联大毕业的程应镠就应原燕大同学、中共地下党员赵荣声的召约，前往河南正面战场，在驻军洛阳的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任职。他对抗战前线的国民党军队深致不满，一方面以旧诗抒写家国之感，一方面写小说、散文与时论投寄前线与后方的报刊。
1941年3月前后，程应镠为第一战区干训团开设文学讲座，讲俄国文学，着重讨论屠格涅夫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约略同时，他刊发了《论目前文学五事》与《展开北战场的文艺运动》。前文讨论了新文学与抗日战争及民族精神的关系。后文立足抗战的地域性差异，强调现实题材的真实关键在于：“有爱憎，便有真实。题材之真实与否，便看有没有真实的爱憎。”
1941年5月起，程应镠创作长篇小说《京儿与小庆》，部分章节交《北战场》先期揭载，成为幸存的部分。他致友人短笺说：“此小说已述及未述之事与人物，与余均有深厚爱情”，并自许“作书者之真挚情感或可掩文字之未及”。
1942年10月，他移职第一战区政治部秘书，组织《北京人》剧团，主持排练与演出曹禺的《北京人》，岁末年初在洛阳连演二十天。次年2月，他在《阵中日报》刊出了《〈北京人〉的悲剧精神》，可视为他的《北京人》导演手记。他比较《北京人》与《雷雨》《日出》《原野》后指出：“曹禺先生的作品，都是悲剧，而只《北京人》里的人物，充满着悲剧的精神”，并与众不同地认定：“《北京人》在这一意义上，就超过了作者其他三个作品。”《北京人》的热演招来了军中反动分子的敌意，当准备排演《蜕变》时，就造谣说他是共产党。眼见陷害将至，他被迫重返西南。
1943年8月，程应镠辗转贵阳，担任清华中学国文教师。他一边为大后方的报章副刊续写散文与时论，同时倡导成立了清华文学会，确定“爱与创造”为会训，筹划了文学系列讲座，亲作关于屈原的学术讲演，其他人讲诗人歌德、童话与杂文等专题。次年9月，他移居昆明，仍寄望于清华文学会的发展，捐资千元作为会费。
寓居昆明期间，程应镠任教于云南大学，接续与沈从文的交往，与闻一多、吴晗的关系也趋于密切。他与闻一多论诗，借阅其《楚辞校补》手稿。闻一多告诫他要读《说文》：“不论治史，或是研究古代文学，都要一字一字地认真读一遍。”程应镠写的《“一二·九”回忆》等都交由闻一多刊于云南民盟刊物《民主周刊》。他在昆明时期，小说锐减而时评激增。散文除纪实性的《北方五篇》取材于河南军旅，在《心声》《新生》《我说》等系列散文中议论性与思考性明显加强，鼓吹政治民主与思想自由成为主导性倾向。这与抗战后期大后方民主浪潮的高涨固然有关，但闻一多的作用也不应忽视。
1945年，沈从文主编《观察报》副刊《新希望》，日常编务委托给程应镠，直至抗战胜利。他邀约钟开莱、丁则良、王逊、冯至等师友为撰稿人。闻一多认为这一副刊脱离政治，不太赞成他参与编务。他在政治上偏向闻一多，在文学上追随沈从文，一度试图调和他俩的关系。1946年7月，闻一多惨遭暗杀，他前往吊唁，传闻自己也上了黑名单，便仓皇离滇，返乡避难。
1947年2月，程应镠抵沪，执教海上高校，结识了孙大雨与戴望舒，与诗人臧克家、散文家碧野也有交往。他的小说创作完全中辍，纪事或抒情的散文也急遽减少，更多改用杂文、时论等体裁，激烈抨击与辛辣讽刺国民党的和平阴谋与专制统治，呼吁民主与法治，表明“和人民共在”的政治立场。《帮忙与扯淡》《痴人说梦》《论持久和平》《停战乎？和平乎？》，仅从篇名就不难领略其匕首与投枪的战斗风格。1949年5月末，《展望》特刊上的《欢迎人民解放军》成为其时论的终篇。
整个四十年代，是程应镠文学生涯的延续期，其中又分河南、西南与上海三个时期。河南时期，他身处正面战场，苦闷于难有作为，小说突破了故乡题材的局限，纪实仍取自前线见闻，但都贯穿着忧心家国的主题，可用其诗句“忧国情怀总未休”来论定。西南时期与上海时期虽然跨越抗战与内战，作品却呈露出共同的主旨，即抗议当局镇压民主运动，希望迎来一个全新的世界。“斗争文字疾风雷”是对这两个时期文学生涯的自我鉴定。
四、敢话平生说故吾
鼎革以后，除偶作怀人忆旧的散文外，未见程应镠创作或刊布过纯文学作品，这与他主动转向学者的角色大有关系。然而，其现存旧体诗创作最早作年是1935年，最晚是1988年，前后逾半个世纪，大多数年份都有作品。他题赠诗友说：“老去峥嵘尚有诗”，不啻夫子自道：旧体诗词才是伴随其一生的文学体裁。
程应镠曾追忆龆龄以来的学诗经过：发蒙就学对对子，从小就欢喜中国诗；十几岁在一位堂叔祖指导下读《剑南诗稿》，很多七言律诗都背得出来；在燕园时对陶潜、杜甫发生兴趣。对他深有影响的诗人还有屈原、阮籍、李白与黄庭坚等。从二十岁起，他就耽于旧体诗创作，兴之所发，情之所感，见诸吟哦，发为诗词，已构成其生活的一部分。他的旧诗总体上学宋诗，风格清丽隽永；诸体中最擅七律，对偶熨帖，好用叠字，工稳中见流动。
程应镠很珍视自己的旧体诗，很少刊出，一般都抄示师友。据1977年徐中玉来函说：“兄诗清切有味，娓娓动人。十余年来，屡蒙抄寄，虽经巨变，篋底幸略有存者。”可证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乃至巨变期间，他仍将诗作抄赠挚友。私下传抄与友朋唱酬正是旧体诗流播的习见方式。
程应镠的旧体诗创作，有两个时期尤其值得关注。第一个时期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前期，不仅数量可观，艺术水准也臻于上乘。其中尤以七律最多佳作，句法诗风颇似陆放翁的平易清隽，家国情怀更近杜工部的悲壮沉郁，《出蜀有感》《西京病后闻歌》《北邙》《三年》《岁末怀旧游兼呈高阮悌芬》《书愤》《到汉口吊一多师并念滇中师友》《寄高阮宗瀛上海》等，都堪讽诵而足以传世。古风也有不俗之作，《寄弟渝州》在去国怀乡之际思亲忆弟，结合经行的山川形胜与难忘的军旅生涯，有感于时事乖舛而浩气郁勃，长歌不绝，一泻幽愤。全诗流宕转圜而一气呵成，风格类似李太白；表达的壮志难酬与忠愤忧世，感慨追步杜少陵。
第二个时期是1976年以后的晚年。饱经沧桑，阅尽人世，渐入人生的晚景，但随着改革开放，他老骥伏枥，壮心未已，在迟暮之年迸发出璀璨之光，旧体诗词也进入词章老成、健笔纵横的境界。其中《闻一多先生殉国三十周年》《莫干山归来赠徐中玉》《友人问疾诗以答之》《示儿》《刘春退居二线》《七十书感》《答问近状》《雪后初晴》等，都是诗中上品。反思往事时，既有对早年“移山事业成诸夏”与“白头争说少年游”的豪情与慰藉，也有对壮岁“艰难岁月天难问”与“七十无成剧可哀”的感愤与遗恨。面对当下时，既有“十年动乱思初治”与“梦中犹喜问前程”的喜悦与祝祷，也有“好书可得时时读”与“文章又见流传日”的珍惜与快慰，更有“报国谁知白首心”与“欲为神州赞禹谟”的雄心与奋发。瞩望将来时，既有“半世艰辛念太平”与“昇平歌舞几人醒”的期盼与警觉，又有“忧余七十犹心悸，梦里仍惊下坂车”的担忧与心悸。总体说来，虽有感叹，但乐观昂扬，“寂寞秋花晚照明”，“日色穿窗照眼明”，貌似即景抒情，实为写景述志。
对程应镠晚期诗作，作为终生的学友与诗侣，熊德基的评断值得重视。他致函称赞说“近年诗越来越好，真是诗到晚年工”；激赏《友人问疾诗以答之》“含蕴深刻”，而“中间两联都极好极好！‘得失久谙关世运，荣枯每惧损天真’，非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不可能有此名句的！”
程应镠继承了传统学者兼文人的流风余韵，以旧体诗抒发幽独的性情，书写生活的感兴，记录亲身的遭际，反映时势的变动，维系真挚的友谊，遥寄思念的亲情。陈寅恪认为：“中国诗与外国诗不同之处，是它多具备时、地、人等特点，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可以用来研究历史并补历史书籍之缺。”这一论断也适用程应镠的诗词。他的诗词在思想内容上具有双层价值。一是个人史的价值。他通过诗词真实记述了自己思想、生活和心路历程，读其诗想见其为人，可藉以了解其一生的坎坷曲折与喜怒哀乐；二是时代史的价值。即如其在《自录诗草后记》里所说，“其中颇有与时事有关者，即友朋答赠的篇什，也可见交游”，某种程度上也是他走过时代的投影与折光。
1949年以后，程应镠把重心从文学转向学术，但此前的熏陶潜移默化地渗入他的研究。首先，在他的断代史研究中，文学成为重要的内容。他治魏晋南北朝史有《玄学与诗》，对两者互动与渗透自有独见；在宋史领域有《论林逋》与《书王荆公〈明妃曲〉后》，从历史人物的诗歌切入，揭示其幽微的内心世界，与旧体诗词的创作实践也有割不断的关联。其次，文学创作中形成的叙事风格直接影响了他的历史写作。他的《南北朝史话》，从剪裁安排来看，灵活多变地使用了顺叙、倒叙、插叙和错出、互见、呼应等方法，这与他从事过小说写作显然有关。他的《范仲淹新传》堪称诗人写史的典范之作，笔端常带感情，行文隽丽凝练，既有历史的理性与深刻，又有文学的激情与技巧，融史学论著的严谨与传记文学的优美于一炉。熊德基评价为“用文学笔墨，写生平交游”；周一良推赞他“文字清新活泼，引人入胜。尤其穿插大量诗句，而叙友朋关系，烘托传主，更觉形象丰满”；这些也都得益于他的散文与旧体诗创作。最后，他的文学生涯贯穿了报国忧民的淑世情怀，这种情怀照样浸润在他的《范仲淹新传》与《司马光新传》中，他自称“对这些人，我总有点偏爱”，与文学生涯的寄托一脉相承。当然，这不能纯粹归于文学生涯的感召，还与他一以贯之的精神崇仰有关。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大潮里，程应镠的文学活动不过是一朵浪花；然而，任何浩荡巨流不都是一朵朵浪花汇成的吗？惟其如此，结集他的文学作品，回顾他的文学生涯，对立体还原他的多姿人生，对深入认识他的文化劳绩，乃至对全面研究现代文学史与知识分子史，都是富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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