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学记》
黄仕忠 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4年10月
作者简介
陈定方，广东学而优书店创始人。曾任花城出版社编辑、《随笔》杂志编辑。现为五行针灸治疗师、花精疗愈师。
学者应当有两支笔
——黄仕忠《进学记》序
人生是一个进学的过程。黄仕忠这本《进学记》，记录了他从读书求学、访书问学到指导学生的一些人和事，从中也可以窥见一代学人的人生历程。责任编辑希望我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为此书作序，读着仕忠的文章，我也渐次打开记忆的闸门，就借此机会，说一些回忆和感受。
一
我本科在西南师范大学（后与西南农业大学合并，更名为西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三年后，有感于专业基础不足，我放弃教职，报考研究生，在1987年秋天进入中山大学，师从李新魁教授学习汉语史，专业是汉语音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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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陈定方与导师李新魁教授和师兄麦耘在香港参加学术交流时合影
黄仕忠比我早一年到中大。他在杭州大学中文系读本科、硕士，毕业后留校教了一年书。虽然已在《文学遗产》《文献》《杭州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过论文，但自觉学识尚浅，若久滞一地，眼界便会受限，所以想再作深造。他的专业当时只有王季思先生招生，就考来了广州。
我们俩在本科同学里年纪偏小，都属于“听话”的那一拨，平时只想着怎么把书读好。同时在家里都排老幺，父母身体健康，上有哥姐，所以可凭兴趣做自己想做的事。不经意间，我们离家越来越远：我从蜀水（成都）到了巴山（重庆），又来到羊城；他从西施故里（诸暨）到了西子湖畔（杭州），再南下珠江水边，缘分让我们相逢于康乐园。
1980年代后期的中大，学风甚好，导师认真教，学生勤勉学。研究生阶段的同学，不少是从本科直接读上来的，在工作与深造、做学问与走仕途之间摇摆，不免有“选择的焦虑”。我俩因为有过工作经历，目标早已明确，所以每天只是读书做笔记，拟题写文章，听导师讲授指点，与同学交流心得，专注学业，岁月静好。
我俩的专业，一个是语言，一个是文学，就像巴山蜀水与会稽山阴，似乎相隔甚远，实际上又很相近，因为都是做古代典籍的相关研究，他的研究对象，也是我的研究材料，二者互为表里。语言学是一门传统而现代的学科，强调实事求是，力求得出“科学”的结论；文学则属于古老而前卫的领域，需要张开想象的翅膀，面对复杂的人性，鲜有定论。我们很少就对方的研究本身作讨论，只是分享各自对学术的理解和导师的趣事，印证老师们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理解与评价，又或是交换师长的相互看法，倒也蛮有意思。
黄仕忠于1989年夏天毕业，留校在中大古文献所任职。次年夏天我毕业时，未能留校。当时有去行政机关和出版社几个选项，我去了花城出版社，以为在这样的机构，或许有继续做学问的机会。我先在古典文学编辑室，两年半后转到《随笔》编辑部，再一年半后，因偶然的机缘转向图书批销，从此断了做学问的念想。
二
1990年11月，我和黄仕忠在广州结婚。既无婚纱照，也未办婚礼，把碗盏瓢盆合在一起，就是成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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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定方与黄仕忠结婚时在新居书柜前的合影
90年代初，正是全民经商热潮兴起的时候，“学问无用”之说渐起。不过这些好像和我们没关系，我俩从来不曾有过经商下海的念头，也不觉得自己是做生意的料。虽然收入不多，但两个人挣，两个人花，也没有太大压力。编辑工作安定，只要认真细心便好，不像做学问那么“烧脑”，收入比在大学当老师还高些，其实很适合我。
黄仕忠在古文献所，不用坐班，不用上课，每天编校古籍，撰写论文，也是悠然自得。他认为自己平生喜欢的，就是读书做学问，而今不但每天有书可读，而且每月还有工资可领，这已经很好了；至于学问有用或无用，在未做成之前，是没资格置评的，何况在大学里，总归还是要讲学问的。所以他不仅安之若素，还觉得自己的进学经历是在杭州和广州，学术的中心则在北京，应当去亲历体会一番，才算完整。
那一年，教育部开放了人文学科的“博士后”流动站，黄仕忠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北大袁行霈先生。袁先生咨询后，遗憾地告知，只有应届毕业的博士才有资格，那时黄仕忠博士毕业已经三年，职称是副教授。但他这个人，一旦认定了目标，便是非办成不可。再咨询有关部门，得知可以申请做访问学者，于是在1993年秋到1994年夏，他赴北大跟随吴组缃先生访问学习了一年。正是在这一年，我的事业也发生了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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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陈定方在《随笔》做编辑时向冰心约稿
1993年10月，诗人顾城去世。我大学低一级的学妹兼好友，是一位新诗爱好者，她从海外带回许多关于此事的纵深报道。我们合作编成一本书，题为《朦胧诗人顾城之死》，交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希望赶在11月首届“南国书香节”上发行。但以当时社里的出版流程，不可能在一个月内赶出来，社长建议我走“非常规”流程，由我们具体操办了此书的编辑、校对和印刷发行，才赶上了时间。这本书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借此机缘，我们合作注册了一个公司。
半年多后，1994年6月18日，因偶然的机缘，我在广州市图书批发市场租下了一个位置不错的档口。只是刚签约，我就得去编新一期的《随笔》。五天后，仕忠结束在北大的访学回到广州，才知道这件事。那时他一个月的工资才够两天的铺租，但他二话没说，第二天就去打扫铺面，粉刷墙壁，搬书开张，成了我的第一位“员工”。我则在编完稿后，设法向亲戚朋友借了一笔钱，交上了“两按一租”铺面费用。在我去档口时，对面的老板娘对我说：“你家那个戴眼镜的马仔很不错，很勤快、不偷懒。”只是他才帮了不到十天，就因急性阑尾炎住了院，“牺牲”掉了他的阑尾，不过这已经让我赢得时间窗口，得以安排好有关事宜，从此正式进入图书批发行业。
但是既要组稿、编稿，完成出版社的任内工作，又要管理一家新开张的公司，这个公司每年还要向出版社交管理费，我实在忙不过来。也想过让店面员工承包经营，但他们不敢承担经营责任。而这个时候，公司已经产生债权债务，我也不能一走了之。于是从1996年元月一日开始，我正式办了当时颇为流行的“留职停薪”手续，专心经营公司，并在当年秋天，开办了第一间零售书店——学而优书店。
回想起来，他说要去北大一年，我一点也没觉得诧异，就让他去了；我签下这个档口，他说签都签了，那就做吧。他后来才说，其实不无担心，只是觉得这是我的选择，也是我的机会，成与不成，试过才知道；哪怕亏了，只要及时收手，大不了苦上两年，总能还清的。我的很多重要决定，大多是源自我的直觉及偶然的机缘，他通常会提出意见或建议，却从来不曾反对。——事实上，对他的选择，我也是同样支持的。
三
留校任职的前十五年，仕忠的工作较为清闲。我曾与他讨论过，是否可以像有些老师那样兼着炒个股之类，他笑而不接。其实哪怕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想过“炒更”（打短工兼职），更不要说炒股了。按他的说法，要保持一份静气已是不易，一旦沾染外面的气息，再想静心做学问，就难了（正如我一样）。
另一方面，他的兴趣很广，并不会一头钻进故纸堆里就不出来。他的博士论文做《负心婚变母题研究》，上溯到《诗经》时代，下延至现当代文学，结束于1988年谌容的小说《懒得离婚》。他不仅着眼于文学本身，也关注当代社会中的婚变事件，且有感于大学生和返城知青的婚恋所遭受的舆论压力，展开文学社会学的研讨，对妇女解放、婚姻道德等现实问题也提出了独到的看法。以传统学术为基石而又十分关注当下，或许正是这代学人的特色吧。
1998年，他应邀为江苏文艺出版社编选了一本《老中大的故事》，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发掘诸多鲜为人知的文献，进而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变迁和院系调整等事件，有新的感悟。他曾考虑过将来有机会要做一做这个题目。
在90年代的“文化热”中，他从区域文化的角度，观察广东的改革开放，解释广东“先行一步”背后的文化因素，在《羊城晚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广东人的“文化品格”。这组文章以散文的笔触、独特的视角、严密的逻辑和简洁的文字，受到了读者的肯定，有多篇文章被《文摘报》摘要转载。但当朋友们鼓励他趁势而为，往风头正劲的文化散文一路发展时，他却又回到了自己的老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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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的学而优书店
对我办书店这事，他也很感兴趣，认真分析了学而优书店得以快速成长并走向成功的原因，饶有兴味地从中体悟“市场经济”及其包含的“物竞天择”的涵义，考察“二渠道”这条“鲶鱼”所起的作用。他也喜欢听我讲书业界朋友的故事，他说，将来有机会时要写一下90年代中国出版业的故事。
在我的图书批发门市刚开张的那段时间，我心里没底，问他到底是赚还是亏呢？他盘算了一下“流水”，说应该还是有得赚的。我说那就可以了。之后我的业务快速发展，他却又从旁观角度，认真地做着“学术探讨”，认为我在普遍缺少“诚信”的社会背景下，做事踏实，讲究信用，因而赢得了同行的信任，获得许多资源和合作机会；读书、教书到编书的经历，又使我对好书有着某种直觉，出手较稳较准；虽然“在商言商”，但图书毕竟不同于一般商品，发行图书其实也是在传播文化，我们更多想的是怎么把事情做到最好，就像做学问那么认真，而不是只计算着怎么才能赚最多的钱，无为而无不为，这是学而优书店能够赢得读者青睐、获得某种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
这些分析让我很受用，不但因为这是比较真实的我，也让我对自己有了新的认知。像我这种算术很差的文科生，原本就不太会“计算”，把事情做好就行，这既是我的出发点，也是我的归宿。我自认为对于书业有着一定的使命感，只要不亏或者少亏，就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已经很好了。
他却又天马行空地引申到他自己的专业领域：在轻商的传统社会里，古代文人总把矛头对准商人，因为商人凭着“三千茶引”就可以夺走他们心中的女神，让穷酸们情场向隅、青衫湿透；再者骂商人不但没有风险，而且“政治正确”。延续下来，很多做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十分鄙视“充满铜臭”的商人，口不言“阿堵物”，殊不知商业活动和经济利益，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之一！
不仅如此，他还由此引申出文艺与娱乐产业的关系，觉得可以把市场竞争、市场准入、客户分级等概念运用到戏曲研究之中，来解读演剧相关的活动。有人把底层演剧与文人剧作对立起来，以为是文人“侵占”了艺人的舞台，他却从“把蛋糕做大”的角度得出不同的结论。这让他与单纯呆在象牙塔里的学者，有了一丝丝不同。
他自认是在做严肃而高尚的学问，但他并不认为在象牙塔里做学问就一定是高尚的。学问之事，犹如一枚钻石胸针，在兵荒马乱、食不果腹的时候，便是一块无用的石头；在经济发达、社会安宁之时，它的价值才会凸显。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轻视经商做实业、为政府缴纳税收、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家呢？
他又说，我们的书价太便宜了，因为大家只计算纸张及印刷的成本，从来不觉得写书人的“知识”有价值，才会嚷嚷书价太贵。问题是说书太贵的，还都是读书做学问的人，这其实是让自己的“精神生产”贬了值呢。
我赶紧制止他：这些在自己家里说说就好了，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讲，你会被口水淹没的，何况我们家本来就是开书店的！
四
黄仕忠其实是一个十分固执的人，连导师黄天骥先生也是这般觉得。因为他总喜欢对别人的话说“不不不”，而要说服他，则是难上加难。他在北大任教的同乡老友说：黄仕忠总要说得他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就不和他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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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王季思先生（中）、黄天骥先生（左）与黄仕忠
对这话我深有感触：仕忠喜欢寻根究底，书呆子脾气上来，每句话、每个字，甚至一个语气，都要如他的意，才肯放过。有时候兴冲冲告诉他一个想法，希望得到他的肯定，结果他往往来一个“其实你还可以如何如何”，当头一瓢冷水，搞得你兴致全无。
我有时说他刚愎自用，而且从来不肯认错。他却并不生气，辩解说，一个学者，需要有一点“刚愎自用”，才能坚守本心，如若不然，他便不是他了。世间滔滔皆如是，也不妨有那一小撮人并不如此。所以他甘居“另类”，因为他想的与做的，与别人很不相同。他自我解嘲说：这是诸暨人性格所致，硬碰硬，不屑取巧，无意捷径。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硕士生导师徐朔方先生就是这样，真可谓有其师必有其徒，所以我也只好随他了。
他认为自己很幸运，上大学时还不满18岁，不像他的许多同学那样被“文革”耽误了许多年，同时他又经历了在乡村底层的艰难岁月，早早就懂事了。他能考上大学，主要靠自学，在大学里，也能自己安排读书。后来读研究生，师承徐朔方、王季思先生，不仅受到系统的学术训练，而且接续了民国学风，从中感悟到学术与人生的关联。因为读书还算认真，基础也还扎实，平时总想着“另辟蹊径”，所以他很早就在专业上有自己的看法。他半真半假地说，岭南属“化外之地”，学术竞争强度没江浙高，生存不难；何况已辛苦太太开书店赚钱了，既然如此，也就无须在意世俗的眼光和管理方的要求，埋头做自己认定的学问就好。
他倒是很自信：真正的学问，一定能进入学术史，能够传承下去，必然是符合民族国家的利益，也是管理方所需要的，那么迟早会得到认可，从冷门变成热门；哪怕这些都落空了，只要内心坦荡，没有虚度光阴，也就不枉付出了。
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前十年，人们先是感叹学问无用，后来则又批评学界“浮躁”，他却对学生说：哪怕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是浮躁的，我们也应争取做剩下的百分之五中的一员。
古人有言，“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他“刚愎自用”地认为，要论真正的学问，仍得听学者的；学者的学问，源于个人的追求和自律，不是“管理”出来的。他的目标是做一个合格的学者，所以我行我素，甘愿游离于“主流”之外，坐了二十年“冷板凳”。另一方面，他又保持旁观者立场，努力站在历史的高度，持理性批判的态度，思考从大学教育、大学改革到学科发展的诸多问题，认识“学术”的本质，自以为有独得之见。不过在那时，这些都只能与二三素心人一说而已。
他所在的中山大学古文献所，在1983年成立时，是与院系并列的实体单位，但一直处于边缘，在新世纪初更被降为二级单位，差点儿解散，暂时挂靠在图书馆。他在2004年接过古文献所这个摊子，当时老所长退休，新所长调去北京，他只是副所长，就主动向校长要“官位”。校长很高兴，觉得此人自讨苦吃，说明是愿意做事的，就任命他做了所长（无行政级别）。他又去找主管文科的校领导，认真地阐发了自己对学科发展的设想，领导十分诧异地说：想不到黄仕忠你还是有一套想法的嘛。仕忠闻得此言，“呃”而无语，回来后与我叹息了一番。
此后，古文献所与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专业联合组建了“资讯管理系”，在保留研究所体制的同时，也从事教学工作。2009年冬，该系升格为“学院”，他辞去了系副主任职务，带着本所同仁，将教学岗位转到了中文系。至此，他才不用一次次向朋友解释，为何来中文系总见不到他，为何他的职位去了图书馆学专业。
2013年春，古文献所成立30周年，学校主要领导去看该所的成果展，颇有嘉许：近五年的学术成果甚是丰硕，不逊于本校的教育部重点文科基地；中文系当时所得六个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有两个半是该所教师承担的。
也是在这一年冬，他通过了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评选，进入到“主流”。此前他做了很多年的“四级”教授（教授最低级），只是他没怎么在意，因为四级也是“教授”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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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定方与黄仕忠
回顾这段进学历程，我们在各自的领域努力，也算各有所成。
感谢仕忠的支持，我的学而优书店，已经与广州的读者同行了30年，成为广州的一座文化地标，我个人也受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多次表彰，获得了一些重大荣誉，如2014年度的“国家出版政府奖”，而黄仕忠与学生以十年心力编校整理的《子弟书全集》，也只获得该项政府奖的“提名奖”。
仕忠却说，他得到的更多。
因为我和我的书店，让他在90年代商潮涌动时，仍能有一张安定的书桌。2001年春，他第一次出国，赴日本访学一年，致力于寻访日藏中国戏曲，邀请方给予的生活费相当于他的十倍工资，因为没有后顾之忧，他把这些钱都用于访曲的旅费以及复制资料了，从而得以开启一个新的学术领域。
他说到很多次与出版社接触，只要自报家门是“陈定方的先生”，便得到刮目相看。他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子弟书全集》，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等，即是缘于我的介绍，认识了两社的老总，承蒙他们青眼，看中了这位刚过不惑的普通学者；他不用出钱资助，就早早确定了几套大书的出版计划。老总们说，现在居然还有这样纯粹的学者，理当大力支持。他与这两家出版社的系列合作，一直延续到今天。
另一方面，最近十多年来，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图书销售行业生存艰难。我逐步收缩战线，从高峰时近30来家门店，到只剩下一家本店。在清理债权债务的关键几年，因黄仕忠获聘“长江学者”，额外得到了一笔不菲的收入，再加上他的公积金，正好用来补贴我的书店，让我能把书店的事情摆平，嗣后正式退出管理岗位，并开启新的进学旅程。近几年来我感兴趣的事情，是五行针灸和花精治疗。中医理论博大精深，自然疗法法天则地，我现在更多关注个体的生存状态，关注环境、情绪、心理与生命的关系。
想想也真是巧合，在我涉足图书批发行业和退出之时，这位“戴眼镜的马仔”都给了我及时的后援。这，大概就是命定的缘分吧。
2020年正月，黄仕忠的父亲以95岁高龄去世。因为新冠疫情，人们大部分时间只能关在家里。为了纪念父亲，仕忠撰写了一系列回忆文章，记录童年少年的时光，记录父亲母亲和家乡父老的事迹。他写得废寝忘食，有时饭菜上桌一个多小时了，还在写；甚至睡梦里都在琢磨情节、安顿文字，几乎魔怔了。他对每一篇都用尽了心血，浸透了感情，带着无言的酸辛，也带着深切的悲悯，所以感人颇深。
朋友们说他是被学术耽误了的作家，同事吴承学教授称之为“新锐乡土散文作家”，我则戏说“一颗大器晚成的作家新星，正在冉冉升起”。他的这些文章已经结集，题作《钱家山下》，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学者应当有两支笔，一支写学术，一支写文学，这是徐朔方先生和王季思先生当年的谆谆教诲，黄仕忠铭记在心。只是他以往虽然偶有写作，但不曾着意开拓，如今记忆之门蓦然打开，文思纷至沓来，便再也收煞不住。
他进而叙写了大学时的师长、学界的前辈，但与通常所见的回忆文字不同，他把这些学者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放到学术史的大框架里，写下了他们的经历与个性，喜悦与哀伤，遇与不遇，理解与误解……几乎每一篇文章都写出了学者鲜明的个性。更重要的是将这些文章合而观之，又构成一个整体，可见一个时代知识人的群像，也是一个时代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记录。
他也用文字记录自己在大学时代的懵懂时光，但又别具匠心。他用了恋爱、学外语、衣服、粮票、自行车等事件或物件，来切入恢复高考后最初几届大学生的生活，让人仿佛回到当年的时光，引发了广泛的共鸣。
他很少为人写序。他为学生的书所写的序，也与一般偏重于介绍和揄扬的情况不同。他指导学生时，通常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商定合适的领域，目标是使其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从文献的全面寻访入手，通过研读叙录，由表入里，循序渐进，争取三到四年筑基，五到八年有所成，十至十五年或可自成一家。他说若有半数学生能“听话”而各有所成，他日这些“点”连成“面”，对于学术的贡献，便自有可观了。所以，他在序中记录了他当初的规划以及学生在进学过程中的种种经历，着意写成不同领域的学术史记录。
我以为概而言之，仕忠的随笔写作，可以归纳为三：一是笔带深情，二是写出了人，三是记录了时代。
现在，仕忠把同类文章汇集成册，于是有了这本随笔集。其实我不曾对他所有文章做过细读，我个人的阅读感受也不一定准确，我只是作为他进学旅程中的陪伴者和旁观者，记下所经历的一些点滴，让读者对这位“新锐随笔作者”多一些了解，勉强算作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