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败家，也要有一间书房
在购房、租房压力如此大的今天，除卧室、厨房、卫生间这些必要生存空间外，拥有一间自己的书房该是多么奢侈的事？
书房，不仅是个人生活的另一个私密空间，一个人阅读趣味、思想底色、审美价值等方方面面的流露，也是我们精神上的庇护所。如果你有幸拥有了这么一块心灵之地，那么规划书房、优化书房也将是一大趣事，或难题。
本文的作者绿茶多年前曾在新京报《书评周刊》做过一个书房走访系列，二〇一九年，他重启书房走访系列，走进作家、学者、艺术家、文化名家的书房。通过书房这条小径，探视人与书生活的故事。
看完他们的书房，或许有人能从中得到读书与藏书的灵感；或许我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难拥有一间自己的书房，但至少也能得到一些慰藉——在这个什么都很快的浮躁年代，仍然有一群人在好好宝贵着一些书。我们也可以继续怀抱一个书房的梦想，慢慢阅读，好好生活。
下文摘编自绿茶《读书与藏书》，小标题为编者拟，经出品方授权推送。
“书房分两种，一种是为读书而收藏，
一种是为收藏而读书”
书房主人：陈平原、夏晓虹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虽然听杨早描述过陈平原教授书房的规模，但走进陈教授家的书房，我还是大吃一惊。客厅、餐厅以及通往厨房的墙体都是书架，几乎看不到露出来的墙面，整个客厅也堆满了书、杂志和资料。此外，陈平原和夏晓虹老师还各自有间书房，也被书塞得满满的。我们一行四人的到来，更增添了客厅的拥挤感。
陈平原教授随手把沙发上的书和资料挪了挪，我们和书挤在一起，喝茶、聊书。过程中，他反复提到找不到书的问题，这可能是读书人的通病。
陈教授坦言他理想的书房里，书不用太多，但要有舒适的阅读环境。然而，整理这么大规模的书房，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Q：一进您的书房令人大吃一惊，这样规模的书房真是少见，很好奇您的书房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规模的。陈平原：你问我的书房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局面。其实我不是藏书家，我的老师王瑶先生说书房分两种，一种是为读书而收藏，另一种是为收藏而读书，我的书房里基本上是常用书，除了个别有纪念意义的，我从来不考虑书值不值钱的事情。我们藏书是为了自己的阅读需要、研究的需要。我和晓虹有一种特殊的状态，就是我们俩的专业本来就有重叠，但其实又各自有所延伸，加上研究近现代这一块的特点就是它必须古代也有，现代也有，外国也有，所以古今中外都会有。还有就是不能只有纯文学，只在文学这个圈里面打转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涉及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艺术的，加上我们本身读书的兴趣比较杂，所以我们家里的藏书不好的地方就是专业性不太强。比如，江晓原说他就做科学史、科技史，这样专业性就很强。![]()
Q：您有一本书叫《读书是件好玩的事》，那种坐拥书城的感觉的确很好玩，但是现在的阅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手机阅读、知识付费等，导致我们的阅读被弄得支离破碎，感觉现在阅读已经不那么好玩了。那您觉得读书这件事情除了自己做研究，或者说好玩，还有什么样的趣味在里头，可以让更多的人投入到阅读这么一件好玩的事情中来呢？陈平原：其实是这样的，专业的读书有时候会有功利性，或者说不能没有功利性，你想做什么事情，你必须穷尽资料，这是一种阅读；还有一种就是他不是为了具体的课题，而是凭着自己的兴趣来阅读。现在大学的问题是，很多人已经丧失了凭个人兴趣来读书的能力和意愿，都是为了写论文而读书。我想说，读书读好了会写作，但是不能为了写作而读书，要不你的趣味会特别窄。坐拥书城和漫卷诗书的好处是在专业阅读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阅读。我们不能完全排除网上阅读和手机阅读，我自己也有片段的、零碎的阅读，但必须有书斋里正襟危坐的阅读做底子，如果没有的话，就会变成一种纯粹的消遣，或者变成像杨早说的“知道了”。很多事情都变成“知道了”，就没办法进入，因为现在的资讯太多了，这样大的资讯流量过来，你会被冲得站不稳的。阅读必须有自己的立场，有一套自己的主线，同时不排除、不排斥各种各样的风吹浪打。鲁迅说有的书是要靠数据计量来读的，有的书是随便翻翻的，只说一方面是不够的。所以我说，书房要连着网络。书房有自己的藏书，网络有外面的世界。“人还是多读一些书好，
小说是生活的一种需要”
书房主人：梁晓声
在梁晓声先生家里，每个屋子都有书架，他喜欢随时随地能拿起书来读，尤其晚上，必须读书才能睡着，读书就像生物钟一样。我简单浏览他不同书架上的书，哲学、历史、法律、经济学，方方面面的书都有。他说自己看书很杂，除了文学书，什么书都看。在他看来，读书应该是跨界的，文学的书在阅读启蒙阶段及之后的大学阶段，可看的基本都看完了，所以现在应该广泛看文学之外的书，既是对写作的补充，也是对形成自己丰富看法和认识的基础。
如今，他和小狗皮皮生活在郊区一栋民宅里，读书、写作、遛狗，家人都住在城里，儿子儿媳要上班，孙子要上学。我的到来让小狗皮皮很是兴奋，一直围着我又叫又闻，慢慢熟悉后，它甚至坐在我腿上，听我们聊着天呼呼地睡着了。而我们就这么一直聊着，聊了整整一上午。
Q：小说，或者其他文艺作品的深刻性不能和电影相比吗？梁晓声：当然不是，不同文艺作品都在深刻性上有自己的表现。比如，戏剧《等待戈多》，我看的是高行健版本，说实话当时看不懂。如今，我再回想这个剧，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明白了。人类文明发展了几千年，大多东西都变了，但有些关键的因素始终没变，就像流浪汉脱下鞋子，抖了抖沙子。钱、权还在少数人手里。又如，法国雕塑家罗丹，他大多数雕塑都很著名，但有一件雕塑很少有人关注，是一个小小的希腊神话中的“人马”。这个雕塑中，人的上半身向上努力地挣扎，扭动着腰部，伸张着手臂，脸上呈现痛苦的表情。我原来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现在联系读过或看过的一系列深刻作品后理解了。人本来就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生物，全部的文明史进化，就是这样一个摆脱过程，文明的程度就是看有多少人真的双脚落地。还有多少人一直处在“人马状态”。再联想诺贝尔奖作品《蝇王》。飞机失事，荒岛上的人分成两派，开始有领地，有领袖，势不两立。显然也是人马主题。电影《出租车司机》，也是讲人马状态。还有《第二十二条军规》《1984》，等等。看完这些我们再来谈深刻，没有超出我们对深刻的理解。而我们现在很多作品还停留在对人性所谓深刻的探讨上，就显得很可笑了。![]()
Q：有了前人那么多深刻的作品，今天我们的文艺作品还能做什么呢？梁晓声：在今天，一个写作者，想要用小说来证明自己多么有才华，在我看来是可笑的。如今的小说要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和价值，很明显，如今的文学已经不可能像启蒙时期那样，像闪电一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小说现在已经不需要承担那么大的使命了，回到它最初的样子，就是生活的一种需要。我依然觉得小说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很有必要，可以延伸出电影、戏剧，可以把人类需要面对的一切问题，通过小说或影视化的形式呈现出来。但是这个作用，也没必要夸大。写作这件事对我来说，是让退休的日子有事情可干，我把写作这件事当作泥人张，能有一门自己的营生。最终还是回到“人还是多读一些书好”，尤其到了晚年，你读过的书能让自己有事可干，还激发你写作，这日子就满满的了。对于阅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就是我们说的“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一类少年，读了之后觉得保尔能那样对待冬妮娅，很爷们儿；有一类少年，如像我这样的，就觉得不公平，你凭什么这样对待爱你的姑娘。同样的一对恋人关系，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感受。书房，是个人生活的另一个私密空间
是阅读趣味、思想底色、审美价值等的流露
书房主人：梁鸿
作家，代表作《中国在梁庄》
书斋和田野是梁鸿老师写作生活的两翼，在书斋里享受纯粹阅读，感受内心思考的充实感；在田野间观察村庄生态，体味土地坚实的丰富性。
书房，是梁鸿个人生活的另一个私密空间，有着她的阅读趣味、思想底色、审美价值等方方面的流露。梁鸿老师的书房宽敞而明亮，书架上拥挤而有序，一张宽大的写作桌挨着窗户横摆着，阳光洒在案子散落的书上，闪闪亮亮的。
Q：书房是写作者的精神空间，每个人都希望把书房打造成更符合自己舒适的状态，您如何规划和呵护自己的书房呢？梁 鸿：多年来，我一直没有独立的书房，直到二〇一五年搬到这栋房子，才终于有机会为自己留出这么一个空间。有了书房，就像一个象征，一直渴望的阅读和写作空间终于有了，自然就特别精心地想把它塑造成自己最满意的样子。当时买房子后手里没什么钱了，但还是买了很贵的书架、书桌和沙发，总觉得必须这么对待这间难得的书房。等这一切置办好了，心里特别开心。我们都是对书有要求的人。搬家之后，把书都堆在客厅，一点点往书房搬，按照自己的分类一点点上架，就像一点点建设自己的家一样。这样，书房里的书在心里就有了清晰的分布。当然，书永远在增长，有自己买的，有出版社或作家朋友们送的，慢慢地，书房里就放不下了，也慢慢变乱了。有时候找不到原来位置的一本书，就会很焦虑，会花很长时间一定要把那本书找出来，最终找着了不一定看，只是为了把它放回原处，心才放下了。规划书房相对容易，优化书房其实更难。当我在做取舍时，也会在想，天啊，我也是名写作者，不知道别人会怎么取舍我的书，我的书能否在他们的书房被保存下来，而不是被清理出去。心里就会有一种紧张感，我一定得写那种不能让别人扔的书。所以，这种情绪也蛮好玩的，其实是内心深处一种潜在的督促。我觉得写作是挺残酷的一件事情，我们都想写好东西，但你不可能写的都是好东西，而我们对自己又有要求，想霸在别人的书房里不被扔掉，这就让人很纠结，下笔时就有点担心。“我想霸占你的书房”，应该是对写作者最大的警醒。尤其是写小说，我觉得是最危险的事情。按说写小说应该是最有创造力的一种写作，反而读者往往并不珍惜这种创作。包括我自己，清理书房时往往也首选扔小说，你看我的书房里，留下的更多是理论、学术、历史、人类学等方面的书。![]()
Q：书房其实是很私密的空间，通过书房，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底色、价值观等，扔掉的自然就看不到了，而留下什么，就透露出书房主人的秘密。梁 鸿：对，对，书房的确是写作者很私密、很独立的空间。对我而言，学术是我的基础，我在读学术和理论书籍时，内心思考的充实感，以及沉浸其中的满足感是特别强的，是思辨的、智慧的，给我带来理性的深层之感。思想、哲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整个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对我的滋养是特别大的。在硕士之前，都是散漫的阅读，或者说是学习化的阅读。直到读硕士、博士之后，开始系统地阅读理论、思想类的书，这对我的思想形成是非常重要的，我喜欢这种状态。内容包括人类学的，你看我书架上特别多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如《面具》《忧郁的热带》等。这些不同类型的书，对我思维的交叉影响特别大。虽然读了这么多理论书，但对我的创作思维，这些理论似乎没有真的渗透进去，这是我特别苦恼的。这可能跟我们这代人缺乏童子功有关系，我们的语言能力太贫乏了。尽管我们似乎可以用理论跟别人侃侃而谈，但真正到自己写作时，想把这些运用到自己的语言肌理中来，又非常困难。但这种持续理论阅读是必要的，关注最新的思想动态，关注最新的理论发展。我们读书的时候，福柯特别流行，我把他的大部分著作都读了，《规则与惩罚》《疯癫与文明》《词与物》《性史》《知识考古学》等都读了，对思维的训练还是有好处的。对写作者而言，广阔的阅读是非常重要的。我是一个纯粹阅读享受者，很少去预设阅读会给我的写作带来什么影响，而是通过大量的阅读，形成丰富的积累，慢慢来，先享受阅读。也许有一天在写作时，那个东西就来了，但也许永远没来，但阅读的快感还在，思索的乐趣还在。阅读和写作的融入是非常难的，也许有些作家到晚年才能感受到那么一点点融入。“在香港人眼里，
这么寸土寸金的地方用来堆书，我这是败家啊”
书房主人：郑培凯
文化学者、香港非物质文化
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
郑先生在美国生活了近三十年，从小喜欢书的他，在纽约、纽黑文、波士顿和普林斯顿等城市淘书，几乎逛遍了这些城市的旧书店，并且从香港邮购大量的中文古籍图书。位于美国的家，就像一座混合古今中外的图书馆。后应香港城市大学之邀，来组建中国文化中心，没想到从此留居香港。那些从美国旧书店淘来的书，很多都没有“漂”来香港陪伴他。
如今香港家中的书房，已经从“书斋”变成“书灾”，四个卧室都被书占得满满的，但他有自己清晰而独特的分类，每个书室都有自己的主题和功能。最大的客厅和餐厅，成为最核心的书房阵地，也是平时写作、练字的地方。“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书房有很好的视野，窗外有山、有海，读书、写作累了，抬眼看看远山，吹吹海风，这样的书斋生活真让人羡慕。
Q：书籍经过漂泊，最后落户香港。香港书房的格局，大致给我们介绍一下吧。郑培凯：我到香港大概十年后，在郊外买了一个比较大的住所，开始慢慢建自己的书房。我对书的分类，有自己的一套系统，跟图书馆完全不一样。我的分类大概是这样子：第一书室，主要存我的主要研究方向的书。戏曲研究、昆曲研究是重头，另外还有明清历史，特别是跟文学、艺术有关的书。同时还包括西方的戏剧和戏剧理论等书籍。相关的参考书和资料等，也都堆在这些书籍上面。还有索引、字典等，以及各种工具书。自己写的书，也都放在这里。还有一间卧室变成了我的第二书室，里面基本上是明清的文集。另外，我有一阵对敦煌感兴趣，收了很多这方面的书，一些敦煌学家也赠了我一些敦煌书籍，现在已经不少了。此外，还有中国历史、地理的，地方史志、地方志等书籍也都在这屋，我曾经研究过泉州、苏州、杭州等，这些地方史志都留了不少。另外还有一间次卧。这里主要放艺术书、画册，还有很多是跟我写字有关的东西，有很多纸，还有文房的东西等。我买了一个很大的樟木箱，把一些书画相关的纸、画册等码放在一起。最大的卧室是我现在住的地方，也堆满了书。我的房子很高，有好几米，我的书架都是通到屋顶。主卧这里的书架上，全都是诗集，这可能跟我小时候想当诗人有关。这就是我家的四个书室，很对不起鄢秀老师（郑培凯的夫人，翻译学者），她的空间就变得很小，第一书室有一架翻译有关的书，那是鄢老师的研究书籍。但其实我和她研究的很多东西有交集，比如中国思想史、经典翻译、中国古代哲学等，她的研究中也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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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客厅和饭厅，才是我们真正的书房，我们在这里读书、写作。这一片区域蛮大的，有十六架书。我们又买了很多小推车，上面放满书，可以推来推去，相对好活动一些。但整个空间已经被完全占满了，没法让朋友来做客，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了。这边的书架比较大、比较结实，大量艺术画册、考古方面的书都在这里，还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些大书，以及古典文学，从《诗经》往下都有，基本都放在客厅。还有几个书架放的是中国茶书，比较常用，就放在书桌旁边。饭桌变成了我写字的地方，上面有文房四宝，吃饭只能临时找个小桌用一下。卧室里堆书，不是一个好习惯，这很不合理，而且很不应该。在香港人眼里，我这是败家啊，在这么寸土寸金的地方，我的房子用来堆书，这简直是荒谬绝伦，可是这个习惯从小就种下了，实在改不掉。堆的书太多，慢慢就越来越不好用了，很多书我知道在哪里，但已经没有体力去把想找的书找出来了。有时候想，我家书房这个样子，人就变成书奴了，书就一直占着你家最重要、最好的位置，而且永远这么占着，人只能去适应或不断缩小自己的空间。但是，对于爱书人而言，尤其是退休以后，平常不怎么出去，畅游在书堆中，又有一种不可言说的快乐和幸福感。“读书是把尺子，
来衡量每个阶段发生的问题，让人清醒。”
书房主人：刘苏里
万圣书园创始人
创办万圣书园的刘苏里一九七九年上大学，可以说，他的阅读史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人阅读史的范本之一。三十年来，万圣书园成了北京最重要的书店地标，也是每个爱书人心中最不可或缺的精神圣地。
万圣书园店堂不大，却有着读书人羡慕不已的书籍容量。穷学生买不起，经常在书店一站就是一下午，几乎翻遍了书架上每一本书。
刘苏里：书房的性格表现的是书房主人阅读兴趣和品味，而不是摆设或收藏。我们不收藏书。止庵兄来看我的书房，说“品质不高，什么书都往里放”。这可能也跟我和焕萍的性格有关，跟我们多年开书店有关——不能只读（翻阅）自己喜欢的，还要兼顾其他。书太多，二层、三层都堆满了书。这样码书的结果是，过一阵就要发一次疯，想找的书找不着。我的阅读都是问题意识引导的，一段时间阅读一类书，把散落在书房不同角落的这类书搬到一起，集中来读。比如，俄乌战争，这时候我们不得不关心这个问题，于是集中读了很多关于两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的书籍。疫情期间，我们俩分别读了几十本关于流行病、瘟疫、医疗以及公共卫生等相关书籍。有些问题不是自找的，是自然生成的。还有更多问题是自己一直关注的，有些甚至持续关注几十年。像对美国、日本、英国等几个国家的关注，对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关注，对政体转型、人群命运等问题的关注，对贸易、战争、移民、婚姻等人类共同的命运问题的关注等。一言以蔽之，我们的书房应该是一个具有“关切、怀疑、解析、找答案”等多重性格的书房。![]()
刘苏里：我不靠这个吃饭，不靠它出名，读书不是我的专业。我的每个阅读谱系都是慢慢形成的，我不追求专业性，也做不到。对我来说，发现填补问题空白的书籍对我更加重要。做名家大课期间，必须系统地梳理西方思想谱系。那是很密集的一次梳理，也是很有收获的一次集中式阅读，也再次给了我一次机会，思考中西方文化在传承中的走向和关系问题。希腊人的哲学活动，实质上就是生活方式，爱智慧。希波战争后，希腊本土还是出现过大的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持续多年，但五世纪前后出现一系列毁灭性的战争，但文化香火并未因此中断。据说千年中世纪，是西方文化一次大的断裂，可仔细看修道院的修士们的工作，你很难得出结论，于文化积累和传承而言，那是个“千年黑暗”。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知识体系，通过阿拉伯人的保存，再次经修道士的努力，回到西方本土，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西方文明在何种意义上彻底断裂过？更不要说还有非常重要的基督教信仰传统，一直维系着罗马毁灭后的西方世界。西方文化没有真正地断裂，精神火种一直都在，所以很容易和现代文明因素兼容，科学、工业化和科技革命自然就应运而生了。以前觉得，自己读了这么多书，也许有一天，所读、所思、所想、所积累的知识会有一些用途。读书是把尺子，来衡量每个阶段发生的问题，让人清醒。年岁徒增，想法有了些许变化。早就知道有读不完的书，我只是奋力去读而已。很大程度上，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本文摘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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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学者陈平原主讲的音频课《陈平原·中国人的精神与命运——品鉴20位近现代名人风貌》，一边结合他们的学术、思想内容，一边让你在真正读懂他们的内心世界之余，也能深深领会到他们的思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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