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戏曲理论家、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原会长、华东师大终身教授去世!

学术   2024-10-21 20:04   山西  

痛悼:著名戏曲理论家、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齐森华先生辞世

齐森华(1935.9-2024.10)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上海作家协会第六届理事,上海戏曲学会副会长,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文专业委员会主任,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齐森华先生(左)与徐中玉先生


齐森华,1935年9月出生于横河镇漕头村。196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86年获古代文学教授职称。1984年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1993年任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文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顾问,中国戏曲学会理事,上海市戏曲学会副会长。

齐森华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尤其在中国古代戏剧与戏剧理论批评上卓有成就。已出版的专著有《曲论探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获1979年至1985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奖)、《中国曲学大辞典》(主编,浙江教育出社,1997,获文化部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国家辞书二等奖)、《古文鉴赏大辞典》(副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元曲鉴赏辞典》(副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元曲精华》(主编,巴蜀书社,1998)、《中国戏曲故事大全》(主编)以及《大学语文》(主编)等。论文有《李渔的戏剧理论初探》、《论孔尚任及其〈桃花扇〉》、《王骥德〈曲律〉漫议》、《金圣叹的戏曲主张述评》、《试论王国维在戏曲理论上的杰出贡献》、《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的逻辑演进》、《试论明代家乐》等。1991年,齐森华获上海市高等学校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称号。2002年,获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奖。

附录1

中国文论“失语”了吗?

文/齐森华

谭帆、陆炜合作撰写的《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最早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2005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了修订本,今年,本书的增订本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一部已经问世近三十年的学术著作,至今仍得到学界同仁的认可,仍具有学术生命力,实在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我因与两位作者有过数年相互切磋、教学相长的因缘,长期以来谊兼师友,他们不允我年迈力衰的推辞,执意嘱我为新版作序;我当然不忍拂两位作者的美意,只好勉强就再次翻阅书稿的心得和他们这些年来的治学情况,谈几点未必妥当的感想。

中国古代戏剧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一个很少有人涉足的研究领域,但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却非常红火,连续出版了赵景深先生的《曲论初探》、夏写时先生的《中国戏剧批评的产生和发展》、余秋雨先生的《戏剧理论史稿》和叶长海先生的《中国戏剧学史稿》等多种论著。这对于后人继续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既是一种便利,也更是一种困难。因为在学术研究中筚路蓝缕、开拓新域,诚然是艰辛的;但要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突破,有所超越,更是一个极大的难题。就我所知,谭、陆两位当时在撰写这部《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独辟蹊径。经过一段时间的苦苦思索,他们决定不走前人的老路,而是选择了一条充满挑战性的研究路径。他们有意识地试图在理论史的研究思路和叙述模式上作出新的尝试,这就是立论框架以曲学、叙事理论和剧学三大体系为辐射中心,突出古典戏剧理论的精髓和民族特色;论述方式以历史分期为经,以理论问题为纬,从而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清晰地勾勒了中国古典戏剧理论的发展脉络,较为准确地把握住了古代戏剧理论的独特思想内涵。就我们熟知的同类著作来说,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新异的理论史的范式,也应该说是一次较为成功的创新探索。三十来年过去了,至今我仍然觉得这种创新是可贵的、有学术价值的。我以为一部著作的吸引力就在于特色,没有创新就失去了它的应有价值。在理论批评史的体例上,每个学者完全可以做出富有学术个性的选择与创造,只有这样,才能在研究领域中形成一种多元并存、互竞其长的生气勃勃的局面。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同志关系上应强调“求同存异”,在学术问题上应强调“求异存同”。这确实说出了做人与治学的真谛。

前些年来,我们常常听到不少学者感慨与惋惜中国文论的“失语症”,思考与探索如何对传统文论加以现代转换,古为今用。实际上,这二者是一个问题的正反两面,因为学术界觉得,当代世界的文学理论失去了中国的声音,中国的文学理论丢失了本民族的传统,所以才呼唤要对中国传统文论作现代转换。现在回过头来看,谭帆和陆炜早在二三十年前便甘于寂寞,不畏艰难,已经在默默从事传统戏剧理论的本土化阐释工作,以启动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构建具有民族特点、中国特色的戏剧理论体系。我以为,两位作者以“曲学”“叙事理论”和“剧学理论”三个系统来概括中国古典戏剧理论,确实独具识见地抓住了古代戏剧理论的核心与关键。

正如两位作者所言,中国古典戏剧的精神实质是“诗”的,它的外在形态是“以曲为本位”,通过“诗”与“乐”的有机结合,达到情节结构与音乐结构的和谐统一。因而“曲学体系”探讨的理论对象自然地向音韵、格律、词采三方面展开,形成曲韵、曲律、曲论三方面的格局,而核心问题则是“曲”的作法和唱法。众所周知,古代“诗”与“乐”相结合的文学体式,一直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的《诗经》,汉魏的乐府、唐代的律绝、宋代的词、元代的曲(包括剧曲、散曲或民间小曲)等,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无一不是与“乐”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合乐这一点上,古代的诗、词、曲有其内在统一的性质。但“曲学”又有自身独特的内涵,比如宫调的选择、曲牌的配置、宫调和曲调的音乐特色与所表现的情感及事件的关系等等。所以对“曲学”的探讨只有将其放在古代诗乐传统中加以系统考察,才能真正揭示其独特的内涵,以及对传统诗学的继承与发展。本书对于中国古代戏剧叙事理论的研究也是有独特贡献的。在当前学界,运用西方叙事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的可谓非常热闹,但大部分的研究无论是观念体系、对象选择,还是在论说框架、分析模式,与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古代戏剧小说有着较大的间隔与错位。而谭帆、陆炜对古代戏曲叙事理论的研究始终关注着古代叙事理论的独特性,认为古代叙事理论是在史官文化的孕育中生成的,史官文化是古代叙事理论的发源地,多方面影响了古代戏剧的叙事理论;同时,在古代戏剧的叙事理论中,视戏剧为“寓言”的认识几乎是戏剧理论家们普遍信奉的观念。在这种艺术精神的影响下,古代戏剧家通常把戏剧当作寄托情志、抒情写愤的载体。同样,本书对“剧学理论体系”的探讨也是在把握戏曲是一种高度综合的艺术样式和扣住其“歌舞演”的形态特性来展开探讨的,如果不紧密地联系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而仅依据西方的编、导、演的艺术理论来加以评判,恐怕很难把研究推向深入。

可以说,这部论著在对古代戏剧理论的研究中,提炼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戏剧理论观念,为全面研究中国戏剧理论体系夯实了基础。从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戏剧理论拥有如此丰富、明确的见解,不仅可称发达,而且足以与西方戏剧理论相比照,因为在众多的戏剧美学问题上,中国古典戏剧理论都有自己明确的理论,并且富有我们民族的特色,这是前人留给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大力继承并发扬光大。重读《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我仍然觉得两位作者对古代戏剧理论的本土特色与成就方面所作的探索确实是可贵的,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从谭帆、陆炜《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的特色和贡献,我们引出了中国文论“失语症”的话题,我们益发感到,提倡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不仅是个历史话题,更是一个关系到当代文化建设的现实问题。我一直认为,我们提倡世界性的文学对话或文学交流,但这种交流与对话,要立足于本土文化与文学,是以西学为参照,而非以西学为坐标。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冲击下的产物,对西学的响应也就成为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的重要特点。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学术文化背景下,中国文论怎能不患“失语症”呢?实际上,任何形态的交流,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只有在同等实力的状态下才可能趋于公正平衡。经济领域是如此,文化与文学的交流也是如此。哪一个国家的文学及其优秀作家,不是依仗自己独特的文化土壤,依仗自己与众不同的艺术创造,而最终成为可供全人类交流的文学财富?所以,医治中国文论“失语症”,最根本的办法恐怕只能是加强中国传统文论的研究,努力探索古今文论的现代转换,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当代文艺学。从这一点上来讲,谭帆和陆炜对中国古代戏剧理论所作的研究,无疑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借鉴。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所阐述的观点,所运用的研究方法,都富有建设性、启发性,有助于开拓人们的思路,也可以诱发人们继续探索和深入思考的学术热情。

据我所知,大概在这本著作完成以后,谭帆的研究领域渐渐由古代戏曲转移到古代小说,先后出版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和《中国小说史研究之检讨》等几部颇受学界赞誉的研究著作,由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项目《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也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我看来,从古代戏曲研究到古代小说研究,谭帆的研究对象虽然在转换,但其研究目的和主旨显然是一以贯之的。因为无论是小说评点研究,还是小说术语研究,抑或是小说文体史研究,贯串其中的研究思路,依然是以回归中国小说的本身存在为出发点,试图通过对古代小说本土语境的阐释和对古代小说整体面貌的梳理,来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小说理论思想体系。陆炜从南京大学中文系随陈白尘先生、董健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起,研究重心转向了中国现代戏剧史,多年来,他在田汉研究、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古代戏曲的研究已不再处于他研究工作的中心位置,但从本书附录的《李渔戏剧结构理论批判》一文可以看出,他对古代戏曲的研究仍然延续着一贯的传统,既有宏通的视野又有理论的深度。

附录2

以“编年体”的方式重写明清戏剧史

文/齐森华


     自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发表以来,中国戏剧史学科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在这百年之中,出版、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戏剧史著,体现了不同学术背景、不同研究观念的学者对戏剧史的不懈探索,并大致形成了两种代表性的戏剧史研究范式:一种是以戏剧文学剧本为本位的研究范式,一种是以戏剧舞台表演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众所周知,戏剧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艺术,任何单维的、平面的研究,都难以揭橥戏剧的本质特征,难以还原戏剧史发展的全貌。因此,这两种研究范式各有优劣利弊,并在戏剧史研究上形成了几近对峙的局面。除此之外,事实上也曾有学者将案头文献与场上艺术相结合,探究戏剧史研究的新思路。但遗憾的是,受制于研究者舞台实践等因素,这一研究范式并未成为主流。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有学者尝试以戏剧编年的形式,展现中国戏剧史发展的全貌。可以说,这一尝试为戏剧史研究开拓了新的路径,体现了不同于之前戏剧史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引起了戏剧研究界的注意。我以为,这种“编年体”的戏剧史研究,以编年的方式,开放的结构,丰富的数据,全面、生动、立体地呈现戏剧史发展的原生态,其学术价值与意义不应低估。因为在传统的戏剧史研究中,研究者往往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对戏剧史的研究对象作出“合我则取,不合则弃”的主观选择,体现出较强的个人好恶。所以,读者读到的戏剧史往往是经过作者有意识遴选、加工后的戏剧史,很难做到全面客观。阅读这样的戏剧史著,就如同“跟团旅行”:作者是导游,读者是游客。导游带领游客到预先设定的景点游览,而基本不会带领游客游览景区全貌。因此,这种戏剧史作者的“权力”,无疑部分遮蔽了戏剧发展的真相,导致戏剧史研究存在不少薄弱乃至空白之处。这种现象在整个文学史研究中,情况则更为严重,因此前些年学界才会有“重写文学史”的呼声。

    以“编年体”研究中国戏剧史,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史著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之特长,将写人与纪事相结合,真实呈现出戏剧发展的原貌。写人,则将剧作家的生平经历、人际交往、科举仕途等和戏剧创作有关的情况作为关注对象,进行较为详尽的考索;纪事,则把戏剧创作的具体情况,举凡创作时间、本事渊源、刊刻情况、舞台演出、作品评价、历史影响等等,全都纳入著述范围。这种“编年体”的著述形式,真正能做到点与线的贯通,线与面的交融,对系统梳理戏剧发展史脉络,客观凸显戏剧发展的历史风貌和演进特点,都有很大的帮助。但就目前已出版的“编年体”著作而言,似乎尚未尽如人意,尤其对作家、作品的著录尚不完备,对和戏剧相关的有关传播、演出、本事渊源的梳理、评论与影响等仍可进一步补充。

    华平同志的《明清传奇杂剧编年史》力求弥补上述不足,力争有所突破。该书在大量完备、详实的史料基础上,系统而完整地展现了明清传奇、杂剧客观、真实的历史风貌,进而显现明清戏剧的发展历程与演变规律。从时间上来看,他把明清传奇杂剧编年史著述的时限,限定在明代洪武元年(1368)至清代宣统三年(1911),共544年的历史。之所以如此,明清两代是我国古典戏剧发展的鼎盛时期,作为明清戏剧的主体样式,传奇与杂剧作家辈出,作品众多,演出繁盛,呈现出极为兴盛的景象。从内容上来说,该书所包含的材料非常丰富,既有明清戏剧家的生平事迹、交游与剧作著述情况,戏剧作品的辨订,又有作品本事流变的考察,历代批评家的相关评价,作品的刊刻、存佚情况,还有舞台演出与演员情况,戏剧的传播与接受等等。就编写体例而言,该书还对剧作家戏剧活动以外的行实酌情予以记述,史实部分则主要记载明清两代与传奇、杂剧发展密切相关的政治、文化诸方面简要情况,力图将与明清传奇杂剧发展的各种史料加以研究与著述,进而全面、客观地展示明清传奇杂剧发展的历史进程。


▲明代南方城郊搭台演戏图



        在我看来,华平同志的《明清传奇杂剧编年史》有以下几个特点:

    

    文献资料基础扎实。明清两代历时五个半世纪,各类与传奇、杂剧有关的典籍、文献浩如烟海,大量史料往往又歧说纷纭,真伪杂糅,需要狠下考证辨析、去伪存真、去疑取信的功夫。如果没有扎实的文献功底,是很难完成这样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的。华平同志通过对明清传奇、杂剧有关资料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尽可能详尽而准确地占有史料,不仅有关戏剧作品、诗文集、曲论著作、戏剧选集等成为资料的主要来源,而且相关的年谱、方志、碑记、笔记等方面材料,经过考辨后,亦予以采择。对近现代以来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他也尽量加以吸收。可以说,明清传奇、杂剧发展历程中的有关作家和现存作品,基本上得到了全面关注。其中,涉及不少作家生平事迹、作品创作情况等考论内容,多有新的发掘和辨正。该书力求使本编年史写作建立在扎实的文献研究工作之上,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传奇与杂剧艺术的发展及其演变规律,其学术含量不言而喻。





▲《明清传奇杂剧编年史》主要引用文献


     戏剧史观念客观公允。演出、传播是明清传奇、杂剧作为舞台艺术的本质特征。周贻白曾说:“盖戏剧本为上演而设,非奏之场上不为功。”转变戏剧观念,更新戏剧史撰写方式,将戏剧作为一门涉及文学剧本、舞台表演、观众接受的综合性艺术加以关注,才能真正把握住戏剧艺术的本质特征。华平同志通过大力搜集、整理明清传奇、杂剧演出方面的史料,加以综合著录,弥补了长期以来轻视戏剧演出研究的不足,表现出宏阔宽广的理论视野。同时,该书对明清传奇与杂剧的选本、改编、流变、评价、影响等情况,亦予以大力关注,藉以拓展研究范围,完善了明清传奇杂剧的研究格局。

    华平同志客观公允的戏剧史观念还表现在对传统戏剧史著中二三流作家的关注。传统的戏剧史往往按照剧作家创作成就的大小来排定作家、作品的位置,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戏剧史就是名家、名作的历史。那些被认定为属于二三流的作家与作品,很难在这样的历史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即便偶有提及,也多属泛泛之论。如果我们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或者换一个评价角度,也许发现那些所谓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作家、作品,其实在不同的评价体系中,可能并不逊色于那些名家、名作,甚至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名家、名作无法企及的成就。这种现象在戏剧史上也是不胜枚举的。比如明代邵灿的《香囊记》,以时文为南曲,丽词藻句,对后世剧坛“骈俪”风气的形成影响很大,因而饱受批评,评价不高,在后世的戏曲史中基本上无立足之地。但这部作品却长期在剧坛上演出。明人潘之恒《鸾啸小品》、潘允端《玉华堂日记》、冯梦祯《快雪堂日记》等都记载观看本剧的演出情况,祁彪佳的《日记》记载他在崇祯五年十月、六年正月、十一年四月,分别于北京和绍兴两地,三次观看本剧的演出。《金瓶梅》小说也有《香囊记》演出的描写。一直到清末,苏州大雅昆班还时常演出《看策》出。另外,明代戏曲选本如《乐府菁华》、《玉谷新簧》、《尧天乐》、《八能奏锦》、《乐府红珊》、《珊珊集》、《月露音》、《赛征歌集》等都收录本剧的散出曲文,由此可见本剧受到历代观众的喜爱。正如华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专为登场”的舞台艺术,演出效果的优劣也许更能体现戏剧成就的高低。戏剧史家常常以为这类作品只能放在案头供人阅读,不大可能奏之场上,但实际情形并非如。这也让我们反思,对戏剧作品的评价如何才能做到客观公允,才能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形。


▲邵灿创作的《香囊记》是豫剧花旦行的“看家戏”


    强化薄弱环节研究方面,该书也表现出了客观公允的戏剧史观念。众所周知,在戏剧史乃至文学史研究方面,学界一度出现扎堆于名家、名作,做低效率重复劳动的现象,且出于研究需要,人为截取有关历史片段,造成了研究环节的薄弱。比如,戏剧史学者往往对元代前中期、晚明、清初关注较多,而对乾隆之后传奇、杂剧余势期,特别是道光以后传奇、杂剧的发展情况重视不够。事实上,近代以来新的传播媒介如报刊的出现,新的出版、发行机制的建立,域外文学观念与文学艺术样式的影响,带来了传奇与杂剧内容、语言、体制上的种种变化。如能加强对近代戏剧的研究,就会弥补明清传奇、杂剧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就会完整地梳理出明清戏剧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从这一点上来说,华平同志对清中叶后传奇、杂剧给予了特有的关注,体现出过人的学术识见。

    研究方法严谨细致。华平同志遵循古代修史传统,严谨、细致地对待相关的史料记载,始终做到史有所出,论有所据。该书中全面、准确的史料按照年月日顺序编排而成,客观展现了明清传奇、杂剧原生态的风貌特征,并尽力拓展研究的范围。在该书中,华平不过多地阐释自己的研究结论,而是倾向于用事实本身来呈现明清传奇、杂剧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充分尊重客观、真实的史实。具体而言,明清传奇、杂剧的史实部分,一般综合各种史料进行简要的叙述;摘引某一史料加以说明、佐证,基本上征引原始文献,不作理论阐释或发挥。涉及对某一问题、某一剧本等不同的评价、意见,则征引、列举多家观点,以便读者比较与判断;对于近现代学者对同一问题的评价,则根据需要酌量录入,以资参证;所征引的文献,注重其原始性与权威性,并注明出处,以便检索等等,这些都表现出华平同志撰著此书态度的严谨与细致。

    华平为人质朴,治学勤奋,不尚空谈,长于实干,凡熟悉他的人恐怕都会有这样的印象。在2008年完成八十万字的《明清传奇编年史稿》后,他紧接着又开始了新的跋涉。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两百万字的《明清传奇杂剧编年史》,既是他以往研究工作的自然延伸与拓展,更是他十余年来埋头学术、专心治学的心血结晶。而去年底刚刚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今杂剧演变史及历代杂剧文献汇释”,则标志着他这些年的学术积累得到了学界的肯定。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本书的出版不仅是华平个人研究成果的阶段性总结,亦必将对中国戏剧史研究产生积极的推进作用,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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