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广西防城港市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何文凯自发公开家庭财产之举，将一个呼吁多年却始终不见顶层设计的制度——“官员财产公示”，再次拉到媒体聚光灯下。
据《新京报》报道，自2009年以来，我国近40个地区试点官员财产公开，但大多昙花一现。
官员财产公开“第一人”范松青说，官员财产公开并没有纳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规划，“连计划都没有，何谈全面铺开”。
不见官方统一行动，但有范松青、何文凯式官员散见各地。
范松青，湖南人，曾任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
2013年1月，广州“两会”政协会议中，范松青向政协递交提案《关于广州市率先试行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的建议》，呼吁广州要在全国率先试行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制度。
他还以身作则，率先向南方都市报公开了他的家庭财产情况，他说他家只有一套面积约70多平米的房改房。
他的提案及言论被大量网络、微博迅速转载、评论。
2014年9月14日下午，范松青出门前跟妻子吵了嘴。因为妻子从他电话听出，他要接受采访，主题则是她很不喜欢的“反腐败”。
当年中秋，范松青自费出了一套书——《我为反腐鼓与呼》，上中下三卷，130万字，是他过去在广州市纪委工作近10年所撰写文章的合集。
书也印得不多，总共两千套，有几箱就码在他的办公室。
“有读者说，这是中国反腐败第一书。”范松青将书送给了几位纪检系统的朋友，得到的评价让他感到安慰。
此时出书，已不仅是退休前的职业交代，他更希望让人们注意到：官员财产公开等不得，也慢不得了。
事实上，书稿早于他自曝家产就已在编撰，只是囿于出版社漫长的流程一直未能出版。
另一方面，内地动辄数万的书号费，也难倒了范松青，最后他不得不另行在香港出版。
比起这套书，范松青在2013年1月广州“两会”上的一纸提案更让人瞩目。
担任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的范松青提交了《关于广州市率先试行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的建议》。
随后，他向媒体公开了自己的家产：一家三口只有一套74平米的楼梯房。
范松青转眼间便成为新闻明星，舆论称他是广东“财产公开第一官”。
范松青原本盼着自己的举动能带动更多的官员站出来，但让他失望的是，本地再也没有人向公众公开，就连国内几个搞财产公示的试点也都沉寂。
更大的失望体现在他的书稿里。
早在2002年范松青执笔调研报告时，就已提出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领导批示，市委颁奖，可随后建议都束之高阁。”
因为“反腐”导致家庭“内政”危机，对范松青来说并不是第一次。
1987年，范松青调入湖南《零陵报》成为一名记者。
此前，他参过军，复员到当地物资局工作，1978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此后在党校任过教职。
也是在报社期间，他实名举报过一次报社领导，这在当地引起轰动。
彼时的范松青已是报社总编室主任。一次在北京学习，受报社同事所托，他打听到报社从北京购买的印刷机远高于当时市面价格。
这件事导致他在工作上屡屡被穿小鞋，一怒之下他向纪委和检察院举报了主持采购印刷设备的领导。
很多年后，范松青已不大愿意提及此事。
他觉得当时年轻，脾气不好，而现在当事人尽皆老去，不愿意再给别人带去麻烦。
倒是每每回到老家，当年的老同事请他吃饭，总会提起他当年的“义举”。
旁人佩服的行为，却没得到妻子的认同。“别人都不去说这事儿，你干嘛非要说？”
广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郑炎潮夫妇是范松青好友，2013年广州两会一结束，就约范松青夫妇聚会。
郑炎潮回忆，好几次范松青妻子都对朋友们恳求：“你们好好劝劝他，叫他别再干这种蠢事了。”
“我爱人有点怕事。”范松青有些无奈，到今天他都没有让媒体接触过家人，原因也是怕家里生出更大的波澜。
范松青出生于湖南宁远县，父母是衡阳县人，相传范仲淹的一个儿子在衡阳任过知县，当地范氏都是其后人。
“倒不是有族谱，关键是长辈一直拿范仲淹当老祖宗这么教育我们。”
这让范松青骨子里接受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熏陶，他自认虽不算具备士大夫精神，中国式的正气还是有几分。
“松青啊，嫉恶如仇，和我差不多。”75岁的中共广东省纪委原副秘书长骆锦辉说。
1994年，范松青来到广州，并在1998年调入广州市纪委工作。
骆锦辉得以和他在同一个系统内相识，两人虽然交往不多，却得出了深刻的印象：“有什么不平事，一跳三丈高。”
公开财产后，很多人都会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是他？“说到底，就是怕。”
范松青一拍椅子，“可我就不怕！”
事实上，范松青公开财产，有点偶然。
“老范那时并不知名，不是那种明星委员。”当时采访过范松青的《南方都市报》记者李晓瑛称之为机缘巧合，那是政协委员的报到日，范在一边整理着委员证，身边也没什么记者。
“感觉他挺尊重委员这个职业的。”李晓瑛很快发现了范松青是政协特邀委员，他的提案用A4纸打印了5页，还准备了好几份，而大多数委员只会让记者留下邮箱发送电子版。
A4纸上就是那份《关于广州市率先试行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的建议》，篇幅长达八千字。范在建议末尾说：“只要市委有要求，我愿意以身作则。”
李晓瑛记得，她打电话给范松青问他能否公布财产时，电话那头明显犹豫了一下，然后解嘲似的说：“你们记者也真是犀利。”
接着，范松青公布了自己的财产。
随后几天，范松青的手机几乎被媒体打爆。多年跑会的记者称他是“突然爆发”，范松青却说，自己是“厚积薄发”。
压力也随之而来，家庭里风暴自不必说，他也短暂地“蒙圈”了。
“晚上脑子里想很多，睡不着。”范松青说，对外界关注他并非没有心理准备，但没想到那么猛烈。
官场上的非议也自然产生。有人质疑他的房产，也有人质疑他的书稿。
李晓瑛注意到，当很多官员在一起时，范松青会变成谈论的主角，旁人会把话题引到他身上，有些话里明显带刺。“还好老范比较淡然。”
少有人知的是，无形的压力让范松青此后更加谨小慎微。
2014年7月，范松青岳父去世，按照当地风俗，红白事要随礼。他赶回家乡治丧，特意挂出“谢绝礼金”的牌子。
2013年10月，自己独生女成婚，一桌酒席也没有摆。
对于这个决定，女儿埋怨过，亲家也有微词。“没办法，变成风口浪尖了嘛。”
范松青也觉得对女儿不公平，但好在家人都表示了理解。
一面反对他公开财产，一面赞成不办酒席，家人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别再惹人关注了。
范松青承认，和体制内的同事间其实没有太多关于“反腐”“财产公开”话题的交流。很长时间里，他都是一个人在潜心研究。
在2007年调入广州市政协办公厅任研究室主任前，范松青在纪委工作了近十年，主要给领导撰写材料，还有就是案件研究。
“那段时间真的很累，但也有收获。”范松青回忆，因为各项会议集中在每年年初，往往别人家在办年货时，他还在伏案撰稿。
他的老同学、暨南大学教授刘华说，平时朋友们约打个牌，范松青也难得来，总是在工作。
现任广州市政协主席苏志佳，彼时是广州市纪委书记，曾公开评价范松青：优点突出，毛病也容易看出。
“敬业、专注、耿直”，可也“有点迂、与同事偶有争拗，有点傲、公开标榜水平最高”。
对于这些评价，范松青表示接纳，但坦承也没改多少。大多数时候他都在办公室整理文稿。
在公布财产之初，范松青心存一丝希望，会有官员跟自己一样站出来公开自己的财产，他甚至希望这个官员的级别比他更高。
副厅（局）级——范松青目前的行政级别，已是当年国内公开财产的最高纪录。
其实，2013年广州“两会”期间，也就是在范松青公开家庭财产之前，媒体几乎第一时间向18名官员抛出了这个问题。
问卷结果是，16名赞成公开，更有1名市领导和5名局级干部表示力挺，愿意效仿。
但直到两会结束，也未见除范松青之外。有第二位官员公开财产。
范松青说，2014年的“两会”也没有任何相关的提案。据《新京报》报道，5年来我国近40个地区试点财产公开，超过半数昙花一现。
而在单位里，对于范松青，没有人说不好，反倒是有一大堆的“关心”和“保护”。
领导不止一次希望他注意影响，低调行事。过去一年里，相继两家电视台希望邀请他做节目，最终未能成行。
最近，一个朋友在微信群中问范松青：“能否说官员财产公开是检验反腐败的唯一标准？”
范的回复是：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统一的标准答案，在老祖宗的经典论述中也找不到出处；按照现代政治理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过去我们曾经开展过解放思想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今我只能说，在当下，官员财产公开是检验真假反腐败的唯一标准。”范松青说。
“现在中央说的让干部不想腐败、不能腐败和不敢腐败，我老早就提出来了。”
范松青说的是一篇发表于2002年他执笔的广州市纪委调研报告，在该报告里，范提出了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
调研报告获得了广州市委决策咨询研究三等奖，时任市委领导还做了批示，但最终没有结果。
在纪委工作多年的范松青研究案例发现，腐败案件金额变得巨大，就在最近十年。
1999年他接触到的第一个案件是广州市财政局原局长邵汝材案，查获受贿赃款还不及百万。“现在的案子哪止这个数？”
然而一部自费的书稿对官员财产公开有多大的作用，即使是范松青也并不乐观。
当时，他马上就面临退休了，而官员财产公开尚没有纳入全国人大的五年立法规划。
让范松青颇觉讽刺的是，当他公开财产时，时任广州副市长、增城市委书记曹鉴燎对媒体表态：如果全社会要求公开，我就公开。
“后来他是真的‘公开’了。”2013年12月，广东省纪委批准对曹鉴燎立案检查。初步查明，曹鉴燎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钱物折合人民币7000多万，另有2亿涉案金额正在进一步调查取证中。
2015年2月4日，范松青因年龄问题辞去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之职，改任政协巡视员。
如今，1955年出生的范松青已退休多年，而他当年力推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仍然在路上。
来源：一剑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