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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的开端，西方政治走到了一个古怪的关口。市场的拥趸到处有人倾听，而政府的支持者则缄口不言，处于守势状态。而半个世纪前，政治讨论完全相反。政府是未来的浪潮，市场之恶被广为宣扬。在这两者之间，在20世纪的第三个25年，主流信仰是：明智地调控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可以终结经济萧条，开辟通向进步社会的道路。而到20世纪末，钟摆几乎一股脑地偏向市场一边。
稍微反思一下，有一点很清楚：政府既做好事，又做坏事。市场同样是两面的，有时颇有远见，有时则挥霍无度。那些管理这个受控社会的精英，其行为亦如此：他们偶尔很明智，常常脱离大众。人们看待政府、社会和统治精英的方式受到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
我们知道，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专家和政治家的工作，也就是那些谈论复杂观念、消除歧义并让它们适合大众消费的人。这些意识形态专家是谁？反过来，他们又从哪里获得素材？本书讲的就是三个强有力的思想家，他们塑造了20世纪政治光谱上左中右的基础。
在混乱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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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捍卫者。他赞成建立一个以民主方式做出反应的国家，它将用社会化的经济取代资本主义。凯恩斯是后二战时代管控型政府的建构者和推动者。凯恩斯认为，聪明的政策制定者可以让政府与市场和谐相处，把它们从有欠开明者的“愚蠢”中营救出来。哈耶克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成了市场的支持者。哈耶克赞美市场，反对政府管控。哈耶克起初无人理睬，最终作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场针对福利国家的保守主义批判行动的缔造者而声名显赫。
本书讲述的故事可能因为分析价值之外的理由而吸人眼球。三位名人虽然成长路径各异，但在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历史瞬间有所交集。他们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彼此认识、并肩工作并互相批判，这一事实给叙事凭添了不少的戏剧性。
三人年龄相若，均是学术生活中的同僚，都是20世纪定义性政治事件的参与者，这三个人的故事也是西方如何开始把政治定义为政府与市场之间、管控与自由之间、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选择的故事。围绕市场首位还是政府首位的学说之争是党派政治的实质。平民主义对精英主义的抱怨是很多政治讨论的素材。报纸、书籍、杂志、网页和广播中充斥着自由意志主义、平民主义和平等主义争勇好斗的夸张故事。
凯恩斯、拉斯基和哈耶克的精神，有时候是他们的言辞，被注入了这些脚本。他们都属于主创剧作家，他们的观念让当代政治剧场生机蓬勃。他们的生平很有特色：哈耶克，一个承载着一份欧洲大陆遗产的移民；拉斯基，一个犹太神童和本阶级的反叛者；凯恩斯，一个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公社的老前辈。他们彼此认识，忙于公共争论和私人间的意气之争，作为同僚在相同的机构工作。在搜寻他们每个人的经历时，我们将会看到，他们的观念如何成为那些重塑政治世界有力活动的催化剂。
他们各自遗产的核心分别在于现代社会基本制度导向、市场和政府导向与塑造两者之间关系的管控者导向。当21世纪开始时，他们的观念遗产无处不在。拉斯基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分崩离析蔓延全球，哈耶克主张的市场成了更占优势的制度，而凯恩斯的创造——如今以他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象征的管控型政府，是大众抵抗精英及其全球化规划的焦点。
这些导向如何出现正是本书分析的主题。但我们感兴趣的不只是记录观念的历史，不只是传记，也不只是这三个有着重大影响的人物之间关系的人性化故事。虽然本书详细叙述了所有这些内容，但要点是获得一个视角，来观察意识形态形成和改变的过程。本书的核心问题是：身份发展与意识形态信仰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本书所说明的，正是身份、观念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我们怎样才能萃取这三个人复杂而吸引人的生平的重要方面，然后得出其与意识形态和政治变革的关联呢？本书从发展的视角来看待每个人。也就是说，仔细审视在面对塑造一种身份感的挑战时每个人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这些发展转折点与一些观念的出现相匹配，而正是这些观念，描述了他们各自的政治观点。在分析的结尾，我们将得出关于身份形成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某些结论，这些结论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我们当代的政治形势。
特别是，本书显示了对社会和政治制度及实践的反对——源自身份的需要如何推动从观念到意识形态的转变。意识形态的反对困境，源自分析的盲目，这种盲目使得争议性观念的解决方式有可能更多地反映身份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审慎的考量。结果，身份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更多地与人们反对什么有关，而不是与他们支持什么有关。在这些探索过程中，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有人在理解经济时遇到麻烦，为什么有人对治理感到困惑，为什么精英如此经常地误读大众。在本书的结尾，我们把分析与当代政治典型的制度意识形态化关联起来。本书证明了理解身份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这一证明开辟了一条道路，让我们能为了解释身份需要及发展自由的其他方面，而对一些进步主义政策加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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