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的祭坛

教育   2024-12-10 10:11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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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8年的一个清晨,特申教堂门前洋溢着热切的气氛。
一幅新绘制的祭坛画即将揭幕,这件作品是当地伯爵卡尔·冯·特申的特别委托,所有人都期待它能成为这座教堂的骄傲。

教堂外,信众们聚集在一起,互相打听着祭坛画的艺术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个名字,只知道是个画风景的家伙。
当画布缓缓揭开时,期待中的惊叹没有响起,热闹的欢谈变成了死一般的寂静。

没有天使、没有圣母、没有圣徒、没有天堂的光辉……
破败的十字架远远地矗立在山巅,周围松林摇曳,黄昏的黑暗正慢慢吞噬大地。最诡异的是,绑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侧对着信众,看不见脸。如果不仔细看,甚至很难发现他的存在,孤独微小到几乎要融入苍茫的自然中。
人群中有人惊呼:“我的上帝啊!!”

随着窃窃私语渐起,原本兴奋的气氛被一种难以言喻的困惑和愤怒取代。

《特申祭坛画》,1808年


这幅《特申祭坛画》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山中十字架》。那一年,弗里德里希已经34岁,还未出名,这可贵的扬名立万机会,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局面。
批评的声音如潮水般涌来,最响亮的,来自艺术评论家巴西里乌斯·冯·拉姆多尔。他在发表于《优雅世界报》上的长篇评论中,毫不掩饰对这幅作品的厌恶与失望。“这幅所谓的祭坛画,”拉姆多尔写道,“是对宗教艺术的一次冒犯,是一次彻底的失败。”

面对蜂拥而来的质疑,弗里德里希通过一段文字作出了回应,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解释自己的艺术意图。他写道:


“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向落日,这象征着充满生命力的父神形象。随着基督的离世,旧世界的智慧也随之消亡,那是父神曾亲临世间的时代。如今,太阳西沉,世界已无法感知那逝去的光辉。金色十字架散发出的光芒如晚霞般柔和,映照在大地之上。十字架稳稳地立在岩石上,象征我们对耶稣基督坚定的信仰。而环绕十字架的常青树,四季常绿,代表人类对基督信仰的永恒与不变。”

呃……
听起来很容易让人误会是在强行解释啊,还不如不解释了。
对当时的人来说,这种解释实在太过抽象。
弗里德里希没有描绘一个直观、热烈的宗教画面,而是想通过象征性与隐喻性的自然景观传达信仰的深意。然而,这种表达方式超出了当时传统宗教艺术的范畴,会让许多人感到困惑。

《橡树林中的修道院》,1808-1810年

艺术史学家沃恩·威廉形容弗里德里希是一个心理十分复杂的人:“他内心充满矛盾,既是一个与怀疑作斗争的信徒,又是一个被黑暗困扰的美的颂扬者”。
他的复杂性还体现在他多变的情绪中。自然哲学家戈特希尔夫·海因里希·冯·舒伯特描述他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可以在“最深沉的严肃”与“最快乐的幽默”之间迅速转换。他还提到:
“任何只知道弗里德里希性格这一面的人,即他深沉忧郁的严肃,都只了解他的一半。我见过的很少有人像他一样,有讲笑话的天赋,有幽默感,只要他和他喜欢的人在一起。”

有些人认为,弗里德里希的生活和艺术都带有一种压倒性的孤独和悲壮。一些艺术史学家将这种特质归因于他年轻时遭受的创伤。他13岁时,亲眼目睹自己的哥哥为了救自己而溺水身亡。这一事件成为他生命中的巨大阴影,贯穿他的一生。
此外,弗里德里希在1799年、1803年至1805年、1813年左右、1816年以及1824年至1826年间都曾陷入抑郁症的深渊。在这些时期,他的作品主题发生了明显变化,画面中出现了秃鹫、猫头鹰、墓地和废墟等象征死亡的图案与符号。这种艺术转向使得许多人将他的作品解读为孤独与绝望的写照。

《老英雄的坟墓》,1812年

然而,著名艺术史学家和策展人Hubertus Gassner却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弗里德里希的作品中存在着一种积极向上、充满生命力的潜台词,这种潜台词受到宗教信仰的深刻启发。

还有一些人则觉得他的作品充满了象征主义的神秘感——许多画作直到今天都难以解读。例如,在
《月光下的格赖夫斯瓦尔德》中,远方的哥特式建筑被迷雾包围,迷雾如轻纱般笼罩着塔尖与尖拱窗,模糊了建筑与天空的界限,与画面前景的荒凉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比被解读为对天堂与人间、精神与物质的象征。建筑的挺拔向上仿佛在追寻超越,而迷雾则暗示了人类对信仰的迷惘与隔阂。

《月光下的格赖夫斯瓦尔德》,1817 年


于我而言,弗里德里希的画作让我感受到的是——“崇高”。

这种“崇高”并非来源于一种被动的敬畏,而是通过艺术家细腻的笔触和严谨的构图,传递出一种深刻的哲学思辨。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将“崇高”定义为超越感官愉悦的精神震撼。而弗里德里希的作品正是这种震撼的典范——通过自然的广袤和未知的深邃唤起人们对神性与永恒的遐想。
在《雾海上的漫游者》中,我们看到孤独的旅者面对茫茫云海,既是探索者,也是冥想者。这里的“崇高”不在于景物的美丽,而在于旅者的身影与无限自然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似乎提醒我们,个体在宇宙中虽然微不足道,但思想却可以超越一切边界。这种哲学的抽象并未让画作变得冰冷,相反,它以一种令人动容的方式让观众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雾海上的漫游者》,1818年


这种“崇高感”还渗透于弗里德里希艺术的更多层面——无论是荒凉的墓地,还是风雪中的教堂,他的画作常常充满象征主义的谜题。这些象征并非直接服务于叙述,而是试图激发一种共情的能力,让观众在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情感投射。弗里德里希并不是用他的画作去教导,而是邀请观众参与一种无声的对话,这或许是他作品最难解但也最迷人的地方。
因此,弗里德里希的“崇高感”并非简单的宗教崇拜,而是一种通过自然表现出的精神哲学。这种哲学与其说是答案,不如说是问题——对人类、对自然、对存在意义的永恒追问。
也正因如此,他的画作从未失去它的当代性。

《冰海》,1823-1824 年


弗里德里希在世时并未获得广泛的认可。虽然他在德累斯顿艺术学院担任过教授,但与同时代更受欢迎的画家相比,他的艺术在市场上始终难以大卖。他的风景画因其独特的象征主义与哲学性,使许多潜在的赞助人感到困惑甚至疏离。他的作品既不迎合市场需求,也不刻意讨好权威审美,而是坚定地表达他对自然与信仰的内在感受。

《波罗的海旁的十字架》,1815年


然而,弗里德里希的艺术命运在他去世后迎来了复杂的变化。19世纪末,他的作品被重新发现并纳入德国浪漫主义艺术复兴的潮流中,受到艺术史家的高度评价。
但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中期纳粹政权利用他的作品作为“德国精神”的象征,赋予其极端民族主义的意义,这一历史阴影一度影响了后世对他的评价。
尽管如此,弗里德里希的艺术依然展现出一种“超脱”的特质——他既不随波逐流,也不被历史束缚。他的画作沉静地矗立在时间的洪流中,以无声的力量唤醒每一个凝视它的观众。

《海上月出》,1822年

《巨人山》,1830-1835年


《易北河砂岩山脉的岩石景观》,1822–18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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