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b Dylan（鲍勃·迪伦），美国传奇音乐家、作词家和作家，以其深刻的歌词和独特的嗓音著称。他的音乐融合了民谣、摇滚和布鲁斯等元素，代表作包括《Like a Rolling Stone》和《Blowin' in the Wind》。迪伦的作品不仅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还往往蕴含深刻的社会批判和人文关怀，使他成为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象征之一。他在201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唯一一位获得该奖项的流行音乐艺术家。本文为其自述，讲述自己画画的故事。
1974年，我和乐队举办了8年以来的首场演唱会。那是在芝加哥的一个冰球馆里，现场的观众将近2万人。自1966年那场引起诸多混乱和不满的演唱会之后，我和乐队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一起表演过。直到1974年，我们来到芝加哥，再次站上舞台。
谁都无法预测这场表演会带来什么。整场演出我们演奏了25还是30首曲目，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我们并未离开舞台，而是一直站在舞台上向外眺望。观众在半明半暗的赛场中若隐若现，突然，有人点亮了一根火柴，然后又有人点亮了火柴，一根又一根，很快整个赛场就淹没在了火柴的亮光之中。我们以为观众们要把赛场烧掉。火光之中，乐队和我搜寻着舞台上的紧急出口，但我们谁都不想就此离开舞台。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如果说在我们早期的演唱会上观众的反应已经非常极端，那么这一次绝对是世界末日般的灾难。站在舞台上的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们这回是要完蛋了，歌迷们要把这里烧成灰烬。
然而，我们大错特错了。我们误解了人们的行为。观众实际上是在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对我们的赞赏。所以，外表可能是有欺骗性的。
之所以创作“美国风景画”系列，是因为我想创作的绘画是不被我自己及任何人误解和误读的绘画。翡翠画廊邀请我创作以“美国风景”为主题的系列画作时，我一下就被这个主题吸引了。经过一番清楚的沟通之后，我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之旅。
这一系列的绘画都围绕着“美国风景”展开——人们来回穿越这片土地时，如何看待它的价值。我远离主干道，另辟蹊径，随性而游。我始终相信，未来的关键来自过去的遗迹。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过去了如指掌，才能在现在时中获得真正的身份。一个人的过去从出生那一刻就开始了，无视它就是对于真实自我的欺骗。
图像被放置在画面之中，有意或者无意。我选择图像是因为它们对我有意义，在这些图案中可以看到很多重复的图像：道路、棚屋、码头、汽车、街道、海湾、铁轨、桥梁、汽车旅馆、卡车停靠站、电线、农场、剧院标志、教堂、标志和符号等等——所有这些都建立了某种类型的构图价值。我的目的很直白，既不具有实验性，也不没有探索性。
有些作品包含了诸多复杂细节，有些却没什么技巧可言，因为我的手无法一一还原我的眼睛所看到的内容。因此我借助了摄影中的暗箱技术。暗箱相机是17世纪发明的一种原始相机，它能将图像倒立投影，画家可以用它来工作。这是真正的相机，只不过图像没法打印。它只能被看到，然后画家可以根据其中的轮廓去填充色彩。卡拉瓦乔在他的所有画作中都用到了这种技术，范·艾克和维米尔也是如此。
现在就简单多了，我可以用真正的照相机来辅助绘画。在亚利桑那州的库里路，我用了一个旧的电影相框，我也用它来画了几幅不同的画。在很多地方，我都是直接画的。《Topanga Ranch汽车旅馆》、《冰淇淋工厂》、《卡车停靠站》、《平顶餐馆》、《墨西哥餐厅》等等画作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创作的。
在绘画的过程中，我采用特殊改变的透镜，以实现饱满的效果。在其他很多情况下，我所需要的只是一把直尺、一个指南针和T型方框，视具体情况而定，我的创作方式既不不抛弃传统，也不遵循任何传统或美学原则。
我试图去掉作品中的人性，使它们脱离幻想。所有的作品都被放置在一个合理定义的空间内的非异域环境中。画面的焦点很重要，有时焦点的位置非常不符合常规。背景和前景也无法完全区分。在《游乐园的小巷》里，焦点是背景中的摩天轮，橙色雪佛兰卡车可能是前景的中心，但它并不是焦点。《匹兹堡的早晨》中焦点是背景中的桥，而不是前景中那个大大的仓库。而《平顶餐馆》的焦点实际上是绿树。
我用数学系统创建二维的图像，因此有时背景和前景会融合在一起。自然景观一直都是这些绘画中的主要特征。整个构图中没有拥挤不堪的元素，我只用最基本的结构表达感觉和观念，完美比例和逻辑取代了情感。自然之美、线条、形式、形状和纹理创造出了以自然景观为主要特征的和谐。
我将自己限制在传统的绘画主题范围内，在我眼中没有肤浅或浮夸的东西，任何物体都可以成为我描绘的对象。一个简陋的热狗摊也可以变成经典的特征，比如我创作的《甜甜圈店》和《High Wire》。新艺术运动的经典曲线、飞扶壁、尖塔、拱门和起伏，统统都包含在我的绘画之中。这些元素特意避免了戏剧性和剧院式的光线效果，它们是恒定不变的，能反映任何时期，将自然主义带到了观众面前。
在一些绘画中，反射光的亮度通过明显的笔触表现出来。有时阳光照射到某些地方会与阴影区域形成强烈的对比，比如《平原上的日出》和《恐怖的天空》。我试图避免扭曲的视角或人造光，但有时却无法避免。一个专业的画家是色彩理论的大师，这意味着他可以像马克·罗斯科那样，利用复杂的色彩和色调值系统，把白色变成黑色。“平凡之路”系列画展反映了我在色彩上的探索，有时我使用的颜色变得不那么明显，轮廓也不那么精确。而有的时候，我的画作更趋向于单色画，比如《石油工人的窝棚》和《暮色》。
流动或弯曲的线条构成另一种视觉载体，在风景画中给人一种遥远的感觉。建筑本身始终是思想和灵感的重要来源，但是，“平凡之路”总是试图回归到传统的感知方式，即通过对比、位置、孤立和融合，将三维空间转化为二维空间。
如果要为这些画作配上音乐的话，我希望可以在某些地方用上威廉·邦奇的音乐。其他的地方可以来一点查理·帕克、克利福德·布朗或者盲人莱蒙·杰弗森，或者吉他手史林也行——这些都是能够让我们感到澎湃的艺术家。一定要这样。一定要。
我有意识地摒弃消费文化或流行文化，包括大众传媒、商业艺术、名人、消费者或产品包装、广告牌、连环画、杂志广告。“平凡之路”系列作品呈现了不同于日常消费文化意象的主题。这些画作的灵感与弗洛伊德的著作毫无关联，也不是基于梦境中的精神意象，更没有奇幻的世界、宗教神秘主义或模糊的主题。观众并不需要去猜测每幅作品中的事物究竟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幻想中的。如果观众曾经亲身前往过画中的某些地点，那么他们就会看到与我画中一模一样的景色。这让我们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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