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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艺术随时可能被战争所摧毁的年月里，1916年，凡尔登战役中，差一步就被调离前线的弗朗茨·马尔克没有躲过死神的召唤。
弗朗茨·马尔克，1910 年
但对于马尔克来说：既然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已被破坏了，彻底地归身于大自然，也许是并不坏的结果。
马尔克最喜爱的题材是动物，在他的成熟的个人风格展露于世之前，马尔克就对动物作了不乏详细的研究。但是，马尔克不是写实主义动物画家。尽管德国抒情主义对他不无影响，但动物形象本身并不是他的绘画目的：画家对动物的关注，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观看世界的独特的方式。
我们可以从他的警句似的提问深入进马尔克的心灵：“对于一个艺术家，有什么思想能够比想象自然在动物的眼中是个什么样更为神秘？一匹马如何看世界，一只鹰如何看世界，一只鹿、一只狗又如何看世界？”
这是在提出一个近乎哲学或宗教的问题。如果我们将精神注入自然，把自己的理性交付动物的本性，整个宇宙将会呈现怎样一种情形？作为无生命的自然物，在精神的氛围中将会作为怎样的生命体与人类对话？马尔克的提问反映了他的泛神宗教情绪。这实际上是德国艺术古老传统在现代的继续。
蓝马一世 1911年
1903年，马尔克旅行到巴黎和布列塔尼，使他发现了表现自己艺术感受的绘画可能性——印象主义的色彩，纳比派的装饰。但是，这仅仅属于一种启示性的刺激，马尔克的心灵远远不像印象派画家和纳比派画家那样宁静，他的心理状态更接近于象征主义文学家、艺术家的恐惧，他分享了“世纪末”的绝望心理。在画家看来，绘画是为了躲避恐怖，抚慰因现实的力量而衰微的心灵。在这一点上，凡•高对太阳的渴望和与其直面自然不如陷身于自然的精神，正是马尔克所钦佩的。
在解决自我与现实的矛盾当中，自然主义这一方法是无济于事的，既然现代社会里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缺乏正常的关系，再现可视的现实不是走向肤浅，就是陷入粉饰。更重要的是，画家梦想着一种与自然的新型和谐关系——类似于动物与自然的关系。对这一关系的梦想过程，也即是艺术形象不断滋生、浮现的过程。
森林里的鹿 1914年
从哲学的角度上讲，马尔克的提问是无结果的。他知道事物皆有自己的本质，可本质在画家看来是神秘而不可知的。真实无疑是画家追求的东西，但是，“真实总是变化着的”，如何才能把握真实，便成了画家感到富有吸引力但又十分棘手的课题。尽管如此，马尔克清楚，真实肯定离不开真诚、纯洁和善的东西，既然动物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而直觉又导致画家对动物，对“纯洁的野兽”的同情，且“具有纯洁生活感的动物唤醒了我心中所有善的东西”，那么，将动物眼中的世界形象展示出来无疑是美的。
问题又回到了世界在动物的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只有艺术想象才能回答这个问题。既然可视现实的精确图画是靠再现的写实主义，不可视的现实只能是用“抽象”的艺术形式，即靠主观想象的形式韵律去吻合画家在自然中感受到的内在韵律。这种与自然进行的纯真对话就是画家要表现的真实。由于本质的真实性是与泛精神联系在一起的，靠本能或直觉去体验动物的灵性，无疑包含着一种浓厚的宗教情绪，那么，自然主义的法则就不可能适应新的真实的表现。画家认为：“自然法则曾是艺术的表达工具，今天，我们用笃信宗教来替代这个法则。”这不免让人怀疑画家想要抛弃传统并与之决裂。可事实上，人类精神总是离不开传统的，在为自己的感情表现寻找语言的过程中，传统不仅能够，而且事实上为现代画家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正如马尔克看到的：“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将无疑显示出与过去的、原始时代的艺术的深刻的类似。”而过去的、原始时代的艺术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启发的问题，重要的在于艺术家从中悟得了纯真和质朴感，这正是现代社会极其缺乏的。
动物的命运 1913 年
马尔克于1910年遇见奥古斯特·马克，后者令人愉快的色彩绘画使马尔克获益匪浅，两位画家相互讨论色彩的心理作用以及色彩与音乐的类似关系，对色彩的独立的表现价值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1912年他给马克的一封信中，画家写道：
“蓝色是男性原则，强壮而精神。黄色是女性原则，文雅、安详、肉感。红色是物质，粗鲁而沉重。假如你把阴沉而富于精神性的蓝色与红色调合起来，你就把蓝色提高到一种无法忍受的悲痛的表现上，一种抚慰的黄色如果与紫色形成互补关系，就变得必不可少。现在，如果你把蓝色与黄色调成绿色，你就把红色——物质、现世——带向生活，但是在这里，作为一个画家，我感到一个区别：用绿色你绝不可能完全平息永远是物质的、粗野的红色。蓝色（天堂）和黄色（太阳）肯定会再一次帮助绿色，以便使物质平静。”
马尔克的这种对色彩象征性的解释，与康定斯基的观点并没有多大的实质性区别，它说明了在印象主义之后，画家们逐渐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色彩本身的价值，看到了色彩在没有物象帮助的情况下具有更为强烈的感染力。文学、轶事的消失非但没有减弱绘画的美，而且更加显示了绘画美的独特价值。
蓝马塔 1913年
马尔克在参加了新艺术家协会之后，感到自己的想法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证实，于是，他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运用野兽派的色彩，用夸张的色彩去画动物的形象，描绘了一个独特的弥漫主观感受的象征世界。可是，马尔克的这种“野兽般的”表现，并没有出现康定斯基所批评的那种不和谐现象。因为马尔克红色的马或蓝色的马是放在一个完全非真实的环境中，而不是放在“一个精心描绘的自然主义风景里”，它的内在价值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马尔克清楚：现代大师们并不“观看”可视世界，而是“投射内心世界”，要了解动物眼中的世界形象，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从马尔克的动物形象窥视到画家天真的“动物心灵”。正因为马尔克独特的感受方式，他没有让色彩像康定斯基的绘画中那样放任自流。在对真实的捕捉中，画家的内心需要明确的形式。马尔克的形式单纯并具有几何效果，这反映了立体主义的影响，从立体主义的形式中，马尔克体验到一种最能表现自己内心感受的“内在的神秘结构”，尽管动物的形象始终是存在的，但已失去了它们本身的外在意义，而作为一种近乎图腾的符号展示了画家的宗教。
狐狸 1913年
1912年，马尔克在巴黎见到了德劳奈，后者奥弗斯主义（Orphism）的色彩形式，在马尔克看来可以用于表现人类固有的纯洁性。可是，只有简单的色彩形式还不能传达神秘的体验，1912年在慕尼黑唐豪塞尔画廊举办的意大利未来主义画展最终完善了画家个人的语言形式，由立体主义启发的破碎形式加之相互迭置或穿透，盖之以野兽派和德劳奈等人提示的色彩，一个由色彩形式构成的有深度有反射光辉的形象世界便跃然于画布之上。
马厩 1913年
1913年的《马厩》，是我们研究马尔克的个典型的例子。这幅画首先要表现的是“与动物的同情”，画家凭借无限的想象力，试图展示动物般的心灵。马尔克以抽象的色彩形式来表现马厩，而在这些色彩形式的后面画出马头、臀部和尾巴。可是，由于画家充分借用了立体主义的几何形式，并把未来主义的色彩穿透性引入画中，作为轮廓的线条没有了，画家用丰富的色块来构成各个形式体的关系，最终，画面具有一种由色彩完成的形式感染力。可视形象的联想则退到了十分次要的地位。
此外，我们从画中明确而简化的几何色块以及色块的晶体般的光的效果，可以看出画家内心的宗教心灵，使我们感到类似教堂里的彩色玻璃那样的神秘感染力。向上倾斜的色彩条无疑是以向上升华为特征的哥特艺术神秘魅力的现代反映，同时也可以将其视为从事物内部射出的光芒。
小猴子 1912年
马尔克大约在1914年到1915年间说过：“这一天已经为时不远了，欧洲人将强烈地感到无形式带来的苦恼。那时，他们将在痛苦中伸展，探索形式。他们不会在过去中寻找这种新形式，他们也不会在自然的外部找到它。他们将从内部，按照他们新的知识确立这个新形式。这个知识将把世界古老的寓言转变为一般的形式原则，并把观看世界外部的旧哲学转变为调查世界甚至超越世界的另一种哲学。”
事实上，马尔克在此时的绘画风格也是与他的艺术思想相一致的。如果说在此之前的作品中还有自然主义的痕迹的话，之后的形象世界就已是一个完全来自内心的世界，一个彻底脱离了可视现实约束的新的现实。《格斗的形式》（1914年）正是这种表现形式的作品。
格斗的形式 1914年
马尔克的艺术也许容易被遣责为消极的艺术，因为正当人类精神严重地受到金钱、战争、尔虞我诈的侵蚀和破坏的时候，马尔克没有把画笔作为一个直接宣扬正义的武器。马尔克看到了“也许是我们欧洲人的观念把世界毒化并给弄得不正常”。因而画家“梦想一个新的欧洲”，但他没有象库尔贝那样直接参加进革命的斗争中去。然而，这并不是我们评价一位艺术家的艺术的科学依据。像对待所有“世纪末”的艺术一样，我们判断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大小，只能凭借艺术家是否具有真诚的创作愿望和是否将他的真诚落实在物质的图画上这样一个尺码。既然这个本来是正常的世界已经变得不正常了，一个本来纯洁的世界已被毒化了，画家能够否定现实的虚伪性，并努力寻求人类固有的纯洁性，用美的形象呼唤着真诚的同情，这就足以显示出艺术家精神的可贵。因此，对于这位在“贪婪的战争”中无辜死去的艺术家，我们首先应该抱之以最深切的怜悯。至于他的艺术，我们应视其为人类精神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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