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仕与不仕，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思想世界中的一个难题。隐逸也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被推崇的生活方式。隐逸现象在易代之际尤为显著。面对天命中断、改朝换代，隐逸是前朝遗臣宣示抵而不抗的政治姿态，是他们保全名节、维持尊严、实现自我忠信之道的方式。中国古代隐士较大规模的出现，始于东汉初年。但改朝换代和邦无道这两个条件，东汉初年似乎都不具备。这一现象映射出东汉开国的特殊性和两汉交替期间政治分野的复杂情况，背后的史事纠葛和思想构建尚未得到学界措意。
谁是“猎者”与“耆老”老矣：东汉初年西汉遗臣的处境
经历了两汉之际诸政权间没有定数的竞夺，士人在各个政权之间迁徙，加剧了士人对新生政权的虚无体认。西汉遗臣耆老与新生的东汉政权之间，有某种隔阂感。当时隐者多称老者，迈入统一天下的东汉时代，他们渐被称为“耆老”。与之相反，年轻是刘秀开国集团的显著特征。耆老希望建都长安，恢复汉家旧制度。而年轻的统治集团则希望在洛都开展制礼作乐，以标榜东汉王朝超越西汉、比肩周代之地位。由此，在隐士逸民与统治者、耆老与新秀之间，横着一道鸿沟。
光武帝即位后，为隐者“侧席”，重礼聘请他们再仕。然而，这些跨越两汉的士人多以“老病”为由拒绝入仕，被征召而不至，或至而不能屈，不愿为当朝效力，在恩威并施的皇权强迫下依然保持独立。对待这种局面，光武表面上礼待耆老。但心气颇高、阅历丰富的耆老们并不甘心做皇权的点缀物，他们多持一种桀骜不驯、不愿阿从的态度。
遗臣耆老入仕东汉者，也与当局不契合。他们自恃元老、前汉名门后代的身份，直抒胸臆，竭力进谏，不愿迎合，在建国之初、亟需歌功颂德的氛围下屡唱反调，因而常遭排抑、疏离甚至惩罚。该群体入东汉后并不受重用，已蒙受易主改仕的羞耻，还遭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责辱，因而转向归隐。
处于观望状态的遗老逸民，本来就质疑刘秀集团重建汉朝的正当性，又经历或目睹了遗臣出仕的下场，有物伤其类之感。与其受辱，不如归隐山林。这种隐遁、复出又再次离开的情况，不在少数。隐逸潮流渐趋强化，源自光武与遗臣的紧张关系，士人的政治理想、人格理想与现实政治的尖锐冲突。
“圣主不宾”：皇帝处理隐逸热的策略与东汉的正统重建
隐士多宣示“不臣”“不宾”。面对这种集体性“不臣”的坚决态度，光武诸帝逐渐摸索出一种应对的策略，将尊重隐者、容忍隐逸、鼓励守节塑造成圣王的必要品质，将隐逸现象转化为王道结构中的一个部分。由此，形成了东汉“圣主不宾”的策略，皇帝、隐士尊重彼此，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轻慢，皇权与在野贤者维持着力量的平衡。
“圣主不宾”观念理顺了主君与隐者之间的关系，承认了此时隐逸的普遍存在，舒缓了耆老与当朝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从理论上消解了“治世”与“隐逸”之间的矛盾，“邦有道，亦可隐”渐为朝野共识。东汉王朝将“不宾之士”纳入其“明王圣主”的思想建构中。在塑造的“邦有道”景观结构中，隐者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它反衬了对“明王圣主”形象和品质的建构，是东汉初期重建正统诸步骤中重要的一环。
东汉统治者企图打造一个摆脱“汉承秦制”的全新汉朝，从思想上摒弃秦朝以来那种依靠威权、自上而下的单向性君臣关系，试图建立双向性的君臣伦理模式——对伦理关系的双方都有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要求。一方面，尊重遗老、容忍隐逸、鼓励守节成为“明王圣主”的人格品质，构成在士人心目中天子统治资格的必备条件。另一方面，逸民不辜负“明王圣主”的期望，以在野的身份彰显廉洁、刚毅之品行，激励贪夫廉、懦夫立。此为教化风俗、维系“野”之秩序的方式，是建设“理想汉朝”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圣主不宾”，天子与逸民的理想化关系得以塑造奠定。
作为处世姿态的“隐”：东汉士林的个体观念与隐逸的正当化
就“隐”的内部驱动力而言，两汉之际饱经沧桑的士人进入东汉后，在进退之际有了新的选择，由之衍生了新的观念。“隐”能够获得独立存在的意义，根源于对“人”自身的审视，它带来一种全新的认识。当入世的外部世界被关闭，“人”自身的一切更被关注，能够自觉地、独立自主地看待自己，形成新的人生志趣和价值理想。从耆老士人创作的赋文，可看出他们在这种幻灭下形成的个体独立意识。这些人也许并非不满于现实政治，而是厌倦了“入仕”本身。官宦的生活、人际交接的礼节被视为使人受累、可以舍弃的世俗之物，“肆意”“自如”的生活方式逐渐兴起。这种不求仕进、独善其身、追求精神自在的观念，也对下一代士人颇有影响。
在一系列思想表述中，在隐逸士人与当权者的无声博弈中，在皇权的许可下，东汉初年的“隐”获得了存在的正当性，拥有其独立的价值，不再是一种只有在“邦无道”的情况下才被鼓励的行为。士人生命价值的实现途径更多元化，不再必须通过出仕的方式来实现，在“隐”“退”“屈”“去”的状态下亦可能安顿人生价值。既能获得前者不能赋予的心灵的宁静和自由，又可标榜一种不与世俗同流的“士”的独立品质。疏离权力集团、远离和批判现实政治的生存方式受到肯定，个体的世界更加广阔。隐逸风气的漫延，为铁板一块的皇权统治下的士人思想成长留下空间，致使东汉后期党锢运动中在野士人的蔚然成风、其“崛然独立”群体性品格的形成，亦为魏晋时期个体自觉时代的真正到来奠定基础。
由于政治势力之分野，东汉社会对两汉法统关系、立国合法性存在着歧异认知。帝王将隐逸不利于建构其正统性的因素转化为有利，最终消弭、整合了这种分歧。明帝永平年间，隐逸政策发生微妙变化。大射礼、养老礼、天子自讲等辟雍典礼相互配合，明帝借以宣示理想化君臣关系的缔结，创造一种唯恐贤者不得其所、求才若渴、君臣默契的舆论景观。通过恢复古之圣王典礼，将在野隐者转化为朝廷栋梁，消弭朝野分歧，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光武时代名士拒仕的局面。从中可见出东汉建立伦理双向性君臣关系、构建教化色彩浓厚的理想社会的努力。
[说明：该文章刊发于《史林》2024年第3期，摘编自《历史与社会（文摘）》2024年第3期。]
王尔：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仕与不仕，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思想世界中的一个难题。隐逸也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被推崇的生活方式。隐逸现象在易代之际尤为显著。面对天命中断、改朝换代，隐逸是前朝遗臣宣示抵而不抗的政治姿态，是他们保全名节、维持尊严、实现自我忠信之道的方式。中国古代隐士较大规模的出现，始于东汉初年。但改朝换代和邦无道这两个条件，东汉初年似乎都不具备。这一现象映射出东汉开国的特殊性和两汉交替期间政治分野的复杂情况，背后的史事纠葛和思想构建尚未得到学界措意。
谁是“猎者”与“耆老”老矣：东汉初年西汉遗臣的处境
经历了两汉之际诸政权间没有定数的竞夺，士人在各个政权之间迁徙，加剧了士人对新生政权的虚无体认。西汉遗臣耆老与新生的东汉政权之间，有某种隔阂感。当时隐者多称老者，迈入统一天下的东汉时代，他们渐被称为“耆老”。与之相反，年轻是刘秀开国集团的显著特征。耆老希望建都长安，恢复汉家旧制度。而年轻的统治集团则希望在洛都开展制礼作乐，以标榜东汉王朝超越西汉、比肩周代之地位。由此，在隐士逸民与统治者、耆老与新秀之间，横着一道鸿沟。
光武帝即位后，为隐者“侧席”，重礼聘请他们再仕。然而，这些跨越两汉的士人多以“老病”为由拒绝入仕，被征召而不至，或至而不能屈，不愿为当朝效力，在恩威并施的皇权强迫下依然保持独立。对待这种局面，光武表面上礼待耆老。但心气颇高、阅历丰富的耆老们并不甘心做皇权的点缀物，他们多持一种桀骜不驯、不愿阿从的态度。
遗臣耆老入仕东汉者，也与当局不契合。他们自恃元老、前汉名门后代的身份，直抒胸臆，竭力进谏，不愿迎合，在建国之初、亟需歌功颂德的氛围下屡唱反调，因而常遭排抑、疏离甚至惩罚。该群体入东汉后并不受重用，已蒙受易主改仕的羞耻，还遭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责辱，因而转向归隐。
处于观望状态的遗老逸民，本来就质疑刘秀集团重建汉朝的正当性，又经历或目睹了遗臣出仕的下场，有物伤其类之感。与其受辱，不如归隐山林。这种隐遁、复出又再次离开的情况，不在少数。隐逸潮流渐趋强化，源自光武与遗臣的紧张关系，士人的政治理想、人格理想与现实政治的尖锐冲突。
“圣主不宾”：皇帝处理隐逸热的策略与东汉的正统重建
隐士多宣示“不臣”“不宾”。面对这种集体性“不臣”的坚决态度，光武诸帝逐渐摸索出一种应对的策略，将尊重隐者、容忍隐逸、鼓励守节塑造成圣王的必要品质，将隐逸现象转化为王道结构中的一个部分。由此，形成了东汉“圣主不宾”的策略，皇帝、隐士尊重彼此，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轻慢，皇权与在野贤者维持着力量的平衡。
“圣主不宾”观念理顺了主君与隐者之间的关系，承认了此时隐逸的普遍存在，舒缓了耆老与当朝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从理论上消解了“治世”与“隐逸”之间的矛盾，“邦有道，亦可隐”渐为朝野共识。东汉王朝将“不宾之士”纳入其“明王圣主”的思想建构中。在塑造的“邦有道”景观结构中，隐者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它反衬了对“明王圣主”形象和品质的建构，是东汉初期重建正统诸步骤中重要的一环。
东汉统治者企图打造一个摆脱“汉承秦制”的全新汉朝，从思想上摒弃秦朝以来那种依靠威权、自上而下的单向性君臣关系，试图建立双向性的君臣伦理模式——对伦理关系的双方都有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要求。一方面，尊重遗老、容忍隐逸、鼓励守节成为“明王圣主”的人格品质，构成在士人心目中天子统治资格的必备条件。另一方面，逸民不辜负“明王圣主”的期望，以在野的身份彰显廉洁、刚毅之品行，激励贪夫廉、懦夫立。此为教化风俗、维系“野”之秩序的方式，是建设“理想汉朝”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圣主不宾”，天子与逸民的理想化关系得以塑造奠定。
作为处世姿态的“隐”：东汉士林的个体观念与隐逸的正当化
就“隐”的内部驱动力而言，两汉之际饱经沧桑的士人进入东汉后，在进退之际有了新的选择，由之衍生了新的观念。“隐”能够获得独立存在的意义，根源于对“人”自身的审视，它带来一种全新的认识。当入世的外部世界被关闭，“人”自身的一切更被关注，能够自觉地、独立自主地看待自己，形成新的人生志趣和价值理想。从耆老士人创作的赋文，可看出他们在这种幻灭下形成的个体独立意识。这些人也许并非不满于现实政治，而是厌倦了“入仕”本身。官宦的生活、人际交接的礼节被视为使人受累、可以舍弃的世俗之物，“肆意”“自如”的生活方式逐渐兴起。这种不求仕进、独善其身、追求精神自在的观念，也对下一代士人颇有影响。
在一系列思想表述中，在隐逸士人与当权者的无声博弈中，在皇权的许可下，东汉初年的“隐”获得了存在的正当性，拥有其独立的价值，不再是一种只有在“邦无道”的情况下才被鼓励的行为。士人生命价值的实现途径更多元化，不再必须通过出仕的方式来实现，在“隐”“退”“屈”“去”的状态下亦可能安顿人生价值。既能获得前者不能赋予的心灵的宁静和自由，又可标榜一种不与世俗同流的“士”的独立品质。疏离权力集团、远离和批判现实政治的生存方式受到肯定，个体的世界更加广阔。隐逸风气的漫延，为铁板一块的皇权统治下的士人思想成长留下空间，致使东汉后期党锢运动中在野士人的蔚然成风、其“崛然独立”群体性品格的形成，亦为魏晋时期个体自觉时代的真正到来奠定基础。
由于政治势力之分野，东汉社会对两汉法统关系、立国合法性存在着歧异认知。帝王将隐逸不利于建构其正统性的因素转化为有利，最终消弭、整合了这种分歧。明帝永平年间，隐逸政策发生微妙变化。大射礼、养老礼、天子自讲等辟雍典礼相互配合，明帝借以宣示理想化君臣关系的缔结，创造一种唯恐贤者不得其所、求才若渴、君臣默契的舆论景观。通过恢复古之圣王典礼，将在野隐者转化为朝廷栋梁，消弭朝野分歧，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光武时代名士拒仕的局面。从中可见出东汉建立伦理双向性君臣关系、构建教化色彩浓厚的理想社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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