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产生于两千多年以前的古籍，由于时代久远，背景复杂，文字艰深，涉及的文化知识面广，今天阅读和研习起来，确有不少困难。但有利的条件是，出于对这部书的重视，不少学者都对它进行过整理、研究，特别是近代以来，许多学者在专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还有意做了一些便于初学者入门的普及工作，方便了一般读者对它的理解和阅读。
无论是初学者，一般古典文学爱好者，还是研究者，阅读作品应该是第一步。当然，这会有不同的要求，也需采用不同的方法。
对于初学者，一般文学爱好者，不妨首先读选本。《诗经》全书三百零五篇，但从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来看，也不都是同等重要的。一般选本，对它作了遴选，一些贴近生活，艺术性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大致都包括在内了。而且都带有注释，有的并附以今译；对每篇作品一般还写有点明诗歌背景、主旨的解题。但在阅读中也要注意几件事：
一是这些选本只代表不同选者的眼光，所以从选篇到注解并不会完全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则不妨选一本公认的、好的选本为主（如余冠英的《诗经选》），然后再参考其他的选本、读本，以免为一家所囿。
二是所附今译对初学者是有帮助的，因为《诗经》作品的难读，除难字、难词以外，还有对诗句、篇章意思的领会问题，初学者如对照现代汉语的今译来读，无疑是个很大帮助。但它只可作为阅读时的参考，绝不要代替对原诗、原文的阅读。先不说译文有水平的高低问题，即使再好的译文也只能传达其意，而难传达其味儿。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时代的产物。离开原作者时代所用的语言，无形中就丧失了它的风格和品味，模糊了作者的个性，而这对于文艺作品来说，又是绝不容丧失的。
三是对于《诗经》作品，不要止于一般的理解和阅读，最好还要熟读兼之以吟咏。特别是《诗经》中的一些民歌作品，它本身原是口头传唱的，其篇章结构，语言运用，语言节奏，抒情手法，均与音乐有关。如今乐调已失，变成了书面文学。为了把握它的艺术真谛，体味它的风格神韵，不妨通过吟咏来增加领会。关于这一点古人也有所认识。如朱熹就发表过这样的意见，他认为诗本“性情”，通过“熟读”，是领会《诗》中本义、性情以至艺术魅力的途径。他说：“读《诗》正在于吟咏讽诵，观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诗，自然足以感发善心。”“须是读熟了，文义都晓得了，涵泳读取百来遍，方见得那好处；那好处方出，方见得精怪（指高超、新奇处）。”（《朱子语类》卷八十）清代方玉润在解读《周南·芣苢》一诗时，曾说：“读者试平心静气，涵泳此诗，恍如听田家少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诗经原始》）可知前人早已知熟读吟咏在学诗、解诗中的作用了。
另外，近些年来还出版了一些关于《诗经》名篇鉴赏的书，好的鉴赏文既解诗又重在审美，即从艺术上剖析其特点和成就，这正可补一般文学史和注释本在这方面的不足。虽然在赏析中也存在着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对于初学者、一般爱好者来说，对如何理解作品，领会其艺术特征，正起着津梁作用。
以上是就一般文学爱好者说的。至于想对《诗经》作进一步的研习，着手作某些研究工作，那就必须有更多的知识准备。
首先，要充分了解历代研究成果，也就是了解《诗经》研究史。《诗经》是一部古老的典籍，汉以后又被尊为“经”，从而受到重视。有关《诗经》的研究著作，可以说代不绝书，汗牛充栋，以至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诗经》学。近世学者曾为《诗经》学下过这样的界说：“《诗经》学者，关于《诗经》之本身，及历代治《诗经》者之派别，并据各家之著作，研究其分类，而成一有系统之学也。”（胡朴安《诗经学》）从历史上看，关于《诗经》的研究，早在先秦就已开始了，如孔、孟、荀的说诗、解诗，虽仅为零星言论，但影响巨大。此后汉代鲁、齐、韩、毛四家传《诗》，在汉学内部形成了经今文、古文之争。经今文重所谓“微言大义”的阐发，古文重历史、文字训诂的考证，尔后《毛诗》独传，体现了古文经学的成果。到了宋代，随着思辨学风的兴起，又出现了以“义理”说《诗》的“宋学”，他们以澄清汉儒的迂腐为己任，除继续做一些训诂、考证外，重在对诗本义的恢复和研究。逮至清代，又出现了新汉学，对《诗经》的文字、音韵、训诂、名物做了浩繁的考证和研究。但也出现了以姚际恒、方玉润为代表的一反汉、宋之学的独立思考派。
纵观历代关于《诗经》的研究，论著不谓不多，仅清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存的就达一百四十七部，加上未及载入和其后的著作，以及笔记类、文论类著作，其数量恐不下千种，其成果殆为可观。但也存在着重大问题，主要是他们多受时代的局限，视《诗经》为儒家经典，其解《诗》、说《诗》，往往离不开儒家教义，把作品政治化、伦理化，从而掩盖了《诗经》的本来面目。当然，从宋学开始，也有某些探讨诗本义之作，不无参考价值，但总的说来，都存在着把《诗经》作品非文学化的倾向。也就是使人们只“知《诗》之为经，而不知《诗》之为诗”，这当然严重阻碍了对诗的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一情况，直至“五四”以后，才出现了真正改观。但《诗经》作为一部古文献，年代久远，文字艰深，前人对它所作的文字、音韵、训诂、名物的考证，以及校勘、辑佚等有关资料研究工作，对我们还是极为有用，不能抛弃的。因此，我们从事《诗经》研究，不能割断历史，仍有充分利用历代研究成果的问题。
其次，我们今天研究《诗经》还必须具备正确的理论观点和相关的学科知识。《诗经》是产生于两千多年以前的文学作品，要认识它、评价它，就必须将其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还要作为文学作品，分析它的美学特征、艺术成就和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这就需有正确的历史观、美学观为指导，才能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另外，《诗经》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反映的生活面广阔，古文化内涵丰富，因此，牵涉到的知识面也相当广泛。如有关历史、神话、宗教、礼制、民俗以及天文、地理等，掌握这些知识，不仅有利于正确地解诗、读诗，同时也可以在大的文化背景下，对《诗经》开展多方面的深入研究。
不容讳言，研究《诗经》是十分困难的，至今有许多难点、疑点尚待突破，从编订、成书，到每篇作品的本事、题旨，以至有些字义的训诂、解释，往往歧见纷纭，尚待进一步研究。关于解诗之难，宋代欧阳修就说过：“盖诗述商、周……孰能无失于其间哉！”（《毛诗本义》）这是说，因为时代久远，资料欠缺，而使人陷入迷惘。清人戴震说：“作诗之意，前人既失其传者，非论其世知其人，固难以臆见定也。”（《诗经补注·自序》）近人俞平伯更分析治《诗》之难说：“《诗》文殊简略，作此释固可，作彼释亦通，其难一。训诂以音声通假本非一途，就甲通乙则训为丙，就甲通丁则训为戊，若丙戊二解并可通，则其间之去取何从？其难二。鸟兽草木则异其名，典章制度则异其法，既图解勿具，亦考订无资，其难三。文词之解析原有三部：一，字之训诂声音；二，物类制度之订定；三，文义之审度。现在呢？求之训诂则苦纷歧，求之名物则苦茫昧，求之文义则苦含混。故在今日，吾人解析文句，希望能处处惬合作者原义是一事，而能达到否又是一事。”（《论诗词曲杂著·读诗札记》）俞平伯曾于1923年至1925年之间，与顾颉刚、胡适等人在报刊上讨论关于《诗经》诗篇的理解问题，其所诉说的难处，正是经验之谈。
虽然如此，《诗经》一书及其作品，经过历代学者的探索和考证，还是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一些分歧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今后任务，就在于总结前人成果，更新观念，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做新的开拓。
本文选自《十三经说略》之“诗经说略”篇，转引自“投前山读诗记”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