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为桓温翻案?

2024-11-19 18:00   江苏  
近日,作家沈刚的历史新著《晋朝的死结》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这本书是适合大众阅读的晋朝历史,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作者笔触客观,不偏不倚,叙事细腻,从洛阳的光复和桓温的勃然大怒说起,以简明晓畅的文字勾勒出两晋历史演变的线索,为普通读者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入门指要。作者立足《晋书》《资治通鉴》《世说新语》等原典,广泛引用了中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诸如晋武帝是少有的仁君、桓温并无篡位安排、孝武帝死于突发疾病等经得起考究的历史研究结论。



在上海书城举行的《晋朝的死结》新书发布会,作者沈刚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执行主编郑诗亮进行对谈,对于晋朝的历史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在晋朝的历史上,我个人认为,司马炎和桓温是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如果说,晋武帝司马炎是西晋的第一男主角的话,那么桓温在东晋,大概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份量。桓温指挥大军先后收复西蜀及洛阳,事实上起到了东晋政权中流砥柱的作用。
在东晋一百年左右的历史上,王导、庾亮、桓温和谢安等门阀先后掌权,分别主导了士族联合专政的局面,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中王导、谢安的的评价历来比较正面,庾亮大致也是忠于晋室的,但桓温争议较大,被认为是企图篡位的一代权臣。


在东晋的历史上,桓温掌握的权力最多、掌权的时间最长,取得的成就也最大。桓温虽然操纵过废立皇帝,但他本人并没有行篡位之实,他去世时,也没有把大权完全交给桓氏家人。他的儿子桓玄自称皇帝,废晋立楚,最后失败,是在桓温去世后将近三十年的事,桓温死时,桓玄只有5岁,桓玄的事显然不能记在桓温的账上。不过,在《晋书》中,桓温的传记却是和王敦、苏峻等叛臣放在一起。
桓温这个人出场就不同反响。他的父亲桓彝,在苏峻之乱中为国捐躯,桓温发誓为父亲报仇,当他得知参与谋害的泾县县令江播去世,桓温混入吊唁的宾客中,杀死了江的儿子。以今天的观点,桓温一定是犯罪行为,但在晋朝时以礼教为法、根据《春秋》断狱,按照儒学伦理,儿子为父亲复仇是值得肯定的、赞扬的。所以桓温不但没有受到追究,反而受到当时與论的追捧。
桓温大概属于渡江士族的第二代,又娶了晋明帝之女南康公主为妻。他出仕时,东晋士族联合专政已经进入稳定期。经王导的接班人何充推荐,年仅33岁的桓温得以主政荆州。在他主政荆州的第二年,就发动了讨伐西蜀成汉政权的战争,一举将其攻灭,取得了晋室在建康重建以来最大胜利,大大彰显了晋室作为天下正统的合法性。在名士殷浩北伐大败后,主政中枢的会稽王司马昱不得不把北伐重任全部交给桓温。桓温也就一步一步取得了对于共治集团的主导权。
桓温主持了三次晋军的北伐。第一次针对关中的前秦政权,先胜后败,大军一度距离长安仅三十余里;第二次北伐的成果最为明显。在桓温指挥下,晋军光复洛阳,至此控制洛阳地区九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偏安南方的王朝,第一次光复昔日的旧都。桓温以此胜利,与建康朝廷讨价还价,最终被授予了晋军名义上的统帅权,取得了类似宰相的地位。
桓温第三次北伐引发的争议最大。这次北伐对象是鲜卑族的前燕政权,桓温还是长途奔袭、孤军深入的战术,结果还是先胜后败,因为粮草不够而全线撤退。北伐前,桓温就被认为是假北伐之名、行篡位之实。就是说以北伐的名义控制全部兵权,然后以北伐的胜利取得合法性,从而代晋自立。但是,北伐失利了,桓温也没有篡位,也许为了增强个人的威望,桓温策划废除海西公司马奕帝位,改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就是简文帝。
简文帝司马昱当了八个月皇帝就去世了。《晋书》、《资治通鉴》的编撰者,都以为桓温希望简文帝司马昱去世前,能禅位于自己。那么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桓温拥立简文帝是否意味着将其作为篡位的过渡。我个人判断,至少在拥立之初,桓温不可能有此考虑。桓温比简文帝司马昱年长8岁,他无法预料到司马昱先自己而逝。如果桓温以一废一立作为篡位的准备,似应拥立更年少的皇帝以便于控制。桓温选立的简文帝比废帝海西公司马奕更年长,更富有斗争的经验,在改朝问题上给桓温造成的阻碍,显然要超过废帝。简文帝去世前后,桓温除要求加九锡外并无其他动作,而且在谢安、王坦之等人拖延下,这个事也没有办成。历史上无论是王莽代汉,还是曹丕、司马炎的易代革命,都是发动者精心策划的结果。桓温作为饱经沧桑的政治老手,怎么可能幼稚到被动地等待黄袍加身?


桓温当然是一代权臣,但他的身上,融入了儒学法学和玄学不同的价值。观察他行废立之前的大部分作为,桓温可能更像是东汉党锢案之前的士大夫。即以担当天下兴亡为己任,勇于任事、积极进取,要求皇帝言行必须遵循儒家伦理的规范。
他早年钻研玄学,积极参与清谈,曾经是王导主持的清谈圈中年轻的成员,但是,这只是他进入士族政治上层的一种手段。桓温在北伐途中,关于玄学清谈领袖王衍必须对西晋崩溃负责的议论,折射出他对于名士祟尚虚谈、不理政务风气的强烈否定。
《晋书》、《资治通鉴》中对于桓温的负面描写,是唐宋史臣站在晋室正统的立场上,对于桓温不臣之心的否定。问题在于,东晋时期儒学式微,晋政权从未真正建立起授之于天的合法性叙述。在玄风盛行、皇权低落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要求桓温无条件去忠于晋室或者某一位皇帝呢?
如果把桓温置于汉末三国的环境中,桓温也有可能成为信仰儒学、忠于汉室及刘备父子的诸葛亮,但是,桓温身处维持晋室和代晋自立的两难困局。桓温也许希望达成北伐的成功,然后堂堂正正大大方方改朝称帝,但是,作为士族门阀阵营中的一员,他又希望获共治集团中南北士族的拥护,不愿意侵犯士族的经济利益,从而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动员,仅釆取少量军力孤军深入、速战速决的战术,注定无法取得最终的胜利。

桓温也可选择继续做晋室的忠臣,继续向其他士族门阀妥协,但是,这样东晋政权至多保持偏安,没有可能实现恢复中原的目标。这显然也不符合他担当天下兴亡的士大夫理想。桓温认为,大丈夫如果不能流芳百世,也不惧怕遗臭万年。但是,桓温注定既做不到流芳百世,也无所谓遗臭万年。在东晋这种特殊的环境里,一代权臣桓温表面上不可一世,其实是陷入了无解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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