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我,谁和你一起进过这座伟大的坟墓?​” | 怎样译注象形文字书写的法律文献

2024-11-23 17:59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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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法律文献译注》

郭丹彤 主编

郭丹彤 王亮 郭小瑞 译著

中西书局,2024


古代埃及没有完整系统的司法体系,这一方面的相关信息多零散地分布于诸如王室敕令等各种类型的文献之中。国外学界在这一课题上的研究也因此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而国内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则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本书是首次对新王国时期古代埃及法律文献系统深入的研究。


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550—前1069年)是古代埃及文明的鼎盛期,在此期间,古埃及法律管理体系日臻成熟。存世文献中,这一时期留存下来的法律文献类型庞杂、数量众多。


经过筛选,本书共收入129篇或富有代表性或具有研究价值的法律文献,按其记述内容分成六大类:(一)法律条文9篇、(二)刑事34篇、(三)民事50篇、(四)神谕15篇、(五)国际条约1篇、(六)其他法律文献20篇。




以下为
《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法律文献译注》
编辑说明


本书是继《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经济文献译注》(中西书局,2021,以下简称“《经济文献译注》”)出版之后的第二部专门整理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行政文献的著作,其著作方式和成书体例自然是一脉相承于《经济文献译注》的。本书在象形文字的转录、转写与译注上,除了追求直观、准确、忠实原文、方便使用等基本原则外,在一些细部处理上还采取了一些新的尝试。

比如,在象形文字转录方面,大部分纸草、陶石片上的铭文,书写方向都是由右至左,少部分是自左至右的,这些都在转录时做了保留。此次收入的一些铭文,如《1.赫拉姆海布敕令》和《8.维吉尔莱克米尔》等,其中大段文字的书写方向均是自上而下的,为此,我们在象形文字转录时也引入了同样的自上而下的排版方式,并且其文字朝向也一并予以保留。

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的象形文字也有多种书写形态,镌刻在碑铭上的多是圣书体,而大部分书写在纸草或陶石片上的文字则以僧侣体存世。本书整理过程中,特别重视原始文献影像资料的收集(这里的原始文献影像资料特指诸如实物图片、学者线描图或转录图等保留文档原始形态的图片资料),即本书的彩色插图部分。与《经济文献译注》相比,本书的彩插部分内容增加了不少,并分别附于上、下编的正文之前,以方便读者使用。

埃及学发展200多年来,诸多令人尊敬的前辈埃及学家致力于象形文字的释读,他们留下的相关文献资料浩如烟海。在为本书收集原始文献影像资料时,自然也因此受到一定的客观限制。一方面,一些年代久远的文献资料并没有留下实物照片,甚至于学者的线描图或转录图都难以觅得,又或者由于版本久远和学术发展,其中的一些图版虽然制作精良但因其未能准确释读埃及象形文字而不得不忍痛舍去。另一方面,不同机构拍摄或不同学者绘制的各种图片在体例上也未能做到风格统一,更不可能追求统一的大小比例,因此,若是读者需查阅实物大小,不能以图片所示大小为准。不过,相信本书所选彩色插图还是可以为读者使用本书带来一些方便。考虑到本书转录、转写、译注时都标注行号的特色,此次整理中,对所选彩插也尽可能地进行了行号标注,以便图片与文字之间可以一一对照使用。

简言之,通过使用彩插而带来的直观性和方便性是不言而喻的。以下仅以本书所选图片为例,略举一二。

以《2.塞提一世瑙瑞敕令》为例,通过对格里菲斯(Ll. Griffith)的线描图版进行拼缀和标注,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该铭文的结构,以及碑冠部分献祭的场景和文字描写。《94.开罗43649号文献(帕赛尔石碑)》与《109.银板条约》也是相同的情况,只有比照图片才能更清楚地理解各部分铭文的位置与关系。

又比如《18.利奥波德二世-阿姆赫尔斯特纸草》,该文献由两份纸草拼接而成,其结构与行号自图片上看便是一目了然,胜过各种文字描述。

纸草文字除了有拼接之外,还有正面(Recto)与背面(Verso)之分,有时候一些特殊写法也只能从图片上看得更为直观。例如《25.大英博物馆10086号纸草(背面)》,共有8栏文字,若不看图片则很难理解,其上第1栏文字与其他7栏文字的书写方向是完全颠倒的。类似的情形还出现在《22.大英博物馆10054号纸草》上,而且其顺序、位置与文字内容的关系更为复杂。

相较于纸草,陶石片的文字一般而言不分栏,数量少,结构也简单,正面写不下就写到背面。但也有一些不一般的陶石片,例如《46.开罗25584号陶石片》,虽然是单面书写文字,但却分了3栏。《48.麦地那576号陶石片》不仅形状迥异,而且书吏还能依照其不规则的形状进行分栏书写。《65.柏林11239号陶石片》看了图片便会明白,原来文字还可以围绕着一个陶器状的圆椎体书写。与之类似的还有《80.麦地那582号陶石片》《82.麦地那569号陶石片》。

《84.皮特里9号陶石片(阿什摩莱博物馆1933.810号陶石片正面)》也是一个有趣的例子。皮特里9号陶石片(正面、背面) 和阿什摩莱博物馆1933.810号陶石片(正面)上的内容是一样的,显然,其中一份是副本。而阿什摩莱博物馆1933.810号陶石片背面则又抄写了另外两种内容,其中之一便是本书收录的《40.阿什摩莱博物馆1933.810号陶石片(背面节选)》。通过图片,这两块陶石片上的文字关系与文献本身的实际情况,也更清晰地展现在了读者眼前。

在收集原始文献影像资料作为本书彩插时,一般情况下,只收入实物图片或线描图,特殊情况下,学者转录的象形文字的线描图也会收入。例如《116.开罗72465陶石片》,无论是正面还是背面,都十分破碎,而该文献的实物照片与线描图均未见公开出版过,只有学者阿拉姆(S. Allam)曾做出过转录的线描图。通过他给出的图片,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出各部分文字的位置以及关系,对于理解其文字内容自然是十分有益的。

此外,本书第一幅插图是一份《古代埃及主要地名示意图》,其上主要标出了一些重要地名的相对地理方位。古代埃及的地名存在着一地多名、一名多写等现象,在埃及学发展过程中对地名的讨论也有诸多研究与成果,本示意图只是选取了目前主流的观点之一,并非是要面面俱到。其中,诺姆及城市定点参考维基共享资源上的古代埃及城市为底本绘制, 底比斯地区参考由美国埃及研究中心(American Research Centre in Egypt)领导的底比斯项目绘制。希望通过此示意图,能够帮助读者更方便地理解古代埃及文明及其相关制度。

“告诉我,谁和你一起进过这座伟大的坟墓?”





文转载自“文汇学人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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