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峙三照片）

一、备科举抑或进学堂：立足于谋生的决策

朱峙三（1886—1967），原名鼎元，又名继昌，字峙三，亦名峙山，湖北省鄂城县（今鄂州市）人。光绪十九年（1893），朱峙三开始在家乡私塾读书，二十七年（1901）抱着“观光”的态度参加武昌县试头场，在此期间读书基本上围绕科举科目而进行，作文也以八股考试的破题、承题等为练习。二十六年（1899）七月的日记甚至说《礼记》中凡与场屋无关者不读。

为了应对科举，朱峙三刻苦攻读，甚至“自拟策试论题”进行练习和准备。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当得知县中有人士参加完省试回来时，他随即前往“问科场试题诸事”。九月，朱峙三的父亲以七百文为他买一册省试闱墨。为应对科举的变化，朱峙三也开始“离八股、学论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朱峙三的读书范围已不限于传统的经典，为适应科举考试策论部分西学比重加强的趋势，他托袁夏生借阅《中国魂》《新民丛报》《政艺通报》，尤其是对前两种杂志，更是“一一阅读，习其文体，是为科举利器”。

但是，晚清官场滥用保举，以致贿赂公行，科场之途拥堵不堪，终身困于科屋者不计其数。朱峙三的塾师程松就困于科场，多次应省试而不中。故此，身为乡村医生的父亲在朱峙三略通文字之后，即期望他能子承父业，弃学从医，获取谋生技能。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初四的日记中，朱峙三记载“今日父亲向予云，今年不读书，须学医”。但是朱峙三却不愿学医，友朋辈的许叔文兄弟也劝其“仍宜读书”，理由是“学医虽尊贵，但劳苦耳”。最终，父亲见朱峙三实在不愿学医，只好嘱咐他“自修作文”“以后寻师搭会”。

其实，朱峙三对科举考试的弊端早就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径言“科举为误人之政策”，说自己“不愿学医，不能不读书以求出路。科举本非善政，然贫贱之士，小而言之，进学后开贺，可获贺礼者三百余串。中举则倍之矣”[3]。可见，朱峙三对科举的预期并非一般人想象中的做官和济世，而是将其作为谋生的一种手段。

为了谋生，朱峙三在科举和学堂之间不断地取舍。庚子事变后，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举措之一就是要求各地创办新式学堂。朝廷虽迭次提倡学堂、废科举，但两者仍然并重。

朱峙三的老师程松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办民立小学。这年正月，朱峙三考入民立学堂。但是当听说县考在即，父亲便立即催促他准备考试、多作文。考前几天朱峙三在家备考，温习功课。在县试甄别试中取得第八名的成绩后，朱峙三更是从五月初一起，即“不往学堂读书，在家准备府试”。

光绪三十年（1904），朱峙三终于“进学”，成为秀才。县内乡邻、亲友皆来祝贺，朱家甚至分街道写请酒帖约三百份。最后，共收到城内贺礼“一百三十一串二百文”，但是各种开支就已费去五十余串，朱峙三自嘲“予本贫家，乃为此打抽丰之陋俗，可笑也”[4]。八月，他又回到乡下办酒席，得贺礼“一百二十串文”。这些经历也证实了朱峙三先前关于进学得贺礼的预期。

朱峙三虽然身处内地，但对风起云涌的革命潮流也主动了解。1903年，他陆续读过《扬州十日记》以及革命杂志如《新广东》《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新湖南》，排满思想日益强烈。这样一种情绪可能也影响了朱峙三通过科举考试走仕途的兴趣。因此，当最终听到科举制被废除的时候，朱峙三竟然在日记中只留下了一段极为平静的话：

前日报载有上谕，立即停止科举，各省学政改为专考察学堂事宜，今日科举已成为历史上陈迹矣，许多醉心科举之人，有痛苦者矣。[5]

显然，这里所谓痛苦的“醉心科举之人”是不包括朱峙三本人的。其实，在科举制正式废除之前，朱峙三已经进入了县师范学校学习，有了比较好的退路。在六月的时候，友人劝朱峙三“止于县师范毕业将来无出路也”。闻听此言，朱峙三深以为然，不久就与朋友一起到省城探听学堂有无招生事。到这年十月，朱峙三已经开始与父亲商议在速成的县师范毕业之后如何就小学、得薪水帮家用的问题。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铺垫，当科举废除时，朱峙三也并未表现出有太多的阵痛之感。

1906年，朱峙三参与筹办县市初等小学三堂事。后听说省城的两湖督师范不日招考，即打算前往报考。他和父母商议认为“此学堂不考，以后即无机会”。母亲甚至提出“与大姊纺线填借款”以助朱峙三求学上进。出于这样的考虑，朱峙三投考两湖师范学堂并被录取。可是正式开学时间却又一再推迟，朱峙三屡次感觉“令人烦劳无已”。入学后，朱峙三又因不能挣钱为家中减轻债务却还要家中支付旅差费而深感内疚。母亲则劝说如不就学，则终身为童子师耳。

由于家中有欠债，朱峙三曾托人谋事，并准备辞去学堂肄业。为了补贴家用，他在朋友介绍下开始充中西报访员，作论说，“每篇可得洋二元”。但当时学堂章程规定“学生未毕业不准充报馆访事及主笔人，违者即开除并索赔学膳费”。因此，朱峙三作论说的事情秘不示人，署名“素秋”，“每星期作文一篇，可得洋二元。又兼访事，约得一二元。从此可月得十元至十五元之数，较之在县充小学教员薪水多矣”[6]。1906年的暑假回家，朱峙三因有节余报馆薪水十四元助家用，感觉“不似去年窘困矣”。此后的几年，他一边在两湖师范学堂求学，一边继续为报馆作论说，由于能补家用，所以他感觉能够安然求学。从1908年开始至辛亥革命爆发的当年，朱峙三日记中频频出现记载革命的言论。但他本人无意参加革命，最大的愿望仍然是“毕业后就教习养家”。由于毕业时间要到暑假之后，而这一段时间无中小学添聘新教员，必须另谋出路。朱峙三还托请在川汉铁路总局文书科任职的黄桂棻帮忙谋事。

辛亥革命爆发时，朱峙三因病返回家乡，此时他刚从两湖师范学堂毕业。革命发生时，他关心革命，但考虑的主要是“只愁何日太平，俾予就事有地，使家中老幼得温饱耳”[7]。

 二、由观望而步入仕途：任职书记官

武昌首义之后，湖北省城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原先处于地下状态的革命派成为实权派。朱峙三在两湖师范学堂时的同学牟鸿勋、任素、蔡良村则成为“具有权力”的人，“两湖仁、义、理化同学当部长者三人”。朱峙三虽身居鄂城，但是对武昌的形势十分关注。程润生之弟回县告知张肖鹄在内务部充总务科长，颇有大权，部长也是同学，宜速往省城谋事，但父母以朱峙三大病初愈、最忌劳心为辞。其中真实的原因恐怕还在此时政局未定，不便贸然行事。

朱峙三居留鄂城家乡，起初因县中多是非，不出门，在家养病。但由于他进过学，又是两湖师范学堂毕业生，在地方上也算是一人物。鄂城县内办理城防事务的书记官袁夏生是朱峙三的旧友，时常就团练事务与他通讯息。不久，朱峙三的同学张肖鹄以省城委员身份来鄂城调停城防司令与县知事的矛盾，向朱峙三讲述省城事务，并陈述先前曾邀请朱峙三就任《民国公报》事，但现在主笔已另有他人，朱峙三只能办图画报附张事务，支薪为“月二十元，并无好处。”张肖鹄此行还向朱峙三传达了这样的消息：“如就知事，此时去似嫌迟矣”，“设非从前参加革命开会之人，难望就独立知事云云”[8]。

此时朱峙三尚在观望中。这年腊月，由于年关逼近，百债待还，不胜忧郁，感到守株待兔不是办法，朱峙三终于下定决心准备前往省城就事，并自行剪去发辫。当程松师劝阻朱峙三勿往省城时，朱以谋生要紧回拒。

初入武昌城，朱峙三见到“城郭犹是，但人民增多一二倍，长街行人拥挤不堪，与八月十五以前大异。”他认识到这是因为“新政府成立，谋事者不拘资格，商务又繁荣”，并称“此真新气象耶”。在武昌，朱峙三谋事主要是请托同学。张肖鹄建议朱峙三暂就报馆主笔，但是朱以病后不耐作文拒之。《大汉报》主笔曾心如是朱峙三的熟友，建议他谋取知事。朱峙三则答知事不容易做，愿意谋书记官兼审查官。这一时期到省谋事的人很多，月余不得要领者大有人在。有意思的是，革命之后武昌场内逐渐形成了一套特殊的话语方式，朱峙三记叙了人们见面时的情形：

近时流行语，如曰“在革”，系老同志，前参加共进会者。曰“满政”，称清政府也。曰“推倒”即倾覆之义。指已做过官吏者为“满奴”，或曰“官僚派”。曰“遭打击”，曰“讨论问题”等等新名词。[9]

这套话语方式表明当时的谋事与是否参加革命，以及参加革命的迟早有至关重要的关系。显然，如果成为“老同志”，就职和谋事机会肯定会多一些。所以，朱峙三在连日访友不见成效的情况下，深悔“九月底未到省，失机会”。幸好有张肖鹄的运作，朱峙三终于获得黄安书记官一职。他告诉友人说：“书记官可代知事，薪水之半总在一百串文以上，胜于省城就二十元之事，且可补知事缺”。这一职务“原提案须法政学堂毕业生，后改为通融，各学堂兼用，知事、书记官资格颇宽”[10]。

朱峙三得书记官，对整个家族来说是一件大事，父亲“心慰无已”，请拖事者也不少。在任命尚未正式行文之前，朱峙三已答应带袁夏生至黄安任科员。当曾心如询问是否要先在省城拜会黄安同乡会时，朱峙三则称：“国体俱变，何必先访问乡绅”，且自己兼司法，“到县后不能与士绅接近，致滋物议”[11]。此时的朱峙三可谓踌躇满志。

到任之后，朱峙三发现黄安县署中多本邑已入学、在省住过学堂之人。知事傅端屏由旅省同乡张国恩、董用威、王书华等人公举，故署中除知事带来的庶务、监印等十人外，“无一非张梅先、董必武所荐者”。财政董采臣系董必武之父，有文名，八股文极佳，但对财政情形则“不甚熟”。

朱峙三以前并无处理案牍经验，更何况还要兼理刑法讼案，责任重大。县署中没有刑幕夫子，他只得翻阅旧卷及民间所递状纸、前刑幕批判，细心体察。一段时间之后，公务渐熟，他就觉得“旧日刑名夫子无甚妙术也”。他还命人整理民刑案卷分类，自认“本非素习公事者，以司谳关系，不能不研究”。此时的朱峙三勤于公务，批阅文牍，审理案件，不久就获得了较好的声誉。当时的革命政府也在努力革新政务，如下令各省停止刑讯。但审讯案件，则根据省令暂用前清律。县知事傅端屏也倾心公务，早结诉讼，每案一堂即结，省钱而乡间感恩不浅，朱峙三甚为佩服而且与他配合很好。他们俩实行分工合作：朱处理机要文件，重要案件则由傅处理。

然而，好景不长，知事傅端屏所拟司法章程受到部驳，又因人事纠葛遭人登报公开诋毁。虽然临时参议会呈文到省城为之洗刷得以化解。但是事情仍然没有结束，在当地黄安人的不断控告下，内务司准备撤换傅。而傅本人则因被控告干脆不理政事，日日与从江夏所带来诸人在土地祠侧小房中为竹战戏。与此同时，新政府开始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四月，书记官薪水改革，黄安因为是中县，书记官薪水为六十串，相较以前减少十串。五月，司法体制实行改革，省垣司法司已派审检书记官等来黄安筹备司法独立，以后书记官不再兼司法事务。不久，报载书记官改为秘书，受知事节制。此时，朱峙三已经萌生去意。他写道：

民国初立，一切仿日本，知事设书记官为之副，不过曰不兼司法矣。予屡思入学界为份内事，不愿做此官也。[12]

朱峙三在黄安任职一年七个月之后正式离开。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黄安知事二易其人，足见此时政局多变。

 三、谋得“短差”：履职禁烟委员

朱峙三当初想离开政界后转入教育界，但教育界又何尝平静？曾诚斋在信中叙述老少派争权，好友易泮香也来信说“学界有新旧派之分”，主事者“排斥新人，专用老派”。友人秋舫也来信劝阻朱峙三“切勿弃现职就学界事”。在一个政局变幻莫测的时代里，朱峙三作为一个在谋生和谋事之间不断挣扎的底层士子，经历了太多的犹豫、兴奋与悔恨，当离开黄安到省城之后，在为《群报》所拟论说中，他开始使用本名峙山，而第一篇论说的题目就是《改良湖北县政》，这恐怕也与他前面的经历有莫大的关系。

朱峙三原本计划辞去黄安书记官后在省城可以得三事，即师范功课八点、《公报》画报主笔及江汉公校教职，预计可得月薪五十元。然而，等真正到省城后却仅有管饭而不付薪酬的师范及《群报》论说事，不能顾家。江汉公校事情因主事者不力，“肖鹄每以公款与张棫章至汉宿娼，花费不少，致校中正常经费不足”。朱峙三感慨：“现时谋事只论奔走，不问品学，世风愈下可慨也！”[13]

由于谋事不顺，朱峙三在家与父亲商议，“想与人合贸做药店”。此时朱峙三刚刚依靠做书记官所得薪水偿还了债务，自思“恃笔墨生活，东西奔走，致向人说许多好话以消予之正气，真非予所愿也”[14]。如果拿这段话和当年父亲劝他学医而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对比，朱峙三的转变可谓巨大。1913年11月12日，朱峙三在写给父亲的家信中说：

学界事不可靠，以后非经理生意不可，许（引者按：指友人许价人）愿意做药铺生意甚好，或山货店亦佳。政学界时时变动有风潮，不如商业永久。……儿愿在家经理生意，不愿在外奔驰。[15]

在同月21日的信中，朱峙三继续向父亲提议“明年做生意”。在“学界事争者多，又无薪水”的困难时刻，通过同学阮次扶的帮忙，朱峙三谋得了黄陂、黄安与麻城三县禁烟委员事务，虽然只是一份临时性的差事，但是每月可得一百二十串薪水，出发时即可先支两月薪水，还能带一名差使，可以随各县调用卫兵，也算得上是一份美差。但是朱仍然很清醒，感慨“设阮次扶非熟人有感情者，不得此差，何如在家经商安然无求矣”。在向父亲的陈述中，朱峙三也强调“虽得短差，差毕仍须谋事”。

正式清查烟苗之前，朱峙三已向各县知事发函，请出示鸣锣，“警愚民免种烟苗至于死刑也”。查禁烟馆，实非易事。一般烟馆背后都有官员或有势力者的支持。故此，每查禁一处烟馆，说情者即闻讯而至。朱峙三也有自知之明：

中国事要彻底办，须有权力能调兵拘人，送县坐牢，乃有效力。盖从前县府派人查烟得钱，具结了事已成习惯。予则以重者交县办理，此次如不严肃，恐后来查者云委员未到也。[16]

朱峙三还委派警士卫兵赴各村查禁烟馆，这本为“开彼等索需之端”，因不能亲自前往，他特意叮嘱“不准需索，取具户长切结而已”。被委派至朱峙三身边临时当差的熊腾要求同往北乡查禁烟土也得到应允。朱峙三解释说：

古云作官自己清廉，不可使吏太苦，亦近人情者。禁烟为现时要政，犯者应受到惩罚，拟就案情小者罚少数以赏兵役，亦人情也。[17]

这件小事表明朱峙三已经非常熟悉官场潜规则。在巡查中还有个小插曲，朱峙三曾到正办生日宴席的大绅周君家打抽丰。当主人问朱“是革命中人抑科举中人得官者耶”，朱峙三以清代秀才告之。主人则益加敬礼，原本以为“系革命得官者”。足见革命党人虽得势，但在一般人眼中难免有暴发户的意味。

差事结束回到省城后，朱峙三得知湖北政权已归皖人，评论说“此由鄂人自相倾轧”，“鄂人无团结性、祸由自取”。行政署对于此次朱峙三办差的断语是“仰候有相当位置，再予录用”。在皖人当政的时政之下，这其实只是一纸空文。他本想到南京去投靠扬子槃师，但杨师回信说“苏省人才太多，每一机关成立，必有千百人谋事”[18]。由于无事可做，朱峙三只好应朋友请托写中堂、横批等，得润资以备家用。在这种生存境遇之中，朱峙三不觉怀念起久已废除的科举制来。在二十九岁生日那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予今年二十九岁初度，设清代科举不停，予取科名或已早作官吏。则乙巳、丙午间似不赞成革清代命也。孙大总统上李鸿章书如见用，戊戌政变如实行立宪，宣统朝摄政王能真行立宪政体，亦不致有民国名词也。伤哉！[19]

很难想象这段话出自一个在辛亥革命前就已经有很深的排满思想的士子之口。显然，正是民国初年政治的无序和混乱造成了朱峙三的这一想法。他曾努力适应和追赶新的时势，但是“民国法令、名称变态如此之速，可哂也”。为了生活，朱峙三曾先后就任鄂城寒溪中学教职和大冶中学教职。1915年，朱峙三曾经人保免至北京考知事一次，可惜落选。此后几年，朱峙三一直任职于学校，以舌耕养家，随着薪水不断提高，其心境也渐趋平和。 

四、结语

《朱峙三日记》记录了在晚清民初的社会转型中一个普通乡村士子的种种社会观察与认知，保留了面对社会巨大变革时底层大众的焦虑、彷徨的心理状态。新、旧之间因时、因势呈现出交替与博弈的态势，理想与信念在谋生与谋职的现实中表现出乖戾的情形。在咸与革命的变局中，权力重新洗牌，难免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所以会出现朱峙三眼中“为小贸或提篮卖物之小流氓”充学生军的情形，湖北省城中新、旧势力之争加上地方派系之斗更是使政令朝夕不同。朱峙三虽没有直接参加革命，但绝非守旧之人，他努力调整自己的角色，积极适应变革后的社会现实。可是，现实中的种种不顺却时常困扰着他：新派人物获取权力后的蜕化、民国政制的随意更改、地方势力在新制名义下的派系争斗，这一切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朱峙三的求职之路，也使他不时陷入迷茫与彷徨。这些鲜活的历史细节正是综合衡量辛亥革命社会影响时应该考虑的内容。

【注释】

[1]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东方》，1996年第4期。王小波有特定所指，这里系借用，未必合王氏原义。

[2]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3] 《朱峙三日记（1893—1919）》，第115页。

[4] 《朱峙三日记（1893—1919）》，第151页。

[5] 《朱峙三日记（1893—1919）》，第169页。

[6] 《朱峙三日记（1893—1919）》，第217页。

[7] 《朱峙三日记（1893—1919）》，第299页。

[8] 《朱峙三日记（1893—1919）》，第307页。

[9] 《朱峙三日记（1893—1919）》，第312页。

[10] 《朱峙三日记（1893—1919）》，第313页。

[11] 《朱峙三日记（1893—1919）》，第314页。

[12] 《朱峙三日记（1893—1919）》，第347页。

[13] 《朱峙三日记（1893—1919）》，第398页。

[14] 《朱峙三日记（1893—1919）》，第403页。

[15] 《朱峙三日记（1893—1919）》，第404页。

[16] 《朱峙三日记（1893—1919）》，第417页。

[17] 《朱峙三日记（1893—1919）》，第421页。

[18] 《朱峙三日记（1893—1919）》，第430页。

[19] 《朱峙三日记（1893—1919）》，第433页。

  （原载郭莹、唐仕春主编：《社会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文字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