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戒烟和减肥的问题上，人们之所以常立志而不是立长志，流俗的解释是“意志薄弱”或者“不能自制”（akrasia），换句话说就是，“我知道不应该做某事，但我就是无法抵抗住诱惑”。

“应该”蕴含着“能够”，打个比方，你应该珍惜生命，远离微博、微信，这个“应该”的要求之所以合理，是因为你“能够”做到封掉微博，从此挑水砍柴读书写字春暖花开。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应该”虽然蕴含着“能够”但并不意味着“想要”，所以哪怕你能够做到不更新微博、微信，但还是会忍不住偷偷地每天晚上跑上去看看留言、查查私信。

按柏拉图的灵魂三分法，当理性主导着激情和欲望时，人就做到了自我控制，从而举止得当、进退有据；反之，当理性成为激情或者欲望的奴隶，就会出现“知而不行”或者“明知故犯”的情况。

美狄亚是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笔下的人物，这个出身高贵的公主在得知丈夫背叛自己之后，悍然决定手刃亲生子女，以使负心人绝后。在犯下人神共愤的罪行之前，美狄亚被怨念缠绕，难以自拔，于是有了如下自白：“尽管我知道我将犯的罪恶，但我已无法控制我的激情，激情就是造成罪恶的原因。”“你所警告我的一切，我自己都知道。尽管我知道，自然却使我不得不如此。”

面对此情此景，最合常理的解释是，美狄亚情难自已、不能自制，所以才会明知故犯，做出罪孽深重的事来。但是，真正有趣的问题也许在于：一个不自制的人能够拥有正确的判断吗？美狄亚真的“知道”自己的行为是罪恶的吗？

02

曾有学生问王阳明，为何有这么多的人明白孝悌的道理却做出邪恶的事情，王阳明答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王阳明一定没有听说过苏格拉底，但是在“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个论断上，他与苏格拉底不谋而合。苏格拉底认为“无人有意（自愿）作恶”，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人们知道如何避免恶行，而且知道不作恶比作恶更善，那么他们就不会去作恶”。

“无人有意作恶”，这个说法与常识相差太远，有人或许会问：难道美狄亚不是蓄意要杀死自己的孩子吗？难道贪官污吏不是在刻意地中饱私囊吗？

要想读通苏格拉底的这个论断，就必须将此处的“有意”解释成为与“无知”相对的“有知”，而不是与“无意”相对的“有意”。

假如让美狄亚和苏格拉底来一场虚拟的对话，会是这样：

美狄亚：我知道杀死子女是罪恶的，但我忍不住那样做。

苏格拉底：你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那是罪恶的，你的错误是没有洞察力，没有真正看见善。

把道德上的恶行归咎于理智的无明，而非意志的薄弱，这无疑是一种极端的理智主义立场。维特根斯坦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我勤勉地工作，希望自己能更好（better）和更明智（smarter）。当然，这两者本就是一回事。”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读后大为不解：“一个聪明人和一个好人真的是一回事吗？”有趣的是，分析到最后，森承认维特根斯坦是有道理的——“许多卑劣的行为都是由于人们受到主题的种种蒙蔽所致。不够聪明肯定是导致道德失足行为的一个因素”。

如果苏格拉底和维特根斯坦是对的，美狄亚就不是“知而不行”，贪官污吏们也不是“明知故犯”，这些受欲望支配的人其实处于“真正的、最严重的无知”，套句流行的网络术语——“他们的脑子坏了”。

一个人何以判断正确，却又不能自制？这个问题被苏格拉底彻底地取消了。亚里士多德举手表示反对，认为苏格拉底的观点与现象并不相符。亚里士多德认为，不能自制者的问题在于“拥有知识但不使用知识”，以贪官污吏为例，作为党和国家多年教育的干部，他们当然知道“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这个普遍的道理，但是在面对江诗丹顿和爱马仕时，他们就情难自已、欲罢不能了。

拥有知识但不使用知识，是因为缺少了一个必要的中间环节——德性的实践。知道公正的人不会马上变得公正，同样的道理，能够背诵《三字经》的人也不会立刻成为有耻且格的人，要把舌尖上的知识变成行动本身，这需要时间，更需要实践。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反复做的事情造就了我们，而不是我们反复说的事情造就了我们。

03

不久前，某位老友在饭桌上再次宣布戒烟，结果举座默然，大伙儿连翻白眼的气力都不想使。因为言行太不一致，以至让人对其彻底丧失信心，这是不能自制者的普遍下场。

张东荪先生说，民国期间人们就常以“好话都被他说尽了，坏事亦被他做尽了”来笑骂汪精卫。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言行不一致者却不止汪氏一人。这个风气一开，极容易传染，恐怕不必有名的人物，即初出而应世的青年亦都有些是这样的。其实这样的言行相远一旦成为普遍现象，则除那些愚笨的人以外，人们对于宣传性的言论视若无物。对于言论不生发相信之心几乎成为中国现时一个特征”。

当不自制者如过江之鲫、层出不穷，戒烟就会成为烟民的一个笑话，而当放纵者如过江之鲫、层出不穷，反腐就会成为人民的一个笑话。

不自制与放纵不可混为一谈。放纵者的最大特征在于，他在追求奢华享乐时，完全出于理智的选择而非意志的薄弱，所以放纵者从不悔恨。相比之下，不能自制者追求过度的快乐是出于欲望而非出于理智。不能自制者有如间歇性的精神病患者，时而清醒，时而疯狂，疯狂时犯错，清醒时悔恨。他会悔恨，是因为他仍旧拥有“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一般知识，他会犯错，是因为他总是时不时地跌入欲望的深渊难以自拔。

若以国家喻之，不自制者就像是一个订立了善法却不能认真执行的国家，所谓有宪法而无宪政。放纵者更像是希特勒时期的纳粹德国，他们矢志不移地执行恶法，从来不会为此心怀悔恨。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有句台词：

起初你讨厌它（指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多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当法治不彰，舆论缺位，监管失效，偶一为之的不能自制者就一定会堕落成理性选择的放纵者，这样的人与其说是脑子坏了，不如说是良心坏了。

04

《孟子·梁惠王上》中有云：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面对善和正义的事情，能而不为，原因可以有很多，比如不屑为之，不愿为之，以及不想为之。如果说放纵者不屑为之，不自制者不愿为之，那么冷漠者则是不想为之。

在中世纪的欧洲，冷漠（acedia）被认为是一桩重要的罪孽，因其意味着“灵魂的干瘪”。而在现代心理学中，冷漠则被视为“低唤醒状态”以及“动机缺乏”的产物。

王小波说，人一切的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从热情洋溢的少年成长为无聊冷漠的中年，极有可能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所以约束行动的愿望。如果这个判断不假，那么所谓“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对于冷漠者而言就更像是一种托词和借口，这是一种自觉自愿的低唤醒状态。

人类的行动由愿望和机会的交织作用引发，当愿望足够大而机会相对小时，行动的可能性自然就会降低。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社会稳定的威胁来自愿望和满足愿望之间的张力，如果仅仅是满足愿望的机会有限还不足惧，最可怕的是胃口已经被挑起来了，实现的机会却非常渺茫，这样的情形就只会让局势日益恶化。

当放纵者理性选择作恶，不自制者间歇性犯错，冷漠者袖手旁观、一副与我何干的表情，国家与民族也就丧失了向善的可能。

古罗马斯多葛派的祷词说道：

神给予我们在接受我们不能改变的事情时的宁静，给予我们改变我们可以改变的事物的勇气，并给予我们懂得这两种情况的区别的智慧。

可是真正的问题在于，在这个众神隐退的末法时代，改变的智慧、勇气和宁静能从哪里来？

本文转载自“楚尘文化”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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