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刊出版丨戴卫红主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第二辑

目 录

中古碑志的地域社会史研究 / 孙正军

摘 要

摘 要：郑玄祭地说以方泽、北郊为二说及社稷说为内核，郑玄方泽、北郊为二说的提出，在于《周礼》经文的内在罅隙，方泽、北郊所祭神祇则全据纬书。社稷祀地祇，而非勾龙、后稷等人鬼神，郑玄也是依托纬书。郑玄祭地说的分疏，较之其六天说的讨论，具体研究理路较为固定化，经书、纬书的衔接并未浑然形成一体，反而更多呈现出以纬书解经的特征。

摘 要：杜恕的学术思想集中反映在《体论》中，“体”指具体的实践规范，包括君臣应该遵守的言行规范，以及进行政治、法治、军事活动时要遵守的原则等。《体论》的思想源于《左传》，杜预继承了父亲杜恕的这一思想，试图在《左传》中寻求“春秋大义”，由此开拓了解释《左传》的史学研究方法。因此，杜预的学问从狭义上讲，发展了父亲杜恕的学术思想；从广义上讲，反映了曹魏时期重视“本体”的时代精神。

摘 要：东晋立国的大一统规制与门阀政治的内向性之间具有矛盾性。一方面，东晋“器与名”成为两晋之际诸多政权所需的合法性资源，东晋由此拥有了影响对方内政的能力。在慕容氏政权的建构过程中，无论是将军幕府、平州刺史（牧）府，还是燕王国，均有赖于东晋的“器与名”。另一方面，由于东晋门阀政治着眼于内部各方势力的平衡，向外积极运用权力的内驱力不足，这使得慕容氏在双边关系中占据主动。咸和六年（331）慕容廆将请封燕王与鼓动北伐相关联，利用苏峻之难后的政局不稳，策动陶侃改变王导“清虚寡欲”的门阀路线。咸康七年（341）刘翔为慕容皝请封燕王，利用门阀政治中皇权与门阀的结构性矛盾，将求取朝命操作为成帝与庾氏之间的政治议题，以此胁迫主政的庾冰。无论是慕容廆干预门阀政治路线，还是刘翔利用门阀政治的结构性矛盾，均是利用东晋门阀政治内向性的特点。当慕容氏完成政权建构暨慕容儁称帝之后，东晋不仅丧失了对前燕内政的影响力，而且在法统问题上还面临着前燕的挑战。门阀政治的内向性深刻地制约了东晋大一统的实现。

摘 要：460年刘宋的“天安”佛瑞本是一次孝武朝政治转型的信号释放，其不仅使得与刘骏即位合法性密切相关的“中兴”寺名发生改换，亦与彼时清河战事后南北共同的和平诉求息息相关。而466年北魏的“天安”改元只是一场新君即位的常规举措，年号的选择源于拓跋弘对君父“和平”年号系统的延续，预示着北魏文成朝“镇之以静”国策的传承，尚未有与南朝争夺祥瑞的政治意图。淮北诸州的北属是一次意外事件，“皇兴”改年才是这场国运转折的信号之一。6世纪后，随着东魏、北齐与萧梁在淮北地区的争端再起，“天安”巧合日益发酵，终被魏收构建成为论证北朝统治合法性的有力论据。

摘 要：两晋南朝的史籍中，出现不少给官员“亲信”多少人的记载，最早见于西晋惠帝时期，最晚一条则是陈废帝即位之初。“给亲信”的目的在于增加官员的俸禄，给官员带来实际的利益。东晋时期，尚书令、尚书仆射，甚至诸曹尚书例给亲信，已经成为制度。刘宋时，“给亲信”应与加授左右光禄大夫或金紫光禄大夫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萧齐时已明确规定：诸大夫官，皆处旧齿老年，重者加亲信二十人。从史籍记载看，萧齐时被给亲信的官员都为左右光禄大夫或金紫光禄大夫。萧梁延续了萧齐的制度，且官员被给于亲信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养老或养病成为不少官员被给亲信的重要原因。

摘 要：十六国政权开启了异族以汉式史学方式书写自身政权历史的先河，给史学上的华夷之辨带来新问题。《宋书》的四夷传记除了采用宋廷的官方记录和文书，也接纳了这类异族所修史书为史源之一，但要对其华夷、正统的立场予以改造。《宋书》立《索虏传》，依然在夷狄或十六国的框架内看待汉化未深的北魏政权。北魏史官对此的回应，是《魏书·僭晋司马叡传》的史源、结构、史事采择、体例书法等全面借鉴《宋书》四夷传记的处理方法；太和中期北魏改定正统，以东晋南朝为伪，也是由史官大力促成。过去认为《僭晋司马叡传》主要史源为孙檀二《阳秋》，通过对此传编纂目的、手法的考察，以及与旧晋史佚文和唐修《晋书》的文本比勘，推测此传当是杂采诸史可以证成东晋“僭盗夷蛮”形象的内容，无特定蓝本。《魏书》对东晋的这种叙述是在南北双方强调华夷正统的官修史环境中推演而来，脱离实际，不为后世所接受。

摘 要：《隋书》本传记载辛彦之卒于开皇十一年（591），而《礼仪志》则云开皇十三年（593），辛彦之还参与了有关明堂的议论。列传和志书之间存在的矛盾，不应简单改动后者的“十三年”为“三年”，而应考虑今本《隋书》在成书过程中，有将列传和志书相互参照的编纂痕迹，二者分别记载个人事迹和与国家事业相关的讨论，存在职能分工的不同。二者并非先后编撰、简单合并的关系，而是经过后期的加工和调整。《礼仪志》窜入辛彦之开皇十三年仍参与讨论的记载，是从《牛弘传》中移录长篇议论后造成混乱所致。

摘 要：中古时期职田制度中的受田官员，对国有土地是实质占有。由于他们所得到的田地情况是依照各自官职与权位而定，且有着和一般地主同样的生产经营权和产品支配权，故而亦可说这是生产资料权位所有制的形态之一。

摘 要：汉朝作为中国古代史上的强大政权，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因而在东汉灭亡后的百余年间，各政权纷纷以继承汉朝正统与政治遗产为己任，将“汉”视作无可替代的政治象征。至南北朝时期，士族为了建构自身家族传承与谱牒等方面的完整性，更重视作为汉朝统治集团的刘氏与诸名臣，“汉”逐渐由政治实体发展出文化象征的新意义。加上隋唐王朝完成了恢复汉代政治秩序的历史任务，“汉”不再作为强大政治体系的唯一标杆，古代中国遂走上与欧洲不同的路线。

摘 要：何承天是六朝时期少有的着重论述过动物的思想家，何承天与宗炳、颜延之的书信是了解其对动物态度的重要媒介，通过这些书信可以了解何承天以及当时人对动物的看法。何承天不认为人与动物都是有情众生，并指出：人与兽有绝对区别；肉食乃人之天性；因果报应于理不通等。何承天的以上观点出于对佛教的批判，但其与许多同时代人一样，认为人类与非人动物的地位应该更加平等。

摘 要：孔子多次表述过对雅乐缺失的担忧，他提出的“礼崩乐坏”很早就用来指向动荡的社会和受到冲击的文化。本文从孔子的担忧入手，解析雅乐在物质上如何受到冲击，从而阐释孔子的担忧对我们理解古代音乐交流的重要性。雅乐以钟磬为主，这样的大型乐器对保存和演奏有特殊需求，需要足够大的空间存放，足够多的技术人员维修，足够好的音乐家演奏，以及足够优秀的大师协调乐器、乐人和音乐。在兵荒马乱之时，这些需求都会面临挑战，比如艺人散去、乐器破坏，进而导致音乐无法维系。这时乐器、乐人、实践和理论都会发生变化，并产生了与其他地区其他文化交流的可能，故雅乐也有可能被取代。

方术名僧与佛教中国化——中古正史方术类传所见僧人考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姜望来

摘 要：中古正史方术类传所见僧人传记以及佛教僧传相关记载，体现出方术与佛教关系及演变之大势：方术对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以来之立足与传播深具影响，但随着时代推移和佛教发展，方术神异之地位渐趋低落；汉魏十六国时代佛教方术化色彩浓厚，东晋南北朝时代佛教去方术化趋势明显。东晋十六国时代是佛教与方术关系发生转折之重要时期，较早有意疏离方术神异、从而开辟佛教发展新局面之僧人，为十六国时代著名方术神异僧佛图澄之弟子道安。总之，早期佛教方术化系佛教初传中国时立足适世所需，东晋以后去方术化则是佛教于华夏扎根弘大之径，貌似相反，实则相成，皆属佛教中国化之必经阶段。

摘 要：地域社会史是中古碑志研究的重要课题。自20世纪中叶学者尝试从碑志出发探究中古地域社会以来，迄今为止基于碑志的中古地域社会史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四个主题展开：其一，社会结构研究，关注特定地域内的族群分布、人群构成、移民及地方家族；其二，宗教信仰研究，包括侧重信仰题材分布、信仰兴衰演变、神圣空间形成与变迁、僧尼道士传布信仰活动等的宗教信仰自身研究，以及注重观察信仰周边人群和社会的研究；其三，地方政治研究，包括瞩目权力的地方统治研究与聚焦治理的地方治理研究；其四，其他研究，探讨地域观念文化、地区开发、经济生产、风俗民情、战争灾难等。中古碑志的地域社会史研究已取得极其丰硕的成果，未来或可进一步拓展和充实社会经济、民众生活等薄弱议题，并在特定地域利用石刻文献群建立地域社会的整体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