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甬坚 | 作答侯仁之先生就毛乌素沙漠变迁论题之设问

关于这些设问与学界作答之间关联的写作方式是笔者想出来的，就学界已有的研究来说，尽管作者们并没有说明是在对应侯仁之先生的设问，在我们姑且认为作者们都阅读过侯仁之先生《变迁》论文的前提下，认定大家做出的研究与这些设问都很有关系，这样，本文的作答书写就可以展开了。何况侯先生在论文里已说过：“这些问题的提出，应该说都是非常自然的，但是在过去却被忽略了。”

设问一：统万城初建的时候，这一带的自然环境究竟是什么样子？

1973年：侯仁之《变迁》一文在引用赫连勃勃尝“北游契吴，升高而叹曰：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这段文字之后，随即写道“这就进一步说明，在统万城初建之时，附近一带非但没有流沙的踪影，而且还是一片水草丰美、景物宜人的好地方”。这段文字之含义在学界已广为人知。目睹废墟周边流沙现状，侯先生在《变迁》一文第37页左栏，谈到了自己的看法——“如果现在没有这样一座巍巍古城屹立在茫茫沙海之中，也就很难设想：眼前这一片渺无涯际的流沙，竟是最近一千年来的产物。”在同页右栏，侯先生通过《水经注》所叙述的统万城前身——汉代奢延县所在，接着得出“可见远自汉代以来，这里就是筑城设县之地，不可能是流沙遍野的荒漠”的看法。因之，侯先生持有的观点是，统万城周围的流沙乃是最近一千年来的产物。

1981年: 复旦大学赵永复先生发表《历史上毛乌素沙地的变迁问题》一文，侯仁之先生《变迁》论文为其参考文献之一。文中叙述道:“对于毛乌素沙地沙漠的起源和流沙的移动，过去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在三四百年前这里是被灌木、草本植物固定的，十八世纪初叶以后，由于不合理的开垦和过度放牧，才形成榆林城北深厚的新月形沙丘地，流沙的发生不过是近二三百年间的事情。这几年来，又有一些新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毛乌素沙地本来处于草原带环境中，沙地的活化是在五世纪以后发生的；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毛乌素沙地是唐宋以来一千多年内的“人造沙漠’，解放以前的二百五十年中，沙漠向南扩展了六十多公里。”这段文字的资料引用有4处，都是出自地理学者的论著，可见说法不一。

赵永复研究相关文献资料后认为，“从唐朝到清末的一千多年间，这一地区农牧界线是推进得很慢的，直到清朝初年，农业地带还仅北止于边墙之内，康熙以后，农牧界线虽又越过边墙北移，但是大规模的开垦是在清朝末年。因此，如果说毛乌素沙地是唐宋以来一千多年内的“人造沙漠’，则自唐至清初这一段时间，人为的因素应该是不大的”，“所谓今毛乌素沙地是唐宋以后千多年内“人造沙漠’的说法，其历史根据是不足的，而解放以前的二百五十年中流沙向南扩展了六十多公里或流沙的发生不过是近二三百年间的事情等的说法，也并不完全可靠”。“如果是这样，那末今毛乌素沙地主要为自然因素的产物，是第四纪以来就已存在的，而不是什么‘人造沙漠’。由于唐宋以前的历史记载比较缺乏，目前恐怕还难以得出肯定的结论，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展开调查研究和地下文物的发现。当然，说毛乌素沙地主要是唐宋以前自然条件作用下的产物，这是指整个毛乌素沙地而言的，而不是说这个沙地历史上没有变迁，人为的因素丝毫没有影响，恰恰相反，它的变迁历来是很大的……”作者对“人造沙漠”这一表述方式，并不表示接受。

1982年：谭其骧先生发表《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一文，其中谈道：“赵永复同志的文章详细论证了那种白城子附近的流沙形成于唐以后的说法是不符合于历史事实的；根据北朝的记载，那时上距赫连夏不过百余年，这一带很明显是到处分布着沙陵、沙阜、沙溪的游牧区。作者认为至迟东汉，即公元二世纪时，这一带可能已有流沙的活动，因为见于东汉记载的奢延泽，应该是红柳河上游一条支流八里河被流沙堵塞出口而形成的。赫连夏时代这里的地理景观和北朝时代不会有很大差别，赫连勃勃用“临广泽而带清流’这句话来叹美这里的景观，“广泽’“清流’不一定就是优美的草原，很可能正是沙漠地区的现象，因为沙漠地区的河流，水源来自泉水或地下径流，往往是很清澈洁净的。至于赫连勃勃之所以要在这里营建都城，他的着眼点主要并不在于这里的地理环境如何优美富饶，而是在于建都在这里有利于防御近在数百里外强敌拓跋魏的侵袭。”

“这篇文章所论证的观点是否完全能成立我不敢说，但至少动摇了过去流行的那种说法，把对这一带的自然环境的变迁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作者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呢？除了他严肃谨慎的研究态度外，主要由于花大力气搜集了近百条以前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所没有掌握到的文献资料，也就是说，他做到了资料基本齐备这一点。因此他所取得的成就要比资料不及他齐备的高出一筹。”

1983年：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董光荣先生等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对该区进行了广泛调查，发表《鄂尔多斯高原的第四纪古风成沙》《鄂尔多斯高原第四纪古风成沙的发现及其意义》两篇论文，结果是在北起黄河沿，南抵长城边的整个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再次发现了大量包括早更新统至全新统的古风成沙质沉积。就目前所知，其分布范围之广，类型、形态之丰富，沉积层位之齐全，剖面结构之清晰，无论在我国还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是十分罕见的，很值得学界予以重视并进一步研究。董光荣等人的工作，还讨论了这项研究的科学意义，即由本区多次特别是这一次在现代风成沙之下早更新统至全新统地层发现古风成沙，且以流动沙丘与半固定、固定沙地多种形态存在的这些事实，不仅证明鄂尔多斯高原沙漠不是人类历史时期才有的，而是从早更新世后期到现在就已断续存在，而且还表明其演变图式也不是往单一流沙方向发展，中间经历了一系列流沙—半固定—固定沙地的正、逆演变过程，人类历史时期以来的土地沙漠化只是该区沙漠长期演变过程中最新、最近的一幕，这为研究鄂尔多斯高原的沙漠及沙漠化形成时代和演变模式提供了确凿的地层证据。

于此可见，20世纪80年代初期学界产出的上述研究论文，对应设问一，就达到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准，基本划出了学界继续深入研究的时段及可以致力研究的方向。其后学界最重要的成果是何彤慧、王乃昂合撰的《毛乌素沙地——历史时期环境变化研究》著作，还有王尚义、韩昭庆、邓辉等撰写的论文。

设问二：如果也像现在一样到处都是滚滚流沙，赫连勃勃为什么要把他的都城建造在这样一个地方？

上文已引用了谭其骧先生的论述，即“至于赫连勃勃之所以要在这里营建都城，他的着眼点主要并不在于这里的地理环境如何优美富饶，而是在于建都在这里有利于防御近在数百里外强敌拓跋魏的侵袭”。可以看作较早对应设问二的一种解释。

由于大夏国都统万城的位置较早就确定在今陕西省靖边县北无定河北岸的夏州古城址上，学者们可以充分地发挥各自之专长，来探讨赫连勃勃为什么要建都城于此处的问题。随后研究统万城选建于无定河北岸的考虑因素，学者们的看法主要有：

（1）从沿革地理考察，这一位置是两汉时的上郡属县——奢延县县城所在，其地理环境早已为前人和时人所熟悉，当地有建城的地理和水源条件，属于形胜之地。

（2）当地具有地理环境相对优越而宜于发展畜牧业经济、在军事上具有战略地位、交通便利等条件。

（3）大夏国都统万城是在大夏疆域之内，通盘考虑、精心策划而确定的。大到在全国地缘政治格局上的位置，小到城门的朝向，无不体现了对当时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背景的适应和利用。在全国地缘政治格局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将国都选定在最能实现战略意图，既有广阔的腹地提供经济支撑，又有聚居的本部族民众提供相对稳定的统治基础，控制交通要道，占据有利战略位置的统万城无疑是明智之举。

论者一般并没有把大夏国统万城是否建立在流沙上的问题作为判断前提，或判断《水经注》所记奢延水，“水出奢延县西南赤沙阜”，是沙山或沙丘的形象，未看作是必须考量的“滚滚流沙”，而是直接从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等方面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如丁超、韩光辉两位所认为的，“统万城可以依靠行政手段得到全国各地调配来的物质供给，所以没有理由认定统万城地区一定是水草条件绝对优越、土壤承载力最高的地区”。

设问三：反之，如果建城之初，这里并不是沙漠，那么它又是在什么时候才开始变成沙漠的？

1981年：戴应新先生发表《统万城城址勘测记》一文，在已阅读侯先生《变迁》一文的基础上，他做了这样的论述：“钻探证明，城址与建筑物废墟之下，均为原生细沙，建在沙滩上的统万城是没有条件和可能掘沙筑室的，‘秘室’惟有筑在‘崇台’之内方保无虞。马面兼筑仓储，这在我国城建史上非常罕见。”在下面的论述中他还强调，“考古勘探查明，城址建筑物废墟的瓦砾层下，是原生自然堆积的细砂，钻深13米，已深人到城墙根基之下，仍是一色的黄沙，这证明砂是筑城前就有的了”。在论文前面，戴先生说明鉴于统万城对研究北方古代文化、民族关系以及地貌变化的重要价值，自1975年以来，他曾三次到现场考察，并在友人的热情襄助下，对城址进行了测绘和试掘，有了不少新收获。

此篇城址勘测记论文发表后，不少学者试图寻找机会予以证实。王乃昂团队在2005年野外实地考察过程中，于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十二连城、陕西省神木县大保当古城、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前旗巴彦呼日呼等古城址城墙中发现“夯层沙” (系指古代城墙沙层与土层相间夯筑的物质)。实验分析表明其成因皆为风成，堆积时代应在建城之前，反映当时地表流动沙丘或半固定、固定沙丘的广泛分布，由此证明鄂尔多斯地区的沙漠在人类大规模开发之前即已存在。一些研究者根据古城的存在而得出结论说建城时应该是一处水草丰美的环境，根据本文对古城夯层物质的研究结果和历史文献记载，显然不能支持这样的说法。

如今学界较为普遍地认识到统万城建城之初这里就是分布着流沙的沙地，并不存在设问三提到的“如果”那种情况，所以学界就甚少对这一设问作答的内容了。

设问四：这些流沙又是从哪里来的？

早在1954年11月，华东师范大学严钦尚先生就发表过《陕北榆林定边间流动沙丘及其改造》论文，说明在陕北这一带就存在着“由于人类不合理使用土地，破坏地面植被，使古沙翻新，经风卷刮后堆积成为明沙——就地起沙”的现象。那么“古沙”之“沙”，或“就地起沙”之“沙”，是从哪里来的呢？

对此，严钦尚先生论文已有说明：“在陕北和伊克昭盟，不论在白垩纪砂页岩、第三纪红土、第三纪末期或第四纪初期的红色土，以及红色土系以后的河流古代、现代冲积层、黄土和各种土壤层次中，都含有相当多的沙量，沙源是并不匮乏的。”这与前面介绍的董光荣先生的《鄂尔多斯高原的第四纪古风成沙》等论文内容有不少一致性。

1973年，侯仁之先生发表的《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论文，虽然望见了“矗立于滚滚流沙之中”的统万城古城废墟，踏上了脚下这一“淡黄色现代风成砂的表层”，书写了“眼前这一片渺无涯际的流沙”，发出了“这些流沙又是从哪里来的”之设问，但并没有说出自己的看法。

三、总的归纳和值得注意之处

在本论题研究中，曾经有过朱士光、赵永复两位先生发生过的学术争论，2003年邓辉还刊发过《统万城与毛乌素沙地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研究评述》专文，2010年何彤慧、王乃昂就毛乌素沙地历史时期环境变化问题研究做了相当详细的述评，均有利于研究论题的推进。

笔者注意到在何彤慧、王乃昂合作的著作里，归纳了学界关于毛乌素沙地的成因见解，具体分为自然主导说、人为主导说、自然与人文要素共同主导说，且将学界探讨沙地形成时代的看法，归纳成地质历史时期形成说、人类历史时期形成说两种倾向。更为重要的是，两位教授还概括了学界存在的四个问题，即：

（1）各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使得研究存在盲点。

（2）不同研究成果的时间尺度相差悬殊。

（3）对人类历史时期沙漠化与环境变化的分辨率普遍较小。

（4）一些先入为主的观点制约研究工作的深入。

对于历史地理专业学者的工作，两位教授评价道：

历史地理学虽然能够较多揭示面上信息，但存在断章取义、以今论古、文学语言缺之科学性等一系列问题，同样的文献由于研究者的专业特长不同，很易形成完全不同的结论，对沙漠在各时代的空间范围、成因等的界定也很难保证其科学性。基于自然地理学的历史时期环境变化研究往往缺乏时空把握力，易将问题简单化与表象化。

评论者还继续分析说：正是由于每种研究方法都各有优劣，而且由于研究者各自知识背景的局限，相互之间往往很难接轨，因此存在着研究的真空地带，同类研究方法依据相同资料，有时得到的结论也很难调和。例如，不同学者得出的全新世晚期气候波动的周期不尽统一；在人类活动方式对各时期的环境影响方面，有时观点是完全对立的；第四纪研究得到的人类历史时期环境变化信息与历史文献中提取的信息有时也很难协调；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需要加强学科间合作研究，另一方面则需要运用新的研究手段进行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