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如下
（图片来源：敦煌研究院官网）莫高窟第323窟局部——张骞拜别皇帝出使西域图。画中帝王骑着高头大马，帝王的对面，持笏板跪拜者就是张骞。据中间榜题所书内容判断，画中所绘应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
关于在《史记·大宛列传》中首次出现的“大宛”和“大夏”两个西域国名的语源，历来争论颇多。为了节约篇幅以更好地陈述我们的意见，此处请恕仅对两个国名各举一种代表性观点。就“大夏”而言，影响较大的一种理论将它判定为对“吐火罗”一名的译写。“大宛”，也有人提出译自“吐火罗”。甚至还有学者主张两者皆为“吐火罗”之译名。“吐火罗”无疑成了众多研究者眼中最受钟爱的“候选人”。总的来说，以往的诸多意见或无视、或忽视、或低估这样一种历史事实和语境，即张骞所到达的仍是一个希腊化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希腊政权虽然正在退场，希腊人口、希腊文化和希腊语言却依然兴旺未衰。这虽然是一个多族群、多语言、多种当地文化的世界，但刚刚入侵的塞人、大月氏人这些游牧人热衷于沿用和仿制希腊人的钱币，希腊语依然是各政权的官方行政管理语言和国际通用语言，而考古学家不断发现的希腊式样和风格的艺术品，也暗示了为数不菲的希腊工匠在塞人或大月氏人的统治下继续不失愉快地工作着。
正因如此，我们将在对张骞访问远东希腊化世界历史场景的重构当中，揭示他带回的“大宛”和“大夏”两个所谓西域国名的最可能的语源。我们的研究结果是，它们分别是对东方各民族对希腊人的他称和希腊人自称的译写。
一、张骞见证的解体中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
约公元前145年塞人发动的第一轮冲击并未对王国造成致命打击。塞人在并非毁灭性地蹂躏了首都阿伊·哈努姆之后，就南下“罽宾”即希腊文献所称的（Kophen）河，今喀布尔河流域了。但约公元前130年大月氏人的侵入，终结了王国的君主政体，此后涌现的仍带有末代国王海利奥克莱斯一世头像和名字的钱币均系新来的游牧人工艺糙劣的仿制币。不过当时大月氏人直接占据的王国领土，恐怕只有索格狄亚那南部。张骞报告说他们“居妫水北”。“妫水”即古希腊人所称的
（Oxos），巴克特里亚语的
（〈原始伊朗语Waxš），今阿姆河。据希腊地理学家记载，它是索格狄亚那和巴克特里亚的分界线。
《大宛列传》所记录的张骞报告其实已经说明了大月氏入侵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政治局面：月氏“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从中可见，大月氏人对大夏即巴克特里亚虽然发动了攻击，但只是迫使其臣服而已，并未直接占领和统治。张骞的报告所披露的处在大月氏霸权之下的巴克特里亚的政治状况是：大夏“无大（王）[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张骞或许有些误解，以为巴克特里亚原本就缺乏国王，其实这是两年前才发生的政治变动。来自有着不同政治传统国度的张骞，恐怕也不甚了解希腊化王国当中包含众多希腊城邦式自治城市的政治架构：“城邑置小长”正是希腊世界和希腊化世界由来已久的城邦或自治城市自身设置首脑和军政官员的传统体制，同时也不排除有的城市还驻有国王任命的被称为或
的总督。张骞在巴克特里亚见到的政治景观其实是，虽然希腊人的国王已不复存在，各城市里希腊人和希腊化人口的基层自治政治并未受到触动，若干城市中原有的希腊驻军也依然驻扎，尽管战斗力大不如前。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国王没了，王国都城作为全境政治中心城市的地位仍未丧失，否则张骞就不会识别出它是首都了。这种不仅幸存下来而且生机不减的城邦政治传统，也为这里发达的市场经济提供了制度框架和保障。持续的繁荣支撑了众多的人口。
张骞报告的大夏都城，《史记》称“蓝市城”，《汉书》写作“监氏城”，这种异文给识别它是哪座城市带来了困难。一种常见的主张认为它是巴克特拉，理由是斯泰法诺斯（s.v.）曾提到过一座“位于巴克特拉地区”（
）的亚历山大里亚，而“蓝市”和“监氏”被视为译自亚历山大里亚这一地名
（Alexandreia）的一部分。但“蓝”和“监”的m韵尾在该地名中找不到对应音素。除斯泰法诺斯外，希腊文献从未见将巴克特拉直接称为“亚历山大里亚”，想必日常口语中也难以听到这种说法，张骞听说的概率恐怕更小。巴克特拉的确自王国建立后很长时间都是首都，但考古发掘表明，约公元前171年首都迁到了阿伊·哈努姆。约公元前145年阿伊·哈努姆被毁后首都是否又迁回了巴克特拉，其实大可怀疑。
还有学者将“蓝市/监氏”作为胡尔姆的地名Khulm的完美对音来看待。他们以“蓝”可换作“监”为理由，认定两字当时还都是复辅音，音同或音近，可拟作和[*klam]，但忘了还有“市”或“氏”字无音可对。并且有证据表明，两汉已无复辅音。东汉支谶翻译佛经时把la和ram均译作“蓝”，说明“蓝”字已非复辅音。“楼兰”是西汉就有的对其自称Krorayina的汉译，“兰”（蘭）字对应的是-rayin，说明它已不再读作[*klan]，而是读作[*lan]了。鉴于语音是系统变化的，两例均无复辅音，足以证明复辅音作为一种音位在两汉已不存在。“监”取代“蓝”，并非由于音同，只会是传讹。此外，胡尔姆在波斯帝国时期的阿拉米语文献中被记载为
（Khulmi），但不见于希腊语文献，更谈不上它有作为王都的记录。
既然与复辅音无涉，张骞时代的“蓝市”拟音为应与实际距离不大。据此，我们判定“蓝市城”应为对德拉普萨卡的地名形式之一
（Rhepsa）的译写。德拉普萨卡之名在希腊语文献中有Δ
（Drapsaka）、Δ
（Darapsa）、
（Adrapsa）、Δ
（Drepsa）、
（Rhepsa）多种拼法，在苏尔赫·科塔尔发现的贵霜帝国迦腻色伽时期的巴克特里亚语铭文中被称为Λραφο（Lrafo）。由于原始伊朗语的*dr变成lr在巴克特里亚语里是一个富有特色的音变，并有证据证实巴克特里亚语也有fš变为f的现象，联系该地名的希腊语各种拼法，可推知相应的巴克特里亚语地名（来自古伊朗语drafša“旗帜”）应经历过一个*Δ
（*Drafšo）>*
（*Lrafšo）>Λραφο（Lrafo）的音变过程。希腊语
（Rhepsa）应是对巴克特里亚语*
（Lrafšo）的转写，两者也最有可能是张骞到达时德拉普萨卡地名的流行形式，而张骞采用了颇为精准的译名“蓝市”
转写了它们。
文献也不乏证据。托勒密《地理学》称德拉普萨卡为即“首都德莱普萨（又称莱普萨）”（6.12.6），称巴克特拉为
即“王都巴克特拉”（6.11.9），两者称谓如出一辙。不过，托勒密把德拉普萨卡和马拉坎达（即撒马尔罕）位置弄颠倒了，纠错后“首都莱普萨卡”几乎紧随“王都巴克特拉”、优克拉提狄亚（
/Eukratidia）出现在巴克特里亚的城市名单当中。我们有理由判定它们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不同时期的首都：优克拉提狄亚虽无“王都”、“首都”之类的修饰语，但它本身就是以推翻狄奥多托斯王朝的新国王优克拉提戴斯一世的名字（
/Eukratides）命名的。
巴克特拉是最早的首都。考古显示，阿伊·哈努姆正是约公元前171年优克拉提戴斯一世建立新王朝后的都城优克拉提狄亚。约公元前145年阿伊·哈努姆遭受破坏，之后王宫地层中出土的一块银锭上的铭文所用的未知文字，与伊塞克湖地区库尔干墓葬（公元前4－3世纪或更早）中出土的银碗上的铭文文字属于同一种文字，这最有可能是塞王部落率领南下洗劫阿伊·哈努姆的塞人留下的，他们被大月氏人排挤出了自己原来的故乡伊犁河谷和伊塞克湖地区。那么，情急之下，希腊人的国王去了哪里？这时的国王又是谁？答案为：还是优克拉提戴斯一世。但在王宫遭受蹂躏的时刻，他应该没在宫中，而是在远征印度。从查士丁为庞培·特罗古斯的《腓力史》所作的概要（41.6.4）中得知，他曾被印度—希腊国王戴麦特里奥斯二世围困5个月，仅剩300守军，但经不懈突围，击退了6000敌人，最后“令印度落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可以想见，正是在这期间，他得知了阿伊·哈努姆陷落的消息，于是在脱身之后赶紧返回巴克特里亚。
查士丁的概要（41.6.5）讲到优克拉提戴斯一世返回时还在路上就被自己的一个儿子杀掉了，这个儿子之前已被他任命为“副王”（socius regni）。弑父者还驾车轧过父王的血并下令将亡父抛尸于野，不得埋葬。这个儿子是谁？查士丁没说。最有可能是柏拉图，其钱币反常地打有太阳神驾车的画面和EΠIΦANOYΣ“显赫者”称号。弑父地点很可能就在德拉普萨卡。当年亚历山大从印度翻越兴都库什山后到达的第一个巴克特里亚城市就是德拉普萨卡，优克拉提戴斯由印度返回翻山后即遭不测的地点也不会离这里太远。根据斯特拉波（15.2.10）的描述可以判定德拉普萨卡应在今昆都士。它是距离阿伊·哈努姆最近的一个战略要地。阿伊·哈努姆陷落以后，它无疑构成了优克拉提戴斯一世的儿子们和统治圈子最近便的转移地和理想的据守反攻基地，以及更糟糕情况下向印度撤离的通道入口。相反，巴克特拉或者胡尔姆都太靠西，无论对于撤退还是准备反攻都太远，况且跑到那里等于是直接放弃了中部地区，阿伊·哈努姆很靠东。德拉普萨卡处于两个旧都之间且很靠近阿伊·哈努姆，因而也最有资格成为王国落日余晖中的新都。张骞到达这里的时刻，末代国王海利奥克莱斯一世虽已离世，但希腊人口、城市的自治政治和希腊语依然未受触动。
再说大宛。一笔带过的“过宛”两字，暗示了逃亡的大月氏人只是途径大宛即费尔干纳而已，并未在那里采取什么军事行动，也不可能触及当地原有的政治运行。也正因如此，张骞才能看到大夏和大宛“同俗”：大宛“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大夏“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对两地如出一辙的描述，足以令我们看到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两个虽受大月氏武力影响有别但均未落入大月氏政权直接统治下的地区在生活方式和政治方式上的一致性：众多城市均未遭受攻击和破坏，其“同俗”即相同的城市自治的政治习俗一如既往，人口自然也繁盛如前。
同大夏一样，大宛的首都依然存在，甚至它还有“王”。这个“王”显然是王国在该地区的总督。《汉书·西域传》说大宛“王治贵山城”。《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均无此记载，却均三次提到“贰师城”，分别两三次提到“宛城”，从描述上看，两者都像首都。并且，三个名称给人三座城的感觉。但值得注意的是，两书谈到了“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天子既好宛马……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被派去伐大宛以取善马的李广利也因此被封为“贰师将军”。这让人感到大宛的“善马”和王均在贰师城中。之后的上下文又给人以善马和王均在宛城的印象：“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汉兵到者三万人。……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而立宛贵人之故待遇汉使善者名昧蔡以为宛王，与盟而罢兵。终不得入中城。”
这些情况表明，贵山城、贰师城、宛城大概率是同一座城，且应是希腊人统治费尔干纳的中心（Alexandreia Eskhate），即“最远的亚历山大里亚”。该城是亚历山大在摧毁包括居鲁士城在内的波斯帝国的7座城市的基础上建立的，不过“居鲁士城”之名保留了下来。在希腊语中它有
（Kyropolis）、
（Kyra）、
（Kyreskhata）等形式，其中
字面意思看起来是“最远的居鲁士城”，它也被希腊人描述为最远的一座波斯城市。其实这是一个“通俗词源学”化的地名，其当地伊朗语形式应是*Kuruškatha或*Kuruškand等，意即“居鲁士城”。“贵山”（
或[*ki
]）无疑是其汉语音译。“最远的亚历山大里亚”还有一个名称叫做“塔那伊斯（
/Tanaïs）河畔的亚历山大里亚”（
或
）。
原本是希腊人对顿河的称呼，这里被移植用作锡尔河的名称，尽管希腊语里还有另一个源自当地语言的锡尔河河名
（Iaxartes）。在对中亚和印度地理的认知方面，希腊人有移植地中海和黑海地区地名的传统，这种移植通常源于误解和类比的掺杂。大家一直困惑究竟为哪座城市之名的“贰师”
，最有可能就是由这座亚历山大里亚城边的塔那伊斯河之名的
（naïs）部分译来。据公元1世纪前半期的罗马帝国拉丁历史学家库尔提优斯·鲁福斯（7.6.27）报道，一直到他的时代，亚历山大安置在这座亚历山大里亚城里的人口的后代还因长久保持着对亚历山大的记忆而没有丧失自身认同和群体消亡。可想而知，张骞时代，他们的希腊性十足。张骞到访的无疑是一座走到哪里都会听到希腊语的城市。
费尔干纳和巴克特里亚并不相连，现在又没了将两地统摄在一起的国王，大月氏还占据了中间的索格狄亚那，张骞把他们与大月氏并列理解为三个国家自在情理之中。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大夏”和“大宛”分别由哪种语言的哪个国名或地名或族称译写而来？有意思的是，两个国名均有学者提出译自“吐火罗”，该族称的希腊语（Tokharoi）是持此种意见的学者最经常用以比对的词形。如果两者都由“吐火罗”译来，那就颇为匪夷所思：张骞为什么要采用两种不同的字眼来转写同一名称呢？如果再加上下面会看到的，大月氏人也是吐火罗人，那么三个地方都是吐火罗了，但张骞却给了它们以不同的名号，这就更加不可思议了！当然，很多人只主张“大夏”由“吐火罗”译来，还举出《新唐书·西域传》里“大夏即吐火罗也”作为佐证，但从上下文看，这句完全是将古今地名在地理位置上勘同而已，并不涉及语音。《新唐书·西域传》另一句说吐火罗“居葱岭西，乌浒河之南，古大夏地”也能构成我们这一判断的佐证。“大夏”与Tokharoi“吐火罗”对音也谈不上尽善尽美，主要障碍是处于上古音尾声阶段的张骞时代的“大”字很可能还有入声韵尾，可拟作[*dat]或[*das]，这就比“吐火罗”一名的首音节To多出来了无法对应的过剩音素，尽管不少学者关于“夏”字上古音的若干复杂的构拟意见，例如
看起来倒是与-kharoi部分尚能适应。
语音姑且可做让步，可若从历史角度检验，主张“大夏”即“吐火罗”的意见更显得不合逻辑。关于吐火罗人与巴克特里亚发生关系的最早记载，来自斯特拉波的《地理学》和查士丁通过摘录缩写所保存的庞培·特罗古斯的《腓力史》。斯特拉波著作抄本的11.8.2（史源当为稍晚于司马迁的帕提亚帝国的希腊历史学家阿尔忒弥塔的阿波罗多罗斯的记载）谈到了“从希腊人手中夺取巴克特里亚”的入侵游牧族群有。学界
关于是否有抄写讹误以及他们是哪一族群有着长期的争论。我们认为将
订正为
这一校勘意见最为合理，它建立在比对其他文献抄本的同类抄讹现象和比对庞培·特罗古斯关于入侵族群记载的基础上。在这种意见看来，古代没有小写字母，只用大写字母书写，单词之间也不留空格，
在当时抄本上就会被写成ΑCΙΟΙΗΑCΙΑΝΟΙ，而错误就在于首先把Η（“或，即”）抄成了Π，因为二者字形容易混淆，这样，这句短语就被抄成了ΑCΙΟΙΠΑCΙΑΝΟΙ。之后的抄工发现ΑCΙΟΙ和ΠΑCΙΑΝΟΙ两个族称之间缺乏连词不合语法，以为是抄漏了，于是会很自然地补上ΚΑΙ（“和”），因为ΠΑCΙΑΝΟΙ和后面两个族称彼此之间都是用ΚΑΙ连接的，最后这句短语就被抄成了ΑCΙΟΙΚΑΙΠΑCΙΑΝΟΙ。而现代印刷版本采用小写分单词的书写体例就会把这句写作
。这种错误认定和对致错过程的解释不无道理。在古代文献传抄过程中，Η容易被误抄为Π。例如《波伊廷格地图》12.2上的地名Europos，Pascara应该是地图绘制者在把希腊语地名翻译成拉丁语时，错把Η认成了Π，由于Π转写为P，再加上别的抄写和转写错误，从而把
翻译成了Europos，Pascara（正确翻译应是Europos vel Arsacia）。
庞培·特罗古斯的《腓力史》第41卷提要讲到的“占领了巴克特拉和索格狄亚那”的入侵族群是Saraucae et Asiani。Asiani正是的拉丁语形式。而上述订正后的形式“
意即
，即
”。通过对Saraucae与
之间的互勘，又可以将两者分别校正为
和Sacaraucae。而庞培·特罗古斯的《腓力史》第42卷提要Reges Tocharorum Asiani interitusque Saraucarum（应订正为Sacaraucarum）也提到了Tochari这支族群，他们即希腊语所说的
。该提要还说Asiani是Tochari的王。这样，斯特拉波的希腊语记载与其同时代人庞培·特罗古斯的拉丁语记载，在入侵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游牧人都有谁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也与中国史书的记载达成了一致：
和Sacaraucae即“塞王”，、
、
和Asiani即“月氏”。从庞培·特罗古斯的记载来看，月氏应是吐火罗人的王族部落，正如同希罗多德所记的“王族斯基泰人”是斯基泰人的王族部落一样，而古代中国文献也有用王室名号作为国名称呼他国的做法，例如称帕提亚王国为“安息”。经过这一系列勘同之后，上引庞培·特罗古斯第42卷提要整句则可译为“吐火罗人的月氏诸王，以及塞王的溃败”。这仅有的两个词组极为简短，但足以吸引我们想象这部原书已佚的拉丁史书这一卷的内容是否与《汉书·张骞李广利传》的记载相吻合，后者讲到：“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乌孙）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班固撰写《汉书》的时代，大月氏人已经越过阿姆河向更南地区扩张了，并且分裂成了几个翕侯政权。《史记》不见翕侯的记载，能见到的只是统一王权下的大月氏人（“遂都妫水北，为王庭”）。《汉书》除了照搬《史记》既有的记载外，还新增了关于诸翕侯的记载。前后史书记载的差异也反映了大月氏进一步蚕食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基层政权的扩张进程：大月氏“徙大夏地”不会早于《史记》所记最晚事件甚或司马迁离世即公元前1世纪早期。斯特拉波和查士丁都将塞人和大月氏写在一起，说他们“夺取了巴克特里亚”和“占领了巴克特里亚和索格狄亚那”，这显然是一种略去历史过程而概述历史结果的写法，与《史记》《汉书》的说法并不矛盾。
从以上重建的历史来看，张骞到达的时候，大月氏人即吐火罗人还没有直接占领巴克特里亚，在索格狄亚那南部也只是刚站稳脚跟一两年，他们的族称怎么可能成为阿姆河另一边的巴克特里亚的新国名或新地名呢？如果这样，历史就将变得太不可思议了！同样，费尔干纳也不可能由于他们仅仅路过一下就被用其族称来重新命名。因此，我们有足够把握断言：“大夏”不可能译自“吐火罗”，“大宛”也不可能。
二、“大宛”与“大夏”：“伊奥尼亚人”和“希腊人”的译写
那么，两个名称从何而来呢？从历史来看，其来源只能考虑希腊人。“大宛”的“宛”和“大夏”的“夏”均已被学者认定来自古代印度人对希腊人的称呼Yona和Yavana，其最终语源又是希腊人的一支伊奥尼亚人的族称（Ion）及其最古形式
（Iawon）。尽管两种理论都溯源至希腊人，但如果我们因此而同时赞同它们的话，那又会面临逻辑上的不融洽：张骞为什么从同一个名称翻译出了两个译名？为什么一定都要译自印度的语言？此外，两种理论只解释了“宛”和“夏”的来源，并没解释“大”从何而来。难道只是为了凑够两个字？的确，两汉对域外地名的译写习惯于使用两个字。但需要注意的是，“大宛”和“大夏”两名在《大宛列传》及其后的文献中的使用有明显的不同：“宛”字可以并经常被单独使用，例如“过宛”、“宛马”、“宛城”、“宛贵人”、“宛王”、“伐宛”等，甚至《大宛列传》中单独使用的“宛”在频度上超过了“大宛”；相形之下，“夏”字从来不单独使用，而是由始至终皆称“大夏”。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情况是，除了“大宛”之外，西域还有一个“小宛”。两者是否有关，学者们看法不一。鉴于“小宛”和“大宛”同时出现于《汉书·西域传》，实际的地理距离也不远，“宛”字可以单独使用，正如“大月氏”和“小月氏”中的“月氏”可以单独使用一样，“大”、“小”明显是对比而言的修饰词，断然否认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似乎也不足取。事实上，我们也能够在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中找到这种关联的一些证据。
考虑到以上情况，我们将在追踪张骞西使和他所见证的当时希腊化世界的历史场景中，提出这样一套关于“大宛”和“大夏”国名语源和译写过程的历史重构：“大宛”和“小宛”的“宛”的最终语源是作为希腊人一支的伊奥尼亚人的希腊语自称的最古形式
（Iawon）或最新形式
（Ion）。外族用伊奥尼亚人的族称称呼全体希腊人的做法是族称指称当中常见的pars pro toto即“以部分称整体”的现象。由于伊奥尼亚人是历史时期希腊人当中地理分布最靠东且影响最大的一支，邻近的东方民族就用他们的族称指称全体希腊人，并且这种族称指称又向更远的东方次第传播，从而成了诸多东方民族对于希腊人的称呼。“大宛”和“小宛”的“大”、“小”属意义附加，但有证据表明，“小”字当中也结合了语音转写的因素。相当于“宛”的对中亚希腊人的族称和“小宛”之称都应该是张骞到达以前塔里木盆地各人群语言中已有的。小宛是由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前来的希腊人在塔里木盆地南缘建立的贸易站点之一。为了与这个小分支区别开来，张骞在盆地居民对中亚希腊人的称谓前加上了“大”这个修饰性字眼，但它不是强制性的，因此文献中可以见到很多不带“大”只说“宛”的情况。“大夏”则有不同的来源，它应直接来自希腊人的希腊语自称。该自称的代表形式即单数主格为
，但“大夏”应是由其带有定冠词的复数间接格形式
（tous Hellenas，宾格）、
（ton Hellenon，属格）、
（tois Hellesi，与格）等，并很可能同时综合了几种间接格的共性译写而来。为什么会从复数间接格译写呢？这是因为间接格尤其是宾格的使用更为频繁；族称复数形式的使用，特别是在外交场合的使用又占压倒性的多数。而“大夏”当时的语音，如果构拟得更“上古”一些则为
或
，构拟得更“中古”一些的
或
或许更为接近事实，但无论如何，其总体语音结构是与上述带定冠词的希腊语间接格形式相吻合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大夏”没有像“大宛”一样省略“大”字。
之所以这样推测，也是基于常理。人们走陌生道路的时候，一有机会，总会向当地人问路，询问下一站是哪里，到达目的地之前还要经由哪些地方，等等。张骞也不会例外，在追寻大月氏的路上，他不仅会一直打听大月氏到了哪里，还会随时打听前方有什么城市、国家或人民。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张骞行进在塔里木盆地的时候就已经从当地人口中听说过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和中亚的希腊人了，而当地语言对他们的称呼不可能是他们的希腊语自称，只可能与其他东方民族对希腊人的指称一致，并采用附加有修饰语“小”的名称形式来把他们移居到塔里木盆地进行贸易的人员与他们的王国本部区分开来。等张骞到达费尔干纳谷地的时候，他继续有机会听到东方民族对希腊人的称呼，同时又会接触到希腊语和希腊人，会听到希腊人的希腊语自称。但由于大月氏人已经把地处边疆的费尔干纳与王国的核心地区巴克特里亚隔离开来了，希腊人的自称更多会在交谈中指称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那里的希腊人也更多、更集中。加上统摄两地的国王已不复存在，这一切给习惯于大一统政治思维的张骞带来的观感和印象是：两地既“同俗”，又是不同的国家，而地处巴克特里亚的那个国家又总是被用希腊人的希腊语自称来称呼。随着他穿行索格狄亚那，访问完语言和风俗完全不同的大月氏，到达巴克特里亚之后，他的这种观感和印象又会被大大加强，他接触希腊语会更加频繁。这样，从希腊人的自称来译写这个国家的国名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在这些族称译写当中，张骞也动用了译名中常用的“通俗词源学”手段。“大夏”是张骞之前汉语里原本就存在的地名，但所指并不唯一，其一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处于世界西部边缘的一个地方。张骞选择它，显然是由于它音义两方面均能很好地匹配希腊人的自称：一个地处西方的大夏被找到了。“小宛”是《诗经·小雅》中一篇的标题，选取这一富有诗意的字眼之后的逻辑延伸，就是自然而然地发明了“大宛”的译名。
最先告诉张骞与“宛”和“小宛”相对应族称的是说什么语言的人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根据当时的人群地理来判断，很可能是塔里木盆地北缘说某种或某些伊朗语甚或吐火罗语的人。当然，当时吐火罗语的该族称，也应来自西邻的伊朗语。要想模拟这些未知的语言，寻找与之邻近的已知伊朗语样本，或许具有一定的参照价值。我们最先遇到的是粟特语ywn’yq（yōnīk），再往南就是巴克特里亚语ιωναγγo（意即“希腊语”）。不过前者年代为中古时期，后者见于迦腻色伽颁布的《拉巴塔克铭文》，都晚于张骞的时代。它们在语音上更像是对伊奥尼亚人自称的古典时代以来的新形式（复数
）的借入。该形式显然是由亚历山大东征和希腊化王国的统治带到东方的，并且应该是由懂希腊语的当地精英率先在自己的语言中以之取代旧形式的。印度语言中的Yona和Yonaka也是对这一新形式的借入。
印度语言中还有希腊人同一族称的更老形式Yavana，它无疑是印度人在波斯帝国时期由古波斯语Yauna借入或更可能是由阿拉米语Yawān借入的，尽管由于梵语化的原因，Yavana在更晚的文献中反而更常见。民众体文字埃及语Wynn、希伯来语Yāwān（《七十士子本圣经》作）、新巴比伦王国和公元前8世纪晚期、公元前7世纪早期亚述帝国的阿卡德语文献中的Yamanaya（读作Yawanaya）等也都源于伊奥尼亚人族称的最古形式。不难发现，所有这些古老类型的词形当中都包含半元音w或元音u。但在希腊语本身最早的传统文献《伊利亚特》（13.685）中出现的伊奥尼亚人族称
（Iaones，单数为
）却并无此音，而荷马的这首史诗比上述各语言的文献年代都更早，这暗示了伊奥尼亚人的族称在失去w之前就被邻近语言借入了。《伊利亚特》是在公元前8世纪中期脱离了口传传统被写作下来的。也正是在这个世纪中，半元音F（读音即\[w\]）率先在东伊奥尼亚方言（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方言），而后在整个阿提卡伊奥尼亚方言中消失。
（单数为
）也涉及了这个半元音的消失，其原初形式应作
（Iawones，单数为
）。它被恢复为该形式，还有来自希腊语内部和其他语言的更早的直接证据：克诺索斯出土的两块迈锡尼时代线形文字B泥板文书上的族称i-ja-wo-ne（Iawones，KN Xd 146；KN B 164）、埃及法老阿蒙诺菲斯三世时期的一份被征服国家名单上的Ijaunia、乌伽里特文献中出现的地名Yman。这三种均来自公元前14世纪的文字样本证实了早在青铜时代晚期伊奥尼亚族称不仅业已存在，而且开始外传至近东，尽管那时伊奥尼亚人尚未向小亚细亚西海岸移民。
上述谈到的只是已知语言，未知语言借用伊奥尼亚人族称的情况我们并不知晓，甚至已知语言借入的先后序列我们也无法精确排出。仅就我们讨论的中亚地区而言，正如在印度一样，对该族称的借入应该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对老形式的借入，发生在波斯帝国时代；第二次借入的是亚历山大东征带来的新形式。不过，尽管这样的推测在逻辑上成立，我们掌握的真实样本还只有新形式的粟特语和巴克特里亚语。再来看“宛”，其当时的音可构拟为，其中的w音令人怀疑它是对伊奥尼亚族称的某种老形式的转写。事实上，早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中亚人对希腊人就不陌生。波斯国王曾将追随自己的狄狄马阿波罗圣所的祭司布朗奇代氏族迁移到索格狄亚那居住，他们就属于伊奥尼亚人。不过，无论“宛”字译自伊奥尼亚族称的老形式，还是新形式，都不影响我们对这段历史的重建。新形式的采用也并非一个全新的开始，而是在保持对老形式记忆的基础上对老形式的替代，正如发生在印度语言中的情况一样。
三、“小宛”：“大宛”设立的商栈
关于小宛的记载非常少，主要是《汉书·西域传》的一小段：“小宛国，王治扜零城，去长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户百五十，口千五十，胜兵二百人。辅国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东与婼羌接，辟南不当道。”再加上前一条关于且末的记载里有“南至小宛可三日行”。在新公布的出土《悬泉汉简》中有两枚简涉及了前来汉朝的小宛王和使节。《后汉书·西域传》载小宛后为鄯善所并。《大宛列传》未提小宛或许是由于司马迁对张骞一行报告的选择性记载。后来的班固根据官方档案在自己的书中补入了一点其国情介绍。很可能张骞第一次出使时在塔里木盆地北缘西行路上就已得知小宛，返回时取道盆地南缘又曾途经小宛。
在汉文之外，过去未曾有人发现有关于小宛的记载。现在我们注意到，在尼雅出土的公元3世纪的佉卢文犍陀罗语木牍文书中，第46号文书正面下部第2行出现的一个词组一直未被学者翻译和充分解释，我们认为其含义应该就是“小宛督军”。从上下文看，它紧随主语
，并处于动词
之前，显然应为主语的同位语。
是人名，读作
，vasu是官职，该主语被林梅村先生译为“司土黎贝耶”。
也是这批文书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官职，他将它译作“督军”。但对于
，他在一篇论文中将传统转写的断词改作
，并把它与第204号文书反面B栏第3行中的yona kuñitasa ca一起解释为鄯善国里的希腊移民。这一栏属于一份佛教诗文残篇，但由于kuñitasa这一人名也见于同批其他文书，可以判定这份佛教文献不太可能是一个传承的古老文本，而应是反映当地社会现实的当下创作，相应地yona也可以被认为反映了当时鄯善国确有移入的希腊人，这样的希腊人更可能来自犍陀罗或印度，并且已经印度化了。但对第46号文书不宜做同样的解释，因为更改断词后得到的
更加不好解释了：如果把它解释成与司土黎贝耶并列的一位希腊人，主语就变成两个人，与动词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就不相符合了。所以，传统的断词形式
应该是对的，而且它是主语的同位语。换句话说，司土黎贝耶兼任小宛督军。
诚然，这批犍陀罗语文书在提到官职的时候通常只提官职而不加管区地名。不过需要考虑到，这批文书出土于尼雅，记录的内容多是当地及其所属精绝州的事务或账目，涉及的官员一般也是当地和本州的或主要与当地和本州发生关系，也就没必要在其官职前冠以管区地名。小宛与尼雅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划，兼任异地的官职则有必要解释一下，当然这种异地兼职似乎也很罕见，因此在发现的文献中仅见一例。林梅村先生所撰《犍陀罗语文书地理考》一文根据这批文书对鄯善国政治地理的重建，为我们观察这一问题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背景资料。他的研究显示，犍陀罗语文书提到的鄯善国的五个州即扜泥州、精绝州、莎阇州、且末州、楼兰州，除楼兰州是其本部外，其余州和昆仑山区的山地部落都是在鄯善兼并当地小国的基础上建立的。事实上，译作“州”的犍陀罗语名词raya相当于梵语的rājya即“国”。但原来同样是一个小国的小宛，却未见被给予raya的地位。而且，如果不把解释为“小宛”的话，这批文书中就可以说不见对小宛的记载了。当然，也很难想象在属于精绝州的尼雅出土的文书中会含有大量关于远在本州之外的一个不具有州治地位的小地方的记载。鉴于小宛就近在且末稍南，且地理位置不在交通干道之上这一事实，可以想见它应该被划为且末州管辖下的一级地方行政单位了。
将与“小”（可拟作
）对应，不仅在于语音相近，更是由于含义可能也相通。虽然
出现在犍陀罗语文书当中，但它更应是犍陀罗语流行前尼雅当地语言中就已存在的一个词。尼雅距于阗不远，我们又有于阗语的材料，尽管这种语言来自中古，距张骞时代太晚，但作为一种结构性参照物，它还是有比对价值的。在于阗语中，有好几个词都有可能与
有同源关系：
“小的，年幼的”；
“嫩芽，新枝，枝条”；
“枝条”；sacha为一种植物的名称，但它有诸多印欧语同源词，即古印度语
“枝条”，新波斯语
，亚美尼亚语c‘ax“枝条”，立陶宛语
“枝条”，
“叉子”，古斯拉夫语
“嫩枝”，俄语soxa。这一系列比较引发我们做出这样的推测：
在yona
这一名词中的含义或者可能是“小的”，或者可能是“支系”。不过两种含义并无本质差异：“宛的支系”即“小宛”。
出土犍陀罗语文书的尼雅正是汉代的精绝，而《汉书·西域传》讲完了小宛就讲精绝。第415号文书提到了精绝被于阗征服，结合汉文记载，可知征服不会早于公元300年太多，此前自东汉以来精绝臣服鄯善，鄯善即西汉时期的楼兰。精绝正处于小宛到于阗的中点。这篇文书里的A.67作kivana para bulade ratrami nikhalida corida，托马斯译为“Kivana（？）夜间将这位妇女从para bula带出并骗走”或“她被从Kivana地方的para bula带出并骗走”。他还把第586号文书的B.1与这句放在一起来讨论：，“他们在精绝的parapula这里做出了具有一百年终身效力的决定”。未译的para bula和parapula，他认为来自希腊语
“营地”。鉴于该词在埃及纸草上很常见而他又未在塞琉古和帕提亚铭文中查到，他推测该词可能由埃及跨海经由西北印度传入精绝一带。
这种舍近求远的解释多少有些令人费解：是一个在希腊文献中并不鲜见甚至比较普通的词语，它有什么必要非得渡过印度洋到达西北印度，而后又跨越崇山峻岭才到达塔里木盆地？相反，把它解释为来自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似乎更为合乎情理。这两个“营地”和小宛一样，都应该是该王国的希腊人在塔里木盆地南缘建立的商栈。不过，希腊人未必是这种商栈所在地的唯一人口。他们需要当地人口与之共生，以获得贸易上的便利。小宛或许是当中最大的商栈，它选择离且末不远的地方建城，很可能也吸收了且末周边乡村地区的某些人口。小宛都城的名称“扜零”
也极有可能就是希腊语
（“水晶的、玻璃的”，特指翠绿色的玻璃）。Kivana解释为地名看起来更恰当，它很像是来源于希腊语
“蓝釉、青金石、海水、蓝色；深蓝色的、青蓝色的”。这两个地名如同汉语地名“青玉河”和维吾尔语地名“喀拉喀什河”。像于阗一样，精绝、小宛以及小宛北面不远的且末，均处在塔里木盆地南缘昆仑山北麓的玉石矿脉上，晶莹的玉石，尤其是青蓝色玉石或许是引发希腊人取上述两个地名的灵感。
那么，他们前来建立商栈的动机是什么呢？《大宛列传》的一条记载回答了这个问题：“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之后也正因张骞向他们许诺“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他们积极地为张骞提供了前往康居的向导和翻译服务。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希腊人将中国人称为（Seres）即“赛里斯人”，这个与家蚕丝“丝绸”一词
（serikon）相关联的族称暗示着他们知晓中国出产丝绸，而他们自己国内又不产，张骞报告了这一点：“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获取中国丝绸也许是他们设立商栈最重要的考量。其王国距离于阗地区不远，那里出产玉石并长期向中国内地输送玉石的信息，他们也不会全然不知。于是他们选择了与于阗邻近并更靠东、同处昆仑山北麓玉石矿脉边上的几处位置建立起贸易站点。特别是小宛，虽然被描述为“辟南不当道”，即不太偏南而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交通主干道，但更靠近矿脉，更具免费开采玉石的优势，有了玉石，就能换来狂热追捧玉石的中国内地的丝绸。小宛还地处昆仑山和阿尔金山之间的山口，这里正是经由青藏高原的玉石之路的门户。因此它能够在两条玉石之路上左右逢源。另一条是通往河西走廊的塔里木南缘主干道，后来玉门关是其通关口岸。
希腊人尽管通常并不将玉石当作宝石来崇尚，可有趣的是，希腊化时代的中亚确实有一件以玉石为材质的圆雕在今日为我们所知，它以十分纯正的希腊风格表现了一只趴着回头的母猎狗，但母猎狗的脊椎骨和卷曲的尾巴尖带有夸张的风格化处理又透露出某种中亚和东亚艺术特征。这件艺术品表明中亚的希腊人曾受到东亚玉石文化的影响，也暗示了他们曾经不无以玉石换丝绸的贸易努力。
这种“欲通不得”的贸易努力应在优提戴摩斯一世之子戴麦特里奥斯一世（约公元前200—171年）在位时期。在这不长的时段里，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统治范围扩展至最大，直抵“赛里斯人和弗吕诺伊人（/Phrynoi）”地区，即与汉朝和匈奴更为靠近了。在此期间，王国的三个副王潘塔莱翁、阿伽托克莱斯一世和优提戴摩斯二世还都发行过镍铜合金（俗称白铜）的辅币。其中铜含量大约80%，镍含量15%，还有5%的其他金属。一直有学者主张这三位国王发行的这种钱币所用的镍铜合金来自中国。现在这种理论遭到了普遍否定，学者们又倾向于认为他们使用的镍铜合金来自天然矿藏，但关于矿源的各种意见也只是猜测。科威尔的一项分析认为，三位国王使用的铜镍合金来自一种“包含镍砷矿物质的含镍硫化铜矿石”。最近我国在且末县南部昆仑山北麓探明的一系列镍铜矿与科威尔的分析结果不乏一致，含镍硫化铜矿石中也伴生有砷等矿物成分，这些矿藏距小宛正好很近。如果不是巧合，这暗示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官方或许以小宛为基地在昆仑山北麓开采过金属矿藏，并将冶炼好的白铜锭运到了他们设在塔克西拉的造币厂。
三个国王在位持续的时间是约公元前190—171年，之后就不见再有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打造这种材质的钱币了。这也许不是出于偶然，因为公元前170年代，匈奴势力大举扩张，控制了整个塔里木盆地，希腊人在这里的贸易活动无疑受到了遏制甚至排挤，举步维艰。原本就不多的贸易和开矿人员，想必会撤走，有的即便没撤走，也不会在后续有什么明显的商业收益，更不会再有新人员的补充。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与汉朝通商的尝试流产了，曾经设立的贸易站点仅仅留下了地名，少量滞留人员最后也会融入当地居民当中。等到三四十年以后张骞路过那里的时候，听到的仅仅是小宛的国名。
结 语
张骞凭借在出访考察和外交语言实践中创造的“大宛”和“大夏”两个国名，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尚未被游牧人直接占领的两个地区——首都所在的核心区和东北边陲建构为两个国家。这种建构是他为古代中国人开创的关于“西域”的知识传统的一部分。这一传统影响深远，乃至日后各时期了解到的域外新知识，只要有可能，都会被置于这个传统框架之中加以解说。“大夏即吐火罗也”即为一例。这种知识讲述的路径依赖有时也会带来知识的滥用，而这种滥用有可能又会反噬我们对初始知识原本会有的良好理解直觉。例如，将上面那句地理方位的对标描述误导性地解释为《新唐书》编写者的审音勘同。
传统的中西交通史方法，时常只满足于与一大堆散碎的外语名称的对音，满足于汉文文献的内部互证。然而，不顾历史场景、历史情境、历史语境、历史事实的孤立对音，带来的不是历史的重建，而是逻辑的不合。汉文文献展开的是一种“中原视角”，书写是一种“西域叙事”。它不可不读，但不宜只读。更多的非汉语文献等待着被打开，更等待着正确的打开方式。对文本的情境化阅读和解读，恐怕是重构历史的第一步。
在今天，阅读张骞，不能只局限于阅读《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还需要追寻张骞的足迹——在张骞走过的路上，在张骞到达过的地方，在考古遗址，在地图上，在希腊拉丁文献以及其他语种文献的蛛丝马迹中，当然也需要在头脑中，在一种历史信息和逻辑准则规范的“推理和想象工厂”中。张骞到达的是一个统治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希腊民族与当地民族共同生活的国度，而这个国度也只是在二十年前和两年前迎来了两批有些鲁莽的新来者而已。一个多语的但同时又以希腊语为共同语，一个多族群的但又热衷于将希腊生活方式作为精英文化加以模仿的希腊化世界需要被“想象”出来，因为张骞曾经见证并描述了它的存在：“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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