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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夏金元是我国古代分别由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前后历时四个多世纪。这一时期，无论是对我国边疆地区的经略与开发、对我国疆域的开拓，还是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同世界文明的交流互动等，都展现出精彩内容，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表现在很多方面。
文字体现民族融合
辽夏金朝语言文字的创制，与汉字关系非常紧密。契丹语分为大小字。契丹大字大概以汉字“隶书之半，就加增减”。契丹小字则是一种拼音文字，使用类似汉字偏旁部首的表音符号来拼写契丹语词汇。西夏建国后，李元昊命大臣野利仁荣创制了西夏文字。西夏语文字形体方正，字体烦冗，有楷、行、草、篆之分，是模仿和借用汉字笔画而创制的一种新方块字。金太祖阿骨打命丞相完颜希尹创制本国文字，完颜希尹“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
元朝忽必烈时期，鉴于国内各民族操多种语言文字，他本着天下一家的思想，准备创造一种能够“译写一切文字”的新文字。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命国师八思巴创制新字，即所谓八思巴字，正式名称为“蒙古国字”（初称蒙古新字）。八思巴创制的新字，主要依据藏文字母，同时还参照了蒙古语音和汉语语音。在文字字形的改造方面，则吸收了汉字字形，最终创制出用藏文字母拼写蒙古语的蒙古新字字母41个。契丹大小字、西夏文、女真文在创制过程中受汉字影响更大，八思巴字则是综合藏、蒙、汉等多种语言而形成的一种新文字。
可见，辽夏金元各王朝本民族文字的创制本身就是多民族语言相结合的结果，其使用者也不仅仅是本朝内的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单一民族，而是多民族共同使用。至今保留下来的各民族文字文献，也往往是多种文化成就的体现，如儒家经典、佛教道教典籍、少数民族历史典籍等。因此，辽夏金元四朝的民族文字本身就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和见证。
多种宗教异彩纷呈
辽夏金元四朝的宗教政策具有相似性，即对多种宗教均能采取较为开放的态度，兼收并蓄、一视同仁（为了巩固政权而采取的宗教平衡政策除外），元朝宗教政策尤其如此。在四个王朝中，除了佛教、道教以外，伊斯兰教、景教等外来宗教也有流传。其中，元朝流传的宗教更多，宗教往往与民族的关系更为密切。在这种宗教政策下，四个王朝中具有相同宗教信仰的民族和信徒，其联系与交往就会更为密切。同时，四朝与西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世界的往来和交流也更为频繁。
伊斯兰教和景教在辽金两朝较为流行，在西夏则似乎不够明显，但我们仍能在域内外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中发现伊斯兰教和景教在西夏流传的痕迹。元代对各种宗教均一视同仁，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对各种宗教的态度比较开明。正是因为蒙古统治者具有这种指导思想，元朝的宗教信仰比较开放自由，多种宗教在元代均有流传，形成了多种宗教异彩纷呈的局面。除了佛教（包括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道教各教派之外，元朝还流行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摩尼教、湿婆教、萨满教等。
各民族共同谱写新华章
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少数民族汉化是普遍现象。辽夏金元四个王朝都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建立王朝的这些少数民族自然是统治民族，各朝统治者还制定了不平等的民族政策（金朝和元朝尤为突出）。因此，其他民族攀附统治民族，学习统治民族的语言文化，向统治民族积极靠拢，甚至取得统治民族的身份，诸如此类便在情理之中。金朝灭亡北宋后，宋人在新王朝里开始学习女真语，以适应新朝的需要。南宋诗人陆游即有“上源驿中捶画鼓，汉使作客胡作主。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的诗句。元代福建建阳各书坊刊刻了非常流行的日用类书《事林广记》，其中收录有八思巴字《百家姓》、用汉字音译方式标注的蒙古语汉语双解字典《至元译语》，充分体现出元代江南文人争相学习蒙古语的情况。学习和掌握蒙古语，甚至成为南方读书人“入仕之捷径”。元代浙江文人王冕的诗句“江西年少学商贾，能道国朝蒙古语”，颇能说明当时江南汉人学习蒙古语的热情和取得的成绩。
元代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地位普遍高于汉人、南人，所以很多汉人放弃汉姓，改姓蒙古人或色目人的姓氏。京兆鄠县（治今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的贺氏家族就是一个典型的汉人“少数民族化”家庭。祖父子三代贺仁杰、贺胜、贺惟一深受蒙古统治者的赏识和重用，被赐予蒙古姓氏，所以贺胜又名贺伯颜，贺惟一被赐姓后改名太平。元成宗“赛梁秉政”时期的权臣梁德珪，本为汉人，籍贯为元大都路良乡（今属北京），字伯温，但是取了回回人的名字暗都剌。这都是汉族“少数民族化”的体现。
此外，在元代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社会中，异族联姻是彼此互相涵化的重要方式。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通婚，一方面是蒙古人、色目人“汉化”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有汉人“少数民族化”的成分在内。无论少数民族的“汉化”还是汉族的“少数民族化”，都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写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共同谱写了民族融合的新华章。
民族格局发生显著变化
经过各民族之间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元代的民族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形成了大分散、小集中的新格局。无论是蒙古人抑或色目人，他们不仅散布于北方，而且出于屯戍、经商、出仕、游学等多种原因，纷纷来到原南宋统治地区。不少人在此安家落户，与当地广大汉人杂居相处，形成了“西域之仕于中朝，学于南夏，乐江湖而忘乡国者众矣”的局面。元人俞希鲁编纂的《至顺镇江志》记载了镇江地区各民族杂居交融的情况：在当时镇江的土著居民中，除了汉人之外，还有侨寓户口，包括蒙古、畏吾儿、回回、也里可温、河西（即党项）、契丹、女真等其他少数民族。这说明在当时的镇江地区有很多少数民族，其中回回人的比例较高。
《事林广记》关于饮食的记载，也能体现出这种民族格局的变化。例如，刊刻于元朝至顺时期的版本，与大概反映南宋后期和忽必烈至元时期内容的和刻本（日本江户时代的刻本，依据的底本是元泰定二年即1325年的版本）相比，前者比后者的饮馔品种大幅度增加。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增加了北方的面食和原来金朝、西夏以及高丽、西域诸国的食品。这说明到元朝中后期，蒙古和北方饮食已在江南地区十分流行。这显然与蒙古、色目等少数民族迁居于江南而形成的民族新格局有关。
元朝各民族杂居相处、互相交融，民族间融合的程度越来越深。明初，由于朱元璋采取新的民族政策，遂逐渐形成“蒙古、色目人散处诸州者，多已更姓易名，杂处民间”，“久之因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也”的新局面，元朝时鲜明的民族族别与区分已十分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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